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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原籍扬州高邮。咱们真正是一家人哪。”
初次见面，三言两语就攀上了乡谊。如此驾轻就熟，韦小宝又怎能不混到手眼通天。在这里韦小宝打的是乡情牌。
乡土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起源，当乡土观念渗透进官场因素，就形成了一个个地方实力派系。晚清官场可以说是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尤其是曾国藩的湘系军事政治集团和李鸿章的淮系军事政治集团，起到了龙头带动作用。乡土观念在官场的凝聚力，有时候让皇帝们也坐卧不宁，一有机会就将地方势力的首领人物来个乾坤大挪移，让他远离乡土，无法形成权力抱团。
晚清李鸿章就是一个特别看重乡谊的人，他是安徽合肥人。李鸿章曾经很无奈地说过一句话，官越做越大，亲戚也越来越多。这句话就是说亲戚的数量与官职的高低成正比，官亲是一种利益之亲，人都是有趋利性的。李鸿章晚年坐镇北洋时，只要是安徽来的老乡有事相求，只要他能办到的，他都会一路绿灯开到底。结果搞到最后他的军营中里，但凡有些权力的岗位几乎清一色是安徽人，其他省的人根本就没有容身的机会。估计当时有人想要到他的地盘上混饭吃，首先要找人托关系修改成安徽户口。
光绪元年(1875)，李鸿章由天津入京觐见新皇，按照日程安排，他应该到京城后就返回自己的任所。可当他听说顺天乡试就在这两天将要揭榜，于是就临时改变主意，等到乡试揭榜后再返回任所。榜单揭晓后，当李老先生得知当年所中的举人没有一人是出自他的老家安徽，愤怒地质疑道：“咸丰戊午科(1858)顺天乡试也没有一个安徽人，今年再闹出柏中堂那样的乱子吧？”柏中堂也就是柏葰，此人是咸丰戊午科顺天乡试的主考官。在那场考试中，因为他的家人私下接受贿赂，这件事被他的政敌抓住了把柄大做文章，结果柏葰被朝廷杀了，以儆效尤。李鸿章这句话里明显藏着一把刀，言下之意：“主考官如果不录取安徽人，就不会有好的下场！”
李鸿章的这句话好似小孩子赌气一般，从中也可以看出官场乡谊之风刮得有多么猛烈。
经李鸿章一手保举的重要官员有很多都是安徽人，并且占据了官场显位。比如说跟随他多年的幕僚周馥、杨士骧，两人既是李的老部下又是老乡。在李鸿章的大力举荐之下，两人官至巡抚、总督（省部级高官）的位置。对于那些曾经在他手下打过工的老部下，他也是有求必应。晚清做官靠的是乡谊，而这份乡谊里如果能够靠上李鸿章这样一棵大树，可以算是乡谊关系中的VIP待遇。除了做官需要乡谊的化学效应，就连当幕友（师爷）、书吏（胥吏、书办）这样的小角色也少不了乡谊的作用。一些地区的幕友、书吏还以乡谊为纽带结成了坚如磐石的地域性行帮，抱团闯市场。比如说李鸿章的淮军幕府中虽然也有来自其他省的幕友，但是在关键位置上还是偏重于皖籍人员。
说到幕友的权力递延，最疯狂的莫过于清朝中晚期的“绍兴师爷”。
清朝时“绍兴师爷”可以说是幕业中的品牌，其权力抱团形成的火力也是最强的，往往某个幕友的家族、亲戚，通过在一个省的上下级衙门当师爷，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借此操控官府。
有一个现成的案例，从中可窥一斑：乾隆二十八年(1763)，在湖北地界发生了一起蹊跷的案件。在上一年，湖北地界的官府捉拿了两个盗贼，张洪舜和张洪炎。两个案犯的名字与乾隆二十六年归州知州赵泰交抓捕归案的张红顺、张红贵兄弟字音相同。由此，刑部怀疑眼前拿获的张氏二犯与两年前的归州案的犯人系同一案犯。
如果这个说法成立，乾隆二十六年归州抓捕的两人目前尚在狱中，又怎么会跑出来继续作案的呢？按照乾隆年间的司法管辖权限，疑案应该提交到刑部来定夺，但湖北省并没有按司法程序在走。
如今刑部在梳理案件过程中发现了疑点，就向乾隆皇帝奏报了。乾隆皇帝获知情况后，着派刑部侍郎阿永阿为钦差大臣前往湖北复审两案。经过复审，得出的结果与刑部前面的推断相一致：此张氏兄弟就是彼张氏兄弟，两案为同一案犯。
案件卷宗里的内容译作白话大致如下：张氏两兄弟在乾隆二十五年于本乡李作棋家盗窃银子一百六十两及衣物，随后被拿获。但这个案子在官府审问拟罪的时候，张氏二人当庭翻供，最后居然被无罪释放。审查了半天，却是无罪之人。知州赵泰交因为“滥刑妄断”被流放，具体办案人员李作棋、袁志芳等人也因为诬陷栽赃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无罪释放的张氏兄弟逍遥在外，并且重操旧业。他们在盗窃赵启贤家九十两白银后被抓获。这时候原任按察使沈作朋此时已经升任布政使，他担心翻改前案自己会受到处分，坚持只将后案审结，而置前案于不问。由此才造成了案中案的复杂局面。
现任归州知府秦锡占在查审此案时，也是看上司沈作朋的脸色行事，才导致案件陷入迷局。
乾隆皇帝获知案情真相后，大为震怒。他下令将张氏兄弟立即正法，被冤枉的李作棋、袁志芳等人也被释放，赵泰交也得到了赦免。由于这个案子牵涉到一个省部级高官，最后交由乾隆皇帝亲自审问。审问的结果是沈作朋立斩，原任湖北巡抚周琬、总督爱必达改绞监候(死缓)。
