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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以附录形式处理；而若事关重大，势必重新折腾。
总之就是如此过程永无休止的周而复始。加之在此期间又有手术又有检查等等，即使按约定时间去了医院，也未必能马上同他见面商谈。甚至有时他吩咐几时见时前去，而去了之后又说心清欠佳叫改时再来。等两三个小时方得见面亦无足为奇。这么着，两三周时间里我差不多每天都必须死死坐在医院的住院患者家属休息室的椅子上打发仿佛永不消逝的时光。
我想任何人都不难想象，医院休息室绝非温情脉脉的场所。沙发的塑料皮面硬如恒尸，吸口空气都觉得不出片刻就会大病一场。电视上总是不三不四的节目。自动售货机里的咖啡一股煮报纸味儿。人人都一副阴沉沉死板板的面孔。倘若蒙克为卡夫卡小说插图，料想必是如此场景。但我反正在此见到了久美子。久美子为照料住院做十二指肠溃疡手术的母亲，每天利用大学课间课余时间来医院一次。她大多身穿蓝色的牛仔裤或爽快利落的稍短些的裙子，一件毛衣，梳着马尾辫。时值11月初，有时穿风衣有时不穿。肩上一个挎包，总挟着几本大约是大学教材和素描册样的书本。
自我第一次去医院那天下午，久美子就已经在那里了。她坐在沙发上，并着穿低跟鞋的脚专心看书。我坐在她对面，每隔5分钟看一眼表，等待同委托人会面时间的到来。不知何故——何故不至于告诉我——拖延了一个半小时。久美子几乎没从书上抬起眼睛。记得她的腿异常漂亮。看见她，我心情多少开朗一点。年轻，长相也给人以好感（至少显得非常聪颖），又有两条动人的腿——我不由暗想，这些将给她带来怎样的心境呢？
几次见面之后，我同久美子开始聊些轻松的日常闲话，交换自己看过的杂志，分吃多余的探病水果。说到底，两人都百无聊赖，需要年龄相近而又地道些的谈话对象。
久美子问我可是自己亲人在这里住院，于是我开始绵绵不断向她述说遗嘱委托人乖戾扭曲的脾性。我对这工作早已忍无可忍，早就想找个人一吐为快。话很长，色调又全是灰的，但久美子静静听着。偶尔自己担心对方听得无聊而突然止住时，她便浮起安详的微笑，意思像是在说没关系听着呢接着讲好了。
“他太太去世六年了，四个子女。儿子两个女儿两个。四个子女哪怕有一个像那么回事的也好，偏巧个个都压根儿提不起来。长子迟早继承父业，但这人简直好滑透顶，脑袋里除钱没别的。不知是气量小，还是光是小气，因几个小钱马上火蹿头顶。性格怕最像老子。可父子两个又冰火不同炉，动不动就吵得对抓起来。在医院倒没大动干戈，到底顾忌外人笑话。
“第二个儿子搞不动产交易。光是嘴巴说得天花乱坠，最喜欢沾尖取巧。五年前惹出一起诈骗案，闹到警察署，老子用钱压住而不了了之。可眼下仍不干正经勾当。大概跟地产方面的地痞无赖不清不浑，总有一天蹲四面墙。不料不知什么缘故，子女里边好像只这个儿子最合老头子的意。
“大女儿十六岁时跟父亲手下一个男的私奔了。当时把老头子的钱偷去许多。如今在横滨经营两家美容院，活得有滋有味。论经营才干四兄妹里边倒好像首屈一指。五年前偷的钱也还了，总算同父亲言归于好。不知受的什么家庭教育，别人不愿听的话她硬是大声喋喋不休。小女儿不到三十岁，独身一人，在夏威夷买了房子，高尔夫球成天打个没完。除了买衣服打高尔夫球，脑袋里什么也没有。这么说或许不礼貌，长相个个一塌糊涂。倒也不一定是丑，总之属于看着叫人心情晦暗那种类型。”
“四个你都见了？”
“因为事关遗产继承，全都正儿八经地领着老婆孩子前来探望。要是不常来报到，遗嘱上写的什么就不晓得了嘛。来时赶上我在场，老头子就特意把我介绍一番，说我是法律事务所里的，好让子女们神经紧张，还告诉说眼下正修改遗嘱。”
“病情怎样？遗嘱一定得那么火急火燎的？”
“怎么说呢——，详细的我不知道。听说是肝脏不好，像是切除了什么的。心脏也怕不大正常，心律不齐。不过，以我的预感，此人至少还能再活20年，遗嘱估计要改写150遍左右。”
