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成为了独立的店主、小企业主,至于一些著名的才俊则成为了运营银行、报纸、出版康采恩、大公司和工厂的大企业家。后一个阶层的犹太人在金融上的成功尤其显著,立刻引发了嫉妒和鄙视。
在这些新人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埃米尔·?拉特瑙。他是一位工程师,在1881年他亲自见证了托马斯·?爱迪生在巴黎博览会点亮了电灯泡,并和这位美国发明家就在德国推广这一技术进行了谈判。1883年,他组建了德国爱迪生公司。在拉特瑙去世的时候,他的公司一共雇用了7万人,公司不仅负责为德国的大部分地区提供电力,还在世纪之交为世界的其他很多地方提供电力。拉特瑙的儿子瓦尔特·?拉特瑙成为了其父亲的电力托拉斯的经理,1916年帮助组织了德国的战时经济,后来成为了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被右翼犹太人的仇恨者刺杀。
拉特瑙属于处于上升中的犹太人才俊的群体,他们在大学和威廉时代德国的技术学校接受了优秀的科学训练,在建立新的工业康采恩的时候运用了学到的知识。I.G.法本化学托拉斯的创始人之一海因里希·?卡罗,是一位西班牙系的犹太人,他在苯胺染料领域的发现,使得他的公司成为了合成染料以及橡胶、石油和硝酸盐的合成替代物等领域的世界级杰出制造商。另外一位犹太化学家是阿道夫·?弗兰克,他发现了碳酸钾的衍生物可以作为肥料的用处,并把他的产品出口到美国。可能最有趣的犹太化学家是弗里茨·?哈伯,他是一位来自布雷斯劳的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他开发出一种从空气的硝基硝酸盐中合成氨的方法,后来帮助了德国的战争机器制造自己的用于爆炸的硝酸盐,以及开发毒气。正如弗里茨·?斯特恩所认为的那样,他在1914年不可能预见到“他为德国人制造了毒气,而德国人把它作为另一类毒气杀戮了数以百万计的自己的同胞”。
哈伯像许多德国犹太人一样,是一位成功地被同化的德国人。作为发明家、皇帝威廉学院的院长、国家枢密院顾问、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的职业生涯可以成为犹太人积极进取和获得成功的教科书范例。但是,甚至这位伟大的成功者,以及德国人生活和文化的捍卫者,也痛苦且悲剧地发现,他所有的爱国服务在纳粹统治下也没有意义。1933年,哈伯被解除了所有学术职位,不情愿地流亡国外,一年后伤心地去世。
当然,我们可能发现,犹太人最显著的成功故事发生在金融和银行领域,因为现代商业企业的扩张需要大规模的资本流动。正如先前所提及的,犹太人享有在这个领域的优势,在过去五百多年为农民、贵族提供借贷服务,因此获得了能让自己处于“刀刃”之上的知识和洞察力。一些著名的运营着大型银行的犹太家族,除了已经提及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有门德尔松家族和柏林的布雷施罗德家族、汉堡的沃伯格家族、科隆的奥本海默家族。个别的犹太人也在建立德国重要的银行中发挥突出的作用。德意志银行的奠基者之一是路德维希·?班伯格,后来他成了帝国议会的代表。另一位犹太银行家是欧根·?古特曼,他把德累斯顿银行的运营扩展到全国范围。
弗里茨·?斯特恩记载了银行家格尔松·?布雷施罗德和奥托·?冯·?俾斯麦之间紧密的伙伴关系,用大量的细节展现了犹太银行家和铁血首相的生活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以及金融的专业知识是如何对帝国的建立和伟大地位作出贡献的。这是一个极其富有启迪性的研究,它总结性地论证了犹太人在积极的意义上所发挥的重要金融作用,也清除了两个反犹太人的神话:一个是犹太人喜欢巨额财富,一个是习惯利用这些财富获取不应有的政治影响和权力。相反,斯特恩认为,甚至布雷施罗德的财富也缺乏明显的政治影响力,因为在普鲁士的政治体制中它没有移动权力的杠杆。尽管布雷施罗德参与了俾斯麦私人的金融事务,对此进行了精心管理,并经常提供精明的信息和建议为这位首相服务,但是他从来没有进入俾斯麦的社交圈子,至多只是一个有价值的、受到尊敬的局外人,他必须对德国政治体制对他所规定的限制心满意足。
