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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之间存在着道德上的不匹配。他说：“我一生中的首要问题是，你是什么样的人？而从不是，你是犹太人、基督徒、异教徒吗？”这没有改变他作为犹太人的自我形象，因为他曾挖苦地承认他生为犹太人、死为犹太人。
事实上，许多犹太人越来越相信，没有理由一个人不可以同时是犹太人和德国人。在受过教育的德国犹太人当中，被德国文化同化或者适应德国文化的进程在飞速进行。受过教育的犹太人渴望拥有德国人的教育，并骄傲地以良好的通识教育的形式展示这种教育的特征，他们始终用钢琴和书架艺术化地装饰自己的屋子，强制自己去博物馆、戏剧院或歌剧院。他们在私人会谈或公共谈论中引用古典作家（席勒、歌德、康德）的名言，这成为了许多犹太人确认自己的德国人特征的途径。他们做得绝佳，以至于他们比许多德国人还要维护德国的高雅文化。例如，在1750年和1800年之间，巴赫的全集没有得到印刷，因为德国的音乐精英认为巴赫是过气的音乐学究。甚至到19世纪20年代，巴赫的音乐几乎没有得到印刷。犹太作曲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尔托迪（1809—1847）是伟大的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的儿子，他从伯祖母萨拉·?莱维和拥有巴赫《马太受难曲》全部手稿的指挥家卡尔·?弗里德里希·?策尔特那里了解到巴赫的这部作品。策尔特对这部作品能否得到演出深表怀疑。但在1827年，门德尔松在其住宅安排了一场私人演出，他让策尔特相信《马太受难曲》应该得到复活。门德尔松和演员爱德华·?德弗里恩特在巴赫这部巨作上花费了巨大的劳动，对它进行了编辑和删节，使其达到了可以控制的演出标准。此时，这位年轻的犹太作曲家说：“想想吧，一位喜剧演员和一位犹太男孩必须复活世界上最伟大的基督教音乐。”1829年3月11日，巴赫的《马太受难曲》由门德尔松指挥，在柏林面对座无虚席的听众上演。之后，柏林的名人在策尔特的住宅里举行了盛大的聚会。有一个故事说：德弗里恩特夫人轻声对门德尔松说：“告诉我，坐在我边上的蠢货是谁？”门德尔松用餐巾布挡着嘴轻声说：“那个蠢货是哲学家黑格尔。”
犹太人在其他领域也是德国文化的支持者。格奥尔格文化圈的成员围绕在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周围，用几乎疯狂的热情培育着德国语言和文化的纯洁性。这些成员主要是犹太人。“回到康德”运动，企图证明康德学说的认识论和道德的关联，这个运动由奥托·?利布曼富有挑战性和争论性的论文《康德和他的追随者》（1865）发起，在整个19世纪后期由赫尔曼·?柯亨和他在马堡大学培养的学生承担。这些学生当中包括恩斯特·?卡西雷尔，“他每一口气都呼吸着高雅的德国文化”。这些哲学家继承了启蒙运动的传统，以及它对人类自由和宽容的憧憬。根据彼得·?盖伊的观点，他们转向席勒或康德，因为他们“提出了一个响亮的、明显是可以被引用的声明；并且，康德的批判哲学为理性的宗教提供了基本原理。这一宗教承诺允许被解放的犹太人使自己的宗教观点适合一个普遍的——他们希望得到普遍尊重的——方案”。
柯亨的梦想是，德国将成为文化的熔炉，在其中，犹太人和德国人成为一家人。他的梦想没有实现，但是却代表着他的那一代许多犹太人的希望。柯亨是少数擢升到终身教授地位的犹太教授。允许获取终身教授等级的人，通常被要求皈依基督教。弗洛伊德没有被允许获得教授职位，许多伟大的天才——不论皈依的还是没有皈依的——都遭遇到了持续的歧视。在小学或中学，雇用的机会可能更为糟糕，在政府的雇用也是如此。犹太人被有效地排除在上层公务员、内阁职位之外，尤其是排除在最受国民尊敬的军官团之外。未受洗礼的犹太人在普鲁士军队中，或者在普鲁士主宰的其他邦的军队中，是不可能成为一位军官的。正如弗里茨·?斯特恩所说，在德国没有德雷福斯案件，因为德国没有德雷福斯。
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形式的隔离，正如许多德国犹太人自己的观点和个人的表白所显示的那样，他们感到自己是德国人，并且认同犹太教士莱奥波德·?施泰因的主张：
我们是德国人，我们不要其他东西！除了德国这个祖国，我们没有其他祖国，我们不希望其他祖国！唯有依靠我们信仰，我们才是犹太人，在其他方面，我们效忠我们生活的国家。
