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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现阶段所能提供的模式恐不外乎‘效率’。如果长期以来不断给予共产主义体制以拦腰一击并导致其崩溃的是‘经济效率’，则我们在混乱时期将其视为实物性规范而敷衍于整体未必没有道理。试想，除了如何才能提高效率以外，我们日本人在整个战后难道创造谷其他哲学或类似哲学的东西吗？诚然，效率性在方向性明确的时候是立竿见影的，而一旦方向性的明确度失去，效率性刹那间即会变得软弱无力，如何在大海正中遇险失去方向之时任凭有多少熟练得力的划船手也毫无意义一样。高效率地朝错误方向前进，比原地踏步还要糟糕。而规定正确的方向性的，只能是拥有高度职能的Principle。可惜我们现在厥如，无可救药的厥如。”
绵谷升铺展的逻辑有一定的舒服力和洞察力，对此我也不能不承认。问题是读了好几遍我还是弄不清楚绵谷升作为个人或作为政治家到底寻求什么——措施何在？
绵谷升还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及“满洲国”，这个我倒读得津津有味。文章说，帝国陆军在昭和初期便为设想中的对苏全面作战探讨过大量征调防寒军服的可能性。那以前陆军未曾经历过西伯利亚那样极端寒冷地带里的实际战斗，所以冬季防寒措施乃是亟待完善的一个方面。可以说部队几乎没有任何冬季作战准备以应付可能的边境纠纷引起的突发性大规模对苏战争（这并非没有可能）。为此，参谋本部设置了对苏战争可能性研究班，在兵战部门就严寒地带专用被服进行实质性研究。为了把握真正的严寒是怎么一种程度，他们实际跑到时值隆冬的萨哈林岛，在酷寒中使用实战部队试穿防寒靴、大衣和内衣，对于苏军现有装备以及拿破仑军队用于对俄作战的衣服进行了彻底研究，从而得出结论说：“陆军现有防寒装备不可能度过西伯利亚的冬季。”他们预计前线士兵将有大约三分之二因患有冻伤而失去战斗力。陆军防寒被服的设想条件是多少温和些的中国北方的冬季，且绝对数量也不足。研究班暂且试算出有效装备十个师防寒被服所需绵羊的只数（班上流行的玩笑是算羊只数算得睡觉工夫都没有了）及其加工所需设备的规模，提出了研究报告。
报告书这说，日本国内饲养的绵羊只数显然无法保证日本在受到经济制裁或实质性封锁的情况下在北方打赢一场长期对苏战争。这样，满蒙地区稳定的羊毛（以及兔毛皮等）供给及其加工设备的确保便是必不可少的。为视察情况而于一九三二年前往成立不久的“满洲国”的，即是绵谷升的伯父。他的任务是估算“满洲国”内需多长时间才能实际保障如此数量的供给。他毕业于陆军大学，是专门搞logistics（兵站学）的年轻技术官僚，这项任务是他接受的第一个重头任务。他将防寒被服问题看作现代兵站一个典型事例而详尽地做了数字分析。
绵谷升的伯父经熟人介绍在奉天见到了石原莞尔（日本陆军中将1889-1949。策划九一八事变，在伪“满洲国”的成立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两人对饮了个通宵。石原极力主张避免为了中国大陆而同苏联全面开战，认为打赢战争的关键在于兵站的强化，即在于新生满洲的迅速工业化和确立自给自足经济。石原说得条理清晰而又热切感人。此外还说到日本农业移民在农牧畜业的组织化效率化方面的重要性。石原原本主张不应该将“满洲国”弄成如朝鲜和台湾那样的赤裸裸的日本殖民地，而应使其成为亚洲国家的新样板，但在认为“满洲国”终归乃是日本对苏以至对英美作战的兵站基地这点上却是十足的实用主义。他相信：现阶段拥有实施对西欧战争（即他所说的“最终战争”）的能力的国家亚洲唯独日本，因此日本有义务协助其他各国从西欧诸国统治下获得解放。不管怎么说，在当时帝国陆军将校中石原是最为关心兵站问题且深有造诣的人物。一般军人总以为兵站本身是“女人气的”，而认为纵使装备不足也舍身勇敢作战才是陛下的军人之道，以可怜的装备和少量人员扑向强有力的对手并取得战果方是真正的武功，“以兵站跟随不上的快速”驱敌前进被视为一种荣誉。