铁血帝国的力量需要金融上的支持,犹太人的黄金在此提供了明显的帮助,正如它把德国从毁灭性的三十年战争中拯救出来提供的帮助一样。在1870年到20世纪期间,犹太银行家冒着风险将他们的资本投放到许多工业企业上,其中对于经济兴旺尤其重要的是不断扩张的运输系统。科隆的亚伯拉罕·?奥本海默给德国第一批铁路公司之一莱茵河铁路公司提供了金融支持,并且管理了这家公司,它的铁路连接了科隆和安特卫普。莫里斯·?德·?赫施男爵的绰号叫“土耳其”,他在1869年接受了土耳其政府的合同,铺设一条连接维也纳和君士坦丁堡的铁路;第一列东方快车1888年驶离维也纳。到那时,赫施已经成为德国最富有的企业家之一,但他也是一位非常慷慨和关心社会事务的人,他捐赠了数百万元给予有价值的事业,特别是支持了数百万俄国的犹太人,由于沙皇的压迫,他们逃到了西方。
另一位工业巨子是喜欢炫耀的贝特尔·?亨利·?斯特劳斯伯格,他是一位皈依基督教的普鲁士犹太人,机智而有天赋,在英国、美国和他的母国德国追名逐利。斯特劳斯伯格是一个依靠“空气”生活的人,从来不用自己的钱而是用别人的钱投资,依赖对未来的许诺。但是他思维敏捷、富有魅力,足以说服严肃的投资者——其中包括外国政府——投资他庞大的计划。在帮助英国投资者在东普鲁士铺设一条铁路之后,他在德国、俄国、匈牙利延伸和建设铁路线,同时积聚了巨量的纸上财富,这成为了未来投资者的灾难。他的帝国在1873年崩溃,那时罗马尼亚政府拖欠了一条他在罗马尼亚正在建设的铁路线的费用。仅此一次,他的时机选择是灾难性的错误,因为1873年那年,德国的市场崩溃,导致了长时间的、席卷了众多投资者的萧条。这些投资者像赫施一样一直依靠着膨胀的金融价值和风险投资生活。
在造船业,最伟大的犹太人成功的故事是阿尔伯特·?巴林,他从汉堡—美国航运公司的客运部经理做起,最后晋升到公司的总经理。巴林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在运输数以百万计的犹太移民从东欧前往他们的目的地(通常是美国)上显示了杰出的组织能力。像赫施一样,巴林是一位有着强烈社会良知的人,他在接纳自己的客户方面作出了让步,甚至在他们启程去新世界的前后彻底地改善了他们的住宿条件。在他的客户上路之前,他建立了拥有教堂和犹太会堂的微型村落。巴林把汉堡—美国航运公司变成了世界主要的运输商之一,甚至在最恶劣的冬季利用他的船只为富人和名人提供快乐的巡游。皇帝和巴林都喜欢船,但皇帝更喜欢战舰而非客轮,他拒绝听从朋友的意见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温和的进程。就是巴林最终告诉皇帝德国战败了。皇帝离开了德国,而巴林服用过量的安眠药离开了世界。
除了在银行业、商业、运输业之外,犹太人也大量涉足正在出现的大众传媒业,包括报纸、期刊和图书的出版。在许多方面,犹太人是爱书的民族。两千多年来,他们就依靠文字生活,因此如鱼得水似的从事印刷绝非偶然。尽管在这一领域犹太人有着不同寻常的非凡表现,但是他们远没有像他们的诽谤者所相信的那样占据主导地位。这里还是一个成见的问题。从表面来看,一些犹太的报业大亨似乎主导了市场,在柏林和法兰克福尤其明显,但是除了所有的犹太人控制的报纸,仍有数以百计的非犹太人报纸。犹太人的仇视者坚持认为,“犹太人的出版”是激进的,甚至是“犹太教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报纸业或出版业中,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犹太人实际上倾向于成为温和的中心,而非极端的保守主义或极端的社会主义。另外,犹太人很少宣传“犹太教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们很少公开维护犹太教的思想。但是,正如后来人们所见,对于犹太人的仇视者来说,这并没有造成什么差异,因为他们很快就创造出一个完全想象的犹太人的“特性”“信念”“精神”等条目。从长期来看,保护自己免受这些恶毒的指控是不可能的。这些指控包括犹太人坚持自己的立场,显示自己的精神特性。
现代犹太新闻业之父是莱奥波德·?索尼曼,他在1866年创办了《法兰克福汇报》。索尼曼在柏林有两位一样伟大的报业大亨同伴,一位是莱奥波德·?乌尔施泰因,一位是鲁道夫·?摩西。乌尔施泰因在1877年购买了《新柏林日报》,后来增加了《柏林早报》。他的五个儿子参与之后,乌尔施泰因的公司成为了最庞大的出版康采恩之一,直到纳粹把它击碎。更有影响的,特别是在大众市场更有读者的是摩西的公司。其奠基人鲁道夫·?摩西在1871年出版了《柏林日报》,这是第一份主要由广告而非由读者做财务支撑的报纸。摩西通过创建两份主要为工人大众服务的便宜报纸——《大众报》和《晨报》——扩大了自己的帝国。到1914年,摩西的报纸总发行量在约400万的总人口当中达到了25万份。犹太人很少出现在图书出版业,著名的出版人是塞缪尔·?菲舍尔和库尔特·?沃尔夫,他们主要是为大众提供服务的出版商,但是保持了非常高的文学水准。