假如我们回顾第二帝国，以及犹太人对生活在那里的状态的看法，我们就会清晰地发现，尽管有许多困境和羞辱降临到个别的犹太人身上，但是犹太人在德国有着在家的感觉，他们组建家庭，并且参与到德国的生活和文化当中。犹太人把自己奉献给了德国，他们沉浸在德国文化之中，并给予德国经济的强盛以金融上的支持。他们得到的奖励是可观的，因为四分之三强的犹太人属于殷实的中等阶级，相比之下，他们是一群享受着比平均水平的德国人收入更高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住宅和豪宅是他们物质上成功的见证。他们并没有显眼到他们随时会被清除的地步，或者他们在德国的生活十分危险，以致他们必须准备好行李箱，随时等待通知走人。那么，什么能够解释在德国存在的对犹太人仇恨的顽固性呢？它是如何表现自身的？同时为何对德国的犹太人是潜在的危险呢？
第二帝国反犹太人偏见的多样性
第二帝国反犹太人偏见可以比作水流中的漩涡，它在强度上经常变化，一直产生着吞噬犹太人的危险，最终，漩涡变成了有着政治和文化强度的更大涡流，种族主义仇恨的恶魔从中浮现，在阿道夫·?希特勒纳粹运动中变形，最终成为致命的东西。这些漩涡里有持续的反犹太人的基督教的偏见，它们谴责犹太人为杀害基督的人，指控他们犯有各种各样反基督教社会的罪行；有民族主义的偏见，它们控诉犹太人是“异己的存在”，是一个国家中的国家；有经济上的自我利益，它们控诉犹太人是欺骗诚实的德国人的吸血鬼；有大众歧视性的偏见，它们以各种羞辱的形式（斥责、排挤、嘲笑）指控个体的犹太人；有种族生物学的信念，它们诬蔑犹太人在种族上是劣等的，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具有生物学健康的危害。这些偏见绝非在孤立中运作，而是在许多情况下构成了相互关联的背景或综合征，它们在单一的个体中，也在更大的集团中运作；另外，就是在第二帝国期间，这些反犹太人偏见公开地爆发，成为了组织化的政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基督教对犹太人的偏见在德国依然强大，尤其是在乡村，宗教信念在那里根基极深，民众紧密地依附在他们的宗教机构身上。例如，巴伐利亚奥伯阿默高的村民依然十年一次上演耶稣受难剧，这可以追溯到1633年，以庆祝耶稣的诞生。用情节剧的道德语言上演的受难剧，其根本的主题是犹太人在耶稣十字架受难中的罪行。尽管纳粹是非宗教的，但是它依然把这部戏作为真正的民间文化保留了下来。事实上，纳粹在这部戏中发现的有价值的东西是其反犹太人的信息，它相信这一信息超越了其宗教的起源。在迷信的农民和被迷惑的患有犹太恐惧症的人当中，古老的宗教神话依然能发现其忠实的听众。在1867年和1914年间，有十二件审讯涉及在德国和奥地利的祭祀杀孩。前十一件没有起诉成功，第十二件的定罪是谋杀，而非祭祀杀孩。宗教机构也是有信誉的，据说像科隆和布雷斯劳大主教那样的教士就公开表明谴责古老的反犹太人诽谤。但当教皇庇护九世利用反犹太人的情绪爆发破坏这种教士发起的启蒙的时候，以上的作为就显得无济于事了。教皇宣称犹太人是“耶稣的敌人，他们没有上帝，只有他们的金钱”。
在世俗的物质主义时代，由各种意识形态产生的攻击和仇恨的思想在不断增盈，其中包括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因此，人们不应该对反犹太人偏见很快适应了新的潮流而大惊小怪。当然，仇恨是一样的，但是它的语言是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了。犹太人被患有外国人恐惧症的德国人视为另类的民族，它不可能同化进日耳曼民族。因此极端的、种族倾向的民族主义的兴起破坏了早先犹太人可能属于日耳曼民族的信念。当欧洲，尤其是德国从宗教的反犹太主义转向部族净化的时候，犹太人可能就得不到一丁点同情和怜悯，因为皈依基督教甚至向国家宣誓效忠也无济于事。犹太人现在和未来都是犹太人，他们不可能成为德国的犹太人或犹太的德国人。对于一个种族主义者来说，这些都是矛盾的。根据种族主义的犹太恐惧症的观点，犹太人被“犹太人的血液”天生污染了，这种血液完全决定了他们的行为方式。正如彼得·?普尔策所言，不是道德让犹太人变坏，而是犹太人让道德变坏。普尔策恰当地把这一对犹太人仇恨增进的阶段称作“细菌学的”阶段。在一个种族意识越来越强的世界，犹太人对德国（雅利安）社会造成了生物学健康的威胁。从传统宗教的向种族主义的犹太恐惧症的转变，可以在诸如尤利乌斯·?朗本和欧根·?杜林这样有着高度影响力的作家的著作中清晰可见。
