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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的大门，不少士人已经对科举再开不抱有任何幻想，他们干脆死了出仕为官的念头。这种风气一开，就连那些身在官场之人也不免心痒难挨。我们翻阅《元曲三百首释注》，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统计。在那本书里选出的元曲名家，做过各级官员的占44%，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作者都向往田园生活，有意学陶渊明“悠然见南山”。心动不如行动，最终有勇气辞去官职的占三分之一。其中不光有汉人，也有蒙古族人。这些来自于权力集团的精英分子们争相脱离茫茫宦海，为元朝权力系统留下一副苍白无力的尴尬躯壳。
另一方面，权力集团内的官员们加速腐化。那些京城里的豪门大户，对权力集团内部的上层官员实行的是一种长线投资策略。高手玩长线，瘪子才去玩短线。这些豪门大户所采用的手段也很简单，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每逢节假日，他们都要宴请这些高官，以此来与公权力建立起一种私人感情。有人为这种宴请取了个难听的名目，叫做“撒和”。“撒和”本意是指要让马儿跑，就要给马儿吃草料。这些豪门大户对待升迁的官员，就像对待牲口那样，要想让他们将来为自己卖力，就要定时喂肥他们。不光在京城有豪门大户拉拢腐蚀官员，在地方上也不例外。当时流行一种行贿手段叫做“穿鼻镣”，就是说地方绅士用金钱贿赂官员，就像用一个铁环把牛鼻子穿上。牛怎么走，往哪里走，由不得自己，完全操纵在贿赂之人的手中。
就在上层官僚有意退出官场的同时，那些中下层官员也蠢蠢欲动，无心安于现状。
忽必烈统治时期的名人鲜于伯机的工资只有纸币二十六贯六钱六分，这在当时大概可以购买2担多大米。加上2担5斗大米的生活补助，薪水共计约合现在七八百元。鲜于伯机是当时的大书法家，会演奏乐器，诗歌写作也很有名气。他的职务是太常博士，正七品，大约相当于县处级，在中央机关从事具体的文教工作。一个县级干部的工资，还不够养活一个大家庭。
当时有位名叫揭曼硕的从五品监丞，其职务类似副局级长官助理。他住在京城大都双桥北面的旧公房中，每天步行十几里路到皇宫附近的机关上班，一年忙到头。就是这么一个官场劳模，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穷得最后还买不起一匹马。元代把人分为十等，即“一官二吏，九儒十丐”。当时有文人这样自嘲：我们这些人用权力换来的官职只在妓女之下、乞丐之上。原本为儒家文人所藐视的工商阶层，现在也赶上了好时光，他们的收入远远超过一个元朝国家公务员的收入。当时有位知府酸溜溜地说：“小商小贩，出门的时候还两手空空，晚上回来却能收获千金利润。”
就拿在封建时代处于百业最底层的演艺行业来说，收入也不见得比中下级官员的收入少。一个在乡村演出的杂剧班子，每位看客收费两百钱。就算每月有二十天演出，每天有百人捧场，月收入也在四百贯，折合白银两百两。这两百两白银是什么概念呢？它可以抵得上八名县处级官员的月俸加补助。
九儒十丐，这是一个让人看上去很妖孽的命题。科举制度的取消，让知识无法改变文人命运，让官阶无法兑现官员的合法利益，让权力只能交换无现实意义的规则，诺大的官场让士子们身无所恋。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他们能够选择的就是清仓而去，宁愿隐身乡间做一个自由的农夫，也不愿再贸然入市。全国各地，从权力系统的上层到底层，每天都在上演着拒官辞官，官员玩失踪的活剧。
山东地区的知名文人杜仁杰，朝廷多次征他做官都被他婉言拒绝，他的辞官理由是：只要赶上好年景，干什么都没有当一个庄稼汉快乐。维族人贯云石，曾经干过地市级的军分区司令员，还在京城当过高级文官，后来也称病跑到江南隐居起来。他说：人在官场祸福难料，不如过自得其乐的生活，来得安逸。蒙古贵族孛罗，曾经是一名御史，也放弃功名，混迹乡间。他对自己的为官生涯这样总结：黄鸡白酒好滋味，不再巡案惩奸猾。
士人无心眷恋纷纷扰扰的官场，将自己的身心放逐山水之中，归隐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
封建官场的淘汰规则是污吏驱逐良吏，一旦正直的官员的生存状态处于边缘状态，便轮到那些奸猾小人在舞台上群魔乱舞了。至少，素质低下的庸官可以得过且过，安享俸禄。整个元朝的国家机器锈迹斑斑，权力结构受到了来自士人集团的强烈冲击。
士人大多都是志向远大、矜持清高之辈，他们对现实政治往往抱有积极进取的态度，可以说是儒家经典所培育出来的官员典范。但如果他们生不逢时，官场腐化的事实将会使他们的生存空间遭到致命的挤压，而在奋力反抗而又无能为力后不得不走向另一极端—归隐，索性眼不见心不烦。