这在身为优秀技术官僚的绵谷升伯父看来纯属荒唐至极。没有兵站作后盾即开始持久战争无异于自杀行为。苏联由于斯大林的集约性经济五年计划而使军备得到飞跃发展进入现代化。长达五年的充满血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旧世界的价值观一败涂地，机械化战争使欧洲各国的战略和后勤概念为之一变。作为驻外武官在柏林生活过两年的绵谷升伯父对此感同身受，然而大多数日本军人的认识水平，仍停留在陶醉于日俄战争胜利的当时。
绵谷升伯父在石原明晰的逻辑和世界观以至超凡的魅力面前大为折服。两人的亲密交往在伯父返回日本后仍未间断。后来石原从满洲回来转任舞鹤要塞司令，绵谷升伯父还去见了他好几次。他关于“满洲国”内绵羊饲养与加工设备情况的详细而中肯的报告，回国不久即提交给本部而受到高度评价，但不久由于一九三九年诺门坎事件中的惨败以及英美加强经济制裁，军部的目光逐渐转向南洋，对苏作战可能性研究班的活动于是不了了之。不过，诺门坎事件之所以球初早早结束而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战争，研究班那份断言“以现在装备无法实施冬季对苏战斗”的报告是起了一定作用的。球风吹起之后，注重面子的日军居然痛痛快快退出了战斗，通过外交谈判将不是很好的呼伦贝尔草原的一角让给了外蒙和苏军。
绵谷升讲述这段从伯父口里听来的逸闻之后，随即以兵站思想为依据从地势学角度就地域经济展开了论述。但我感兴趣的是绵谷升伯父曾是在陆军参谋本部工作过的技术官僚，曾与“满洲国”和诺门坎战役有过关系这一事实。停战后绵谷升被麦克阿瑟占领军开除公职，在老家新瀣度过一段隐居生活，不久开除令取消，他乘机步露政界，作为保守党人出任过两期参议院议员，之后转入众议院，其事务所墙上挂有石原莞尔写的字幅。至于绵谷升伯父是怎样一个议员以及作为政治家做过什么我自是不晓。当过一次大臣，在地方上似有很大的影响力，但终究未能成为国政一级的领导人。而如今，其政治地盘由绵谷升承袭下来了。
我合上剪报集放进抽屉，之后胳膊抱在脑后，怔怔地看着窗外的大门。大门即将朝内侧打开，放进肉桂驾驶的“奔驰”。他将像往常一样拉来“客人”。我和“客人”们由于这块痣联系在一起。我由于这块痣和肉桂的外祖父（肉豆蔻的父亲）联系在一起。肉桂的外祖父同间宫中尉因新京那座城市联系在一起。满蒙边境的特殊任务将间宫中尉和占卜师本田先生联系在一起。我和久美子通过绵谷升介绍而同本田先生相识。而我和间宫中尉因井底联系在一起。间宫中尉的井在蒙古，我的井在这座住宅的院内。这里曾有中国派谴军的指挥官住过。这一切连成一个圆圈，位于圆圈中央的是战前的满洲，是中国大陆，是一九三九年的诺门坎战役。可是我和久美子何以被卷入这种历史因缘之中呢？我不得其解。那些全部是我和久美子出生以前的事啊！
我坐在肉桂的桌前，手指放在键盘上。我还记得自己同久美子通话时手指的感触。刚才我同久美子的电脑对话毫无疑问被绵谷升的电脑监控下来了，他想从中了解什么。他保存了我们两人的对话，当然并非处于关心。也有可能他们以通讯访问作为阶梯而企图从外部进入肉桂电脑窃取这里的秘密，但对此我不甚担忧。因为电脑的奥秘即是肉桂其人的奥秘本身，而他们不可能洞悉肉桂这个人深不可测的奥秘。
我往牛河的事务所打电话。牛河在，当即拿起听筒。
“嘿，冈田先生，真是太巧了！老实说，我刚刚出差回来十分钟，匆匆忙忙的。从羽田机场搭出租车飞奔回来的（说是飞奔，其实路上塞得一塌糊涂），擤把鼻涕的工夫都还没有，抓起文件就又要出去。出租车还在门前等着没动。噢，电话简直就像瞄准空当打来的。眼前‘叮零零’电话一响，我就自己问自己；嘿，这么巧而又巧的人物到底是什么人呢？对了，特意给这不肖牛河来电话，可有何贵干？”
“今晚能用电脑和绵谷升通话吗？”我说。
“你是说先生？”牛河压低嗓门，变得谨慎起来。
“嗯。”
“不是电话，是使用电脑画面吧？像上次那样？”
“正是。”我说，“我想那样对双方都容易些，不至于拒绝吧？”