“有钱倒也够折腾人的。”
“因人而异，”我说，“有钱过静心日子的人也有，那些人可不怎么到法律事务所来。”
我们在医院附近简单吃了几次饭。离开医院不能太久，所以吃饭也无非在麦当劳吃汉堡包或比萨饼之类。但总比医院食堂里浑如死尸的烤鱼好得多。起初她很沉默，很少开口。但在我半开玩笑地讲过几个趣闻之后，开始一点点放松下来。每当我长长地说完一揽，她便回报似地谈几句自己的事。她在东京一所女大读书，学的是社会学专业，爱好是绘画。参加了学校里的美术沙龙，较之油画更喜欢线条画和水彩画。可能的话，想搞服装设计什么的。
“我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手术。”一次久美子边用刀削苹果边兴味索然地说，“十二指肠溃疡也是很小一块，不过是及早切除为好那个程度。问题是生来第一次住院，本人就像死到临头似的。所以我哪怕一天不露面都大发脾气。妈一大发脾气，爸就跟着大动肝火，我只好每天都来这儿一次。她属完全护理，大凡需要的无不齐全，我来也没什么可干，况且眼下正忙着应付考试。”
但她对自己的家庭不愿再多谈下去。我问起什么，她总是浮起模棱两可的微笑，支吾过去。那时我在久美子家庭方面得到的知识，仅知她有个哥哥，父亲是官员，以及她无论对父亲还是对母亲都抱有一种较之采情更近乎一种无所谓的心情。、我想象她大概是生活相当充裕的富家女儿。因为她衣着总是那么整洁得体，母亲（没见过）住的又是单人病房。听人说这家医院的单人病房是要相当一笔费用和门路才住得进的。
我和久美子之间，一开始就好像有某种息息相通之处。那不是一见面就麻酥酥强烈感受到的那种冲动性的、强有力的东西，性质上要安稳平和得多。比方说吧，就像两个微小的光点在无边的黑暗中并排行进时双方都不由自主渐渐向一起靠拢那样的感觉。随着同久美于见面次数的增多，去医院便不再那么难以忍受了。意识到这点，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感觉上较之碰到一个新朋友，更像是同梦绕魂索的老朋友不期而遇。
我时常心想，要是两人不老是在医院这种场所利用什么间隙零敲碎打地说话，而是到别的地方慢慢单独畅谈一番该有多妙！一天，我鼓足勇气试请久美子赴约。
“我们是不是需要换换空气什么的啊？”我说，“两人逃离这里，换个地方！哪里都行，只要没有病人没有委托人就行。”
久美子略一沉吟：“水族馆？”
那便是我们的初次约会。星期天早上久美子把母亲的替换衣服送来医院，在休息室和我会齐。那天风和日丽，久美子身穿式样较为简练的连衣裙，被一件淡蓝色对襟毛衣。那时她就在打扮上有令人赞叹的表现。哪怕很平常的衣服，她只要稍加一点点创意，或在袖口的折挽、领口的翻卷上稍加改变就能马上给人以焕然一新之感。对这类诀窍她很是得心应手。而且对自己的衣服极为珍视，充满爱意。每次同久美子见面，我都达同她并肩行走边欣赏她的衣着。衬衫一道褶也没有，衣线总是那么模子竖直，白色的总是白得刚买来一般，皮鞋一尘不染。看到她身上的衣服，我脑海里每每浮现出衣箱中角对角叠得整整齐齐的衬衫，毛衣以及套着塑料袋挂在立柜中的半身格和连衣裙（实际上婚后我也目睹了如此光景）。
那天我们在上野动物园的水族馆度过了一个下午。难得一个好天气，我觉得还是去动物园悠然漫步更为惬意，便在去上野的电车中略微暗示一下。但她似乎一开始就走下要去水族馆。当然，既然她想去，我也并无异议。正赶上水族馆有水母特别展，我们便逐个看起了从全世界搜集来的珍稀水母。小到指致大小的绒绒毛状物，大到比1米伞径还大的怪模样，委实种类纷繁，均在水槽中飘摇起舞。虽是星期日，但水族并没多少人，甚至称得上空空荡荡。如此大好天气，想必任何人都选择在动物园看大象和长颈鹿，而不在水族馆看哪家子水母。
对久美子找自是没说，其实我顶顶讨厌水母。小时候在家附近海里游泳被水母蜇过好几回。一个人往海里游时还钻进水母群当中一次，等注意到对周围已全是水母。当时水母那滑溜溜凉股飓的感触至今仍记得真真切切。我在水母漩涡的核心感到一阵剧烈的恐怖，像被拖进黑洞洞的深渊。不知为什么，身体倒未被蜇。但仓惶中呛了好几口水。由此之故，如果可能，我很想跳过水母特时展去看金枪鱼比目鱼等普通鱼们。