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在封建政治体制下，士人的“独清几率”究竟能有多大？如果让一个“清者”陷入无数“浊者”和潜规则的重重包围之中，他还能将这个“清”字招牌死扛多久？他能够坚持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清流者的逆向法则
在古代官场中有所谓的“逆淘汰”法则或精英淘汰法则，就是指在那些有真材实料和道德操守的官员，往往会在现实中遭到冷遇、排挤和打击、压制，乃至被最先淘汰出局。而与之伴生的现象是，当官员中的优秀分子被淘汰出局后，那些缺乏才具，能力平庸，境界低下，道德品质较差乃至恶劣的庸人甚至坏人，他们反而因为善于投机钻营和趋炎附势，而成为官场竞争的胜利者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宋代的苏辙曾形象地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君子斗不过小人”现象。
排列古往今来的官场精英人物，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海瑞。连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都认为海瑞是一个古怪的模范官僚，一个古怪就把海大人直接推到了官员的另类人群中去了。
在明代官场之上也有所谓的“清流”，其组成人员是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言官。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被朝廷革职还乡的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修复了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然后邀请了一些名人学士在其间讲学，在讲学之余，他们往往会对万历年间的时政和权力集团的首脑人物展开点评，他们的言论被称为清议。这种紧扣时政的讲学活动，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一时之间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参与到活动中来，这些人以东林书院的东林派为核心，时人称之为东林党。
这些人既不肯与官场的邪恶势力水乳交融，也没有勇气革故鼎新。当然他们也希望化纸上谈兵为点石成金，但始终找不到一个释放的出口。在他们眼中看来，个人名气要比朝廷社稷来得更为实惠。他们认为，只有自己先立好身、立好言，才有资格去为官家效力。
在野的“清流”少了权力枷锁的束缚，自然可以做到身心解放。但那些置身于官场中的“清流”，他们的境遇只能用一波三折来形容了。
明朝重臣张居正在对待那些“清流”下属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张居正认为，天下之贤，天下用之。他从来不用言官，也不喜欢官场上所谓的“清流”人士。
汪伯昆和张居正是同年，同年就是在科举考试中跟自己同时打进排行榜的人，是在同一年同一科高中的哥们。同年对于官场中人来说是最铁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的同学，通过科举出身的官员，一般都有几百个同年。
汪伯昆在湖北当过几年巡抚，一直是地方行政大员。张居正当了首辅之后，就把老同学从地方调到北京当了兵部左侍郎。汪伯昆走马上任以后，张居正就交给老同学一项任务，让他巡视整个西北的军事设施。汪伯昆巡边的第一站就是蓟辽。当时的蓟辽总兵是赫赫有名的戚继光，此人也是张居正的朋党成员。汪伯昆到了蓟辽之后，既不去听汇报、也不与当地的负责人交流工作事宜，却跑去和当地的文人学士们在一起吟诗作赋。张居正知道后对老同学十二分地不满意，原以为老同学会拿自己交代的事当回事，不了却被放了鸽子。
汪伯昆返回北京后，给万历皇帝写了一份奏章，汇报他视察边境军事的情况，字斟句酌，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张居正看了奏章以后，只批了八字：“芝兰当道，不得不除。”意思就是兰花芝草，都是好花好草，可偏偏生错了地方。既然长错了地方，那就要毫不客气地铲掉。你汪伯昆既然想当一个优秀的诗人，那就应该到诗歌协会去，兵部是研究军事的地方，不是文人吟诗作赋的地方。汪伯昆这个“清流”官员就这样被自己的老同学罢了官职。