“蛮有把握嘛。”
“把握是没有，只是那么觉得。”
“那么觉得。”牛河低声重复一遍，“恕我冒昧，您的‘那么觉得’是经常准的吧？”
“难说。”我事不关己似的说。
牛河在电话另一端沉吟片刻，似乎是在脑袋里飞速计算什么。好兆头。不坏。让这小子哪怕沉默一会都非易事，纵令没有让地球倒转那般难。
“牛河先生，你在吗？”
“在在，当然在。”牛河慌忙开口，“像神社门前那对石雕狮子狗似地呆在这里呢，哪里有没有一颠一颠地走动。下雨也好，猫叫也好，我都得老老实实在这守护香资箱。好的，明白了。”牛河恢复了平日的口吻，“可以。设法把先生稳稳扣住就是。不过今晚无论如何也不成。如果是明天，我可以用这颗脑袋瓜子打保票：明天夜间十点把座垫摆在电脑跟前，让先生好好坐上去。这样如何？”
“明天也不碍事。”我略一停顿回答。
“那好，就由我这猴子牛河安排好了。反正我一年到头总像是忘年会干事那种角色。不过冈田先生，倒不是我哭哭啼啼抱怨什么，这样硬叫先生做点什么，可不是轻而易举的，同让新干线改停别的车站一样难。毕竟是大忙人嘛，又不是电视又不是写稿件又是应付采访又是会见选民又是院内会议又是同某某人吃饭，活动几乎是以十分钟为单位安排的，每天都折腾得犹如搬家和衣服换季赶在了一起，比差劲儿的国务大臣还有繁忙。所以，事情不可能是这个样子：我一说‘先生明晚有电话“叮零零”响起您抽时间乖乖坐在电脑前等着’，对方便说‘呃，是吗，牛河君那太好了泡茶等着就是’。 ”
“他不至于拒绝。”我说。
“只是那样觉得？”
“不错。”
“那好那好，那比什么都好。您这鼓励委实令人心暖。”牛河不无兴奋地说道，“那么，就这样说定了，明晚十点恭候。老地方老办法，你我这黑话简直是一句歌词。密码千万别忘了。对不起，我这就得出去，出租车等着哩。抱歉抱歉，真的连擤鼻涕的工夫都没有。”
电话挂断。我把听筒放回电话机，手指重新搭在键盘上。我开始想象黑幽幽死掉的画面对面的东西。我很想同久美子通一次话，但在此之前必须同绵谷升两人单独交谈。如下落不明的预言家加纳马耳他向我说的那样，生活中我不可能同绵谷升美有干系。如此说来，这以前她还向我讲谷什么并非不吉利的预言没有呢？我试着回想。然而我已无法想起她说出口的一切。不知为什么，加纳马尔他好像已成为隔世之人。
25、信号变红、远处伸来的长手
翌日早上九点肉桂来“公馆”时，不是他一个人，助手席上坐这他母亲肉豆蔻。距最后一次出现在这里，肉豆蔻已有一个多月没来了。那次她也事先什么招呼没打，径自跟肉桂来到这里同我一起吃早餐，闲聊一个小时回去的。
肉桂把上衣挂在衣架，一边听亨德尔的合奏协奏曲（他已连听三天了），一边在厨房做红茶，给尚未吃早餐的母亲烤面包片。他烤的面包简直像商品样品一样漂亮。随后肉桂一如往日的拾掇厨房，这时间里我和肉豆蔻隔着餐桌喝茶。她只吃了一片薄薄地涂了层黄油的面包。外面下着夹雪雨一样冷的雨。她不大开口，我也没有多说。只谈了几句天气。但肉豆蔻看上去是有什么想说的，这从她的神情和口气看得出来。肉豆蔻撕下一块邮票大小的面包片慢慢送到嘴里。我们不时觑一眼窗外的雨，如同看我们共同的老朋友。
肉桂收拾完厨房开始打扫房间时，肉豆蔻把我领去“试缝室”。“试缝室”装修得同其赤坂事务所里的一模一样，大小和形状也基本相同。窗口同样垂着双层窗帘，白天也一片昏暗。窗帘唯独打扫房间时由肉桂拉开十分钟。里面有皮沙发，茶几上有玻璃花瓶，瓶里有花，有高挑的落地灯。房间中央摆着一个大作业台，上边有剪刀、布头、木针线盒、铅笔、设计册（里面当真画有几幅形象图），以及其他叫不出名也不知作何用的专门工具。墙上一面硕大的穿衣镜，房间一角还有更衣用的屏风。来“公馆”访问的客人均被领来此处。
我不晓得母子两人何以在此另辟一个同那独特的“试缝室”毫无二致的房间，因为这座房子里无须那版伪装。也许他们（或客人们）看惯了赤坂事务所“试缝室”的光景而在室内装饰方面容不得此外的任何方案。反言之，提出“何以非试缝室不可”的疑问也未尝不可。但不管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