杜林和朗本视“犹太人的邪恶”来自“犹太人的血液”，而非犹太人的宗教和文化。正如先前所提及的，这一指控与达尔文的生物学，尤其是和优生学运动的出现，以及它对生产健康族群的许诺存有关联。德国学术界的成员开始放弃平等的理论，而支持可能存在于各种种族群体之间的天生不平等。语言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生物学隐喻和灭绝性的词汇，诸如“寄生虫”“杆菌”“根绝”“灭绝”“根除”。例如，“根绝”通常是用于与消灭寄生虫相关的词汇。在对日耳曼民族加以纯洁的讨论中，几个种族倾向的代言人为灭绝犹太人辩护，认为它是最好的从德国人民中去除寄生介入者的方法。例如，拉加德拒绝把犹太人变为德国人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是无用的办法。取而代之，他认为驱逐甚至灭绝的方法是最好的。拉加德在他的一本书里认为：“犹太人是寄生虫和杆菌，宣称人不能同旋毛虫和杆菌妥协，旋毛虫和杆菌也不会服从教育。要尽快和彻底地灭绝他们。”这些思想所产生的严重结果可能在1944年得到了显示，国防军发放了拉加德的选集，据说是给正在灭绝犹太人的士兵以支持和安慰。
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杜林，也传递了同样的信息。他坚持认为，犹太人是独一无二的物种，具有完全不同的民族信仰，因此不能同化进德国文化当中。在他各种论述犹太人问题的小册子里，尤其是在其好斗的《作为种族、道德和文化问题的犹太人问题》（1881）中，杜林把他自己展示为一个种族主义者和一个灭绝主义分子，他号召对世界的犹太人进行杀戮和灭绝，并且借助更高的历史法则使这类种族灭绝的思想合法化。朗本和杜林以种族排他性的思想模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们把犹太人设想为致命的外国有机物，他们把自己嫁接到他们德国人的主体上，因此必须通过外科手术加以去除，以拯救民族的身体。德国面临的现实和任何被犹太化的国家面临的现实一样。假如一个国家要作为一个健康的国家生存下来，就必须去犹太化。传统基督教的去犹太化的方法是通过洗礼，这是无用的，因为犹太人毁灭性的天性在遗传上就被固定下来，因此无法改变。这种种族的摩尼教先于纳粹运动，它的家谱是由欧根·?杜林、尤里乌斯·?朗本、保罗·?德·?拉加德、奥托·?鲍克尔，以及一批喧闹的种族倾向意识形态分子和官方授意的优生学倡导者所创建。
历史学家思考了这种刺耳且非理性信仰的原因，把它们归于一系列不同的但也相关的起源，比如部族的民族主义、新浪漫主义、种族主义。例如，乔治·?摩西很久以前就认为，相当数量的德国人，特别是那些属于保守主义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以及技能熟练的工匠，都深受正在出现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把各种有关鲜血和土地的部族观点和新浪漫主义、种族主义的乌托邦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正如有时人们所称谓的，这一新的种族倾向意识形态是现代化的反动；是由被疏离的知识分子和社会阶层发出的反冲，他们感到自己受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潮水的威胁。这一反冲带来各种异质的团体，比如民族主义的教师和他们的学生、农民、新浪漫主义的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职业团体（没有竞争力的小店主、不被人需求的工匠、商店或者办公室的职员）、军刀铿锵作响的军国主义分子和他们在民众中的拥护者。正如奥托·?格拉高后来所说，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社会问题就是犹太人问题。这些团体不是面对正在出现的由大城市组成的世界，面对商业企业狂热的步伐，而是企图发动堂吉诃德式的反革命，旨在夺回更为原始的、根深蒂固的、他们想象在过去已经存在的世界。换句话说，他们珍惜的价值观属于前工业化的时代。他们围绕着土地和国家中的根深蒂固、社会等级，以及对受到时间尊敬的习俗和传统的遵从。根据他们的看法，犹太人体现了他们厌恶的一切：他们是城镇的居住者，并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