在张居正看来，像老同学汪伯昆那样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说话水平像是经过专门培训的清流言官，不过是官场上好议论、好争斗的无聊文人，办事不足，败事有余。张居正是一个官场实用主义者，他用人只看中两点，一是真正是有才之人，二是会做事之人。他宁用稳重之人，也不要那些过于极端的所谓人才。因此，张居正当朝十年，对于那些开书院，以及借书院讲学之名，而有事没事言议论朝政的所谓清流，非常反感，他曾经有过封杀书院抄了清流人士老巢的举动。清谈误国，说的比唱的都要好听，还要我们这些实干家做什么？
张居正最为世人所诟病的地方，就是他打死不用海瑞这样连肉都舍不得吃的大清官。《明史》称：“居正惮瑞峭直。”就是说张居正这样的高层领导也害怕下属里面有海瑞这样一根肠子通到底的人。他认为像海瑞这样敢抬着棺材与嘉靖皇帝理论之人，还有什么事情是他不敢做的。连皇帝老儿都敢不给面子，就别说大臣们了。
在张居正看来，海瑞这种清官做事太极端了。要知道极端是为官之人所忌的，中庸才是真正的王道。好人不一定就能当个称职合格的好官，对于张居正来说，好官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上让朝廷放心，下让苍生有福。而海瑞这种人做官有自己的一套原则，也有自己的局限，那就是没器量；虽然有操守，但同时又缺乏处事的灵活性。因此，海瑞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有政德而并无政绩的官员。在这一点上，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的张居正看得比谁都清楚。
那么海瑞的执政能力是不是就像张居正所认为的那样呢？嘉靖皇帝死后，海瑞被张居正的老师徐阶所起用。于是海瑞就来到了江南，做了应天府的巡抚，管理南京周围几个最富的州府。然而海瑞一门心思治理了几年，当地的赋税反而减少了三分之二，更要命的是境内的大户人家都跑到外地去了。海瑞的清廉到了让同僚无法忍受的地步，平时放着八抬大轿不坐，偏要骑个破毛驴去上班。省长都不坐公车，其他官员谁还敢坐轿子？这可害苦了其他官员。
应天府那些当差的“属吏惮其威，墨者自免去”。这就是说，海瑞清官的权威是树立起来了，可没有人愿意再替他干活儿了。他不像是一个官员，更像是一个精神斗士。他似乎天生就与那些富人有不共戴天的仇恨，穷人和富人之间打官司，不管是谁的错，海瑞肯定会判富人输。这样一位高举着“道德理想化”旗帜的清流人物，在一个地方为官一任，到底是误事还是成事呢？
无论在哪个时代为官都要讲究方式方法，用现在的话说，既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还要讲和谐安定。如果在一个为政一方，弄得地方鸡飞狗跳，不能兼顾到各方利益平衡，虽说成就了一世清名，但肯定是无法融入正式权力系统的另类官员。毕竟当官不同于做学问，不是一个人就可以摆平一切的。海瑞的官场之路成了一场性格悲剧，最后只落得辞官回家的结局。离别之时，他语出惊人“举朝之士，皆妇人也”。一个接受官家教育多年的官员，居然会说出这样不得体的话，也的确够雷人的。一句话等于把天下的官员都得罪遍了。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清流派并不是一个党派。谁是清流党，谁不是清流党，并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他们是由一种不定型的半私人关系维系着的官僚群体，既无组织，又无纲领，呈松散状态。
光绪年间，曾经做过户部司官的李慈铭在他所写的日记里对其在京工作和生活进行了记录和分析。在这部日记里，其中写到了清官李用清的事迹。
光绪十三年（1887年）李慈铭在官场上的年总收入为两千零六十一两银子，其他年份也基本上保持在两千两左右。年总收入官俸+灰色收入。在这里，李慈铭的年总收入超过了他本人官俸的十五倍还要多。参照当时的物价，相当于今天的二十多万元人民币。一百多年前，一个国家公务员能够有二十万元的年收入，早就过上了富足的小康生活。李慈铭在日记里一边炫耀着自己的幸福生活，另一方面却又在大肆哭穷：物价飞涨，商贩黑心，孩子的奶粉钱不够花。
李慈铭笔锋随之一转，提到了一个叫李用清的官场同僚。李慈铭在文字中尽显挖苦之能事，将自己的这位同僚李用清狠狠地丑化了一通。李慈铭是浙江绍兴人，绍兴乃是文风鼎盛、经济繁荣的地区。而李用清是山西平定州人，身上有着山西人固有的勤俭朴素本色。李慈铭在自己的日记里拿李用清开涮，带有明显的“地域歧视”。文字如下：“李用清，山西平定州人，乙丑翰林，文字拙陋，一无才能，惟耐苦，恶衣食，捷足善走，盖生长僻县，世为农氓，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受也。”这句话摆明了就是嘲讽李用清，一个乡下人，哪里见过什么大世面、享受过人间有如此醇美的生活。
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