紧接着“犹太人的”出版或者银行,在犹太恐惧症患者的心理世界一直构成最重要因素的机构是受到极度诽谤的百货商店,尤其是纳粹分子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一恶魔般的百货商店的疯狂攻击。这些商店被认定吞噬了许多德国人的小杂货店的生命,让它们垂死挣扎。事实再一次证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尤其是19世纪的百货商店,它是创新的奇迹,因为它将许多小商品在一个中心区域集中起来,以优雅的环境、阅读室和休息室、餐馆以及低廉的价格,给消费者从未有过的吸引力而诱惑着他们。百货商店应该是消除了对喜欢讨价还价的犹太人的成见,因为它的交易价格固定。但是,对犹太人的仇视仍未改变,它很快以新的形式替代了古老的成见,也就是说,格尔松、格伦菲尔德、蒂茨、绍肯、维特海姆的百货商店是犹太人更大的经济阴谋,它的目的是接管德国的经济。
这类对犹太人的经济成功的仇视,经常来自正在被现代化快速忽视的社会经济团体,他们因为自己的经济困境而谴责犹太银行家和批发商。他们猛烈攻击自己假想的没有寄托的、有进取心的、冷漠无情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毫不考虑他们假定的对他们的无辜受害者的伤害,在经济成功的梯子上攀爬。这种感情在德国各地的农民当中尤其强烈。尽管第二帝国期间在建立各种为农民提供服务的借贷机构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是犹太人贷款的传统形式在乡村依然没有减弱。农民已经习惯于数个世纪以来直接向犹太中间商直接交易的传统,这不仅发生在金融交易中,也出现在更为广泛的涉及牛、小麦、啤酒花、羊毛、皮制品和木材等商业交易当中。在德国的一些地方,特别是在法兰克尼亚、黑森和威斯特伐利亚,犹太人的商业交易者保持了他们的领导地位;从事牛交易的商人有四分之三是犹太人。
在整个19世纪后期以及此后的时期,德国的农业一直处于危机当中,因为德国的农民不能适应生产和管理的最新科学方法,因此在世界市场缺乏竞争力。许多农民欠了犹太借贷人的巨款,他们偏爱和犹太人交易,因为人们认为,与欠那些令人尊敬的德国机构的钱相比,欠犹太人的钱没有那么丢脸,这些农民经常被迫将他们超出抵押的农庄出售给犹太债主。每当犹太人在拍卖他们委托人负债的财产获取利润的时候,怨恨在乡村达到了反犹太人仇恨的高峰。在19世纪后期,像奥托·?鲍克尔、赫尔曼·?阿尔沃特那样的反犹太人煽动者,在政治上组织的就是这种仇恨。尽管工业化和现代化十分快速,但是农业贸易和前工业贸易的顽固性在德国依然非常强势,就是在这些受到现代化替代或威胁的集团,比如农民、传统工匠、缺乏竞争力的商人、负债的容克地主,反犹太人的偏见非常强烈。
这类经济上的反犹太人仇恨,在文化上的对应物是这样一种谴责:犹太人正在污染德国的文化纯洁性,他们用自己犹太人精神的粗鄙物质主义价值观感染德国。根据彼得·?盖伊富有启示性的表述,作为现代化的代理人,犹太人并不必然具备现代主义的文化内涵,他们是自己历史地位的主人,也是牺牲品。犹如在其他领域,对于德国人来说,在文化领域当中犹太人也是处处可见,但与其是作为艺术家、作家或音乐家,还不如说是作为犹太艺术家、作家或音乐家。另外,许多犹太艺术家被贴上了轻蔑的标签,或者与先锋派运动消极地联系起来,这些运动被文化的保守主义分子唾弃为非德国的或者颓废的。但什么是犹太作家或者犹太精神呢?一个人如何客观地将德国艺术家和犹太艺术家区别开来呢?正如德国那个时期最伟大的画家之一、犹太人马克斯·?利伯曼所认为的那样:“绘画和犹太教有什么关系?”像无数的德国犹太人,利伯曼坚持自己强烈的人文主义信念,他并没有发现在显示对人类尊严的尊重和对自己民族或宗教立场的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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