然而久美子却好像给水母迷得如醉如痴。在每一个水槽前停住脚，探长脖子看个没完没了，时间都像志去了脑后。“暗，瞧这个！”她对我说，“世上居然有红得这么鲜亮的水母，游得多好看啊！这些‘人’一辈子都在世界所有的海里这么飘飘忽忽的——嗯？你不觉得这样好极了？”
“是好极了。”我说。但在无可奈何陪她逐一逼视水母时间里，我渐渐变得胸闷起来。不觉懒得开口，心神不定地反复数点衣袋里的硬币，不时掏手帕抹一下嘴角，暗暗祈祷水母槽快快结束。不料水母却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全世界的海里也的确有花样繁多的水母。忍了半个小时，由于紧张的关系脑袋晕乎起来。最后靠扶手站着都觉困难，独自走到近处椅子颓然坐下。久美子来我身旁担心地问是不是心里不舒服，我如实告诉她对不起这水母看着看着脑袋就眩晕起来。
久美子认真盯视一会我的眼睛。“真的，眼神恍恍惚惚。难以相信，看看水母人就成了这样子！”久美子大为惊愕地说。不过总算拉起我的胳膊，把我从潮乎乎阴暗暗的水族馆领到阳光下。
在公园坐了将近10分钟，慢慢大口呼吸，意识开始一点点恢复正常。秋天的阳光很让人舒坦地闪闪照着，干透了的银杏树叶在风中摇曳着低吟浅唱。良久，久美子问我要不要紧。
“怪人！那么讨厌水母，一开始直说不就成了，用不着非忍到心里难受不可嘛。”
天高气爽，微风轻拂，周围往来度周日的人们全都显得心旷神怡。一个身段苗条的漂亮女孩在确一只长毛大狗，头戴礼帽的老人看着荡秋千的孙女，几对情侣和我们同样坐在长椅上，有人在远处练习萨克斯管音阶。
“你怎么那样喜欢水母？”我问。
“是啊，光是觉得可爱吧，大概。”她说，“不过，刚才盯看水母时候，我忽然这么想来着：我们如此目睹的光景，不过是世界极小极小一部分。我们习惯上认为这便是世界的世界，其实并不是的。真正的世界位于更深更暗的地方，大部分由水母这样的生物占领着，我们只是把这点给忘了。你不这样想？地球表面三分之二是海，我们肉眼所看见的仅仅是海面这层表皮。而表皮下面到底有什么，我们还基本不知道。”
之后我们散步很长时间。5点钟，久美子说得去医院，我把她送到医院。“今天谢谢你了。”分别时她对我说。从她的微笑中，我享受到以前所没有过的温暖。这使我得知今天一天里自己得以朝她靠近了一步。大约是托水母的福，我猜想。
那以后我同久美子约会了几次。她母亲平安出院，我的委托人遗嘱骚动告一段落，再无须去医院之后我们也每周六见一次。看电影，听音乐，或一味散步。随着见面次数的增多，我们越来越适应了对方的存在。和她一起我很快乐，身体哪怕偶一接触胸口都怦怦直跳。周末临近时甚至工作都做不踏实。作为她，也无疑对我怀有好感。要不然根本不会每周都见我。
但我不想把两人的关系过快深入下去。因为她总给我一种好像对什么感到迷惘的印象。我问起什么，回答也有时慢一两拍，出现极短暂的停顿。而在一瞬间的停顿中，我不能不察出其中有一种什么“阴影”。
秋去冬来，新的一年开始了。我们继续每周见面。我一句也没问起那“一种什么”，久美子也只字未谈。两人见面，去哪里转，吃饭，无关痛痒地闲聊。
“嗯，你怕有个恋人或男朋友吧？”一天，我一咬牙问道。
久美子注视了一阵子我的脸，问道：“这话怎么说？”
“总有那样的感觉。”我说。两人那时走在冬日寥无人影的新宿御苑。
“具体地说？”
“你好像想说什么。要是能说的话，就对我说好了。”
我看出久美子脸上泛起轻微的涟漪。的确轻微，轻微得几乎捕捉不到。她可能有点困惑。但结论一开始就很明确：“谢谢。不过没有什么要重新说的，总之。”
“你还没有回答我最初的问话。”
“我有什么男朋友或恋人什么的？”
“m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