这个案子到这里还不算完，因为在乾隆皇帝审问过程中，越审越感到在高官涉案的背后有着更加隐蔽的线索。他对湖北大吏这种上下通气，抱团犯罪的做法感到非常不可理解。在随后的调查取证中发现，案件背后的灰色线索是由官员雇佣的幕友串联形成的。涉案的总督、巡抚、按察使司这几名高官雇佣的幕友都和徐掌丝兄弟及其姻亲有关。徐掌丝是绍兴人，他本人在按察使沈作朋署内做幕，而他的弟弟又在总督爱必达的手下做幕，他的妹夫卢培元在巡抚汤聘的手下做幕。这么一个幕友家族依附着湖北省权力高层多年，他们之间互通消息，与地方官员来往密切。在这个案子中，各衙门之间互相串通的公文和消息，都经过他们的手。他们之间就相当于建立了一个情报网络，正是这个网络左右了案情的发展，也正是这个网络让本来简单的民间盗窃案，发展成为政府高官纵盗冤良案。
如果说，官家制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代表着皇权，那么湖北发生的这起民间盗窃案，就是官僚集团联手对抗皇权的妄为之举。乾隆了解内情后，震惊之余不免愤怒。他命湖广总督李侍尧等速将涉案的幕友徐掌丝兄弟等拿获交由刑部处理。乾隆借此案为各级官员敲响警钟，他着令各省督抚要彻查幕友上下交通，干预政令的事，并禁止新任督抚藩臬续用旧任幕友，以切断幕友之间的联系网络。
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到了嘉庆、道光年间，甚至出现了一个家族将一个地方的各级衙门的幕友岗位全部垄断，幕友网络在地方官场大有天罗地网之势。
段光清在《镜湖自撰年谱》中同样记载道：道光二十六年十月，段光清就任建德知县，按照官场规矩去拜见知府时，知府问他有没有请幕友。段光清回答刑名（司法）、钱谷（财政）两席已定，知府听了非常不高兴。他阴沉着脸说：“尔处朋友竟行自定，殊不知我处朋友皆上宪所荐也。”意思是，你这个县长聘请幕友竟然可以自作主张，而我这个市长聘请幕友都是上级领导派发的。
段光清听出了其中的弦外之音，他忙解释说，我刚刚上任，需要依赖幕友干点事，今天大人要推荐幕友，是人情难却。但是人情只能安排一小席，刑钱两大席却不能安排。
好个不晓行业潜规则的段县长，没有办法，知府只好推荐了一个小席，段光清没有理由再拒绝只好收下。段光清在文中还谈到当时向他推荐幕友的人非常多，甚至可以用“车载斗量”。稍微出色点的，荐条都贴到签押房的墙壁上，次一等的，荐条也贴到了内账房的墙上。
可以说，上司向下属推荐幕友，早已是晚清官场上通行的“潜规则”。上司这样做，不光是为了安排亲戚朋友就业，更主要的是上下之间形成一个权力的信息管道，便于掌控。对于上级官员来说，幕友之间的上下交通，使得他们掌握的权力管道畅通无阻。
在当时，上司向下属推荐幕友是官场“潜规则”。州县官为了在今后的工作不受到刁难，往往不敢不用，也不能不用，就是你有一千个不满意的理由，也得欣然接受，这就是“勒荐”。用权力掐住你的脖子，让你接受他的推荐。
道光年间，在南昌府衙门里有一个叫胡怀符的幕友。此人混迹江西官场十余年，人际关系网络盘根错节。他与臬司幕友谢固斋关系非同一般，仗着这层关系，几乎所辖州县的幕友，都是由他一人推荐。和前案的徐掌丝有着同样的经历，他的很多家族亲人，都在江西各地做幕友。他的兄弟姊妹很多，比如说他的弟弟胡老五、胡老七和妹婿章老七分别在建昌府、安远县、南昌府做幕。简直把幕友这个职业，做成了家族产业。
如果地方遇到什么案件，最先得知消息的不是地方官员，而是幕友胡怀符。因为各州县幕友先是通报给胡怀符，征求其意见，然后经过胡的批准才上报给地方官。只要有新派驻的官员来到江西地界为官，胡怀符都会找机会将自己的人推荐给新任官员做幕，那些初来乍到的州县官也不好拒绝。胡怀符靠着批发幕友，居然富甲一方。
由胡怀符这样的幕友编织的网络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主要还是由政治体制本身所造成。在清朝权力系统的分配制度下，州县官的责任无限大，权力无限小。很多事情自己无法拍板做决定，需要层层上报，等待上级给明确的指示。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上下级衙门幕友之间来往频繁，为幕友滥用隐权力创造了机会。
幕友就业的途径无非两种：一是幕友之间互相推荐。也就是胡怀符这种类型的幕友，他们直接向下级推荐自己的亲友，进入下级衙门做幕，并讲定一年要交多少规例，遇事好彼此关照。二是段光清这样的州县官员大多由自己的上司推荐幕友。因为上司左右着州县官的升迁，如果拒绝接受上司推荐的幕友，就会被视为异己分子。既然不是圈里人，就有可能被踢出局。州县官为了求得平安，即使一千个不满意，也会无奈地接受，而有的识相一点的州县会主动向自己的上司奏请荐幕，态度决定一切。
在“三碗面”大行其道的晚清官场，主权虽然还在皇帝手里捏着，但是处于权力系统内的官员才是国家权力的真正代言人，他们将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11.有毒的“清流”
清流党是清朝末年京师官场上的一个松散团体，绝大多数人是翰林出身。他们关心国是，针砭朝政，崇尚气节道义，憎恨贪官污吏；对外交涉主张强硬态度，反对妥协；文化上与西方势同水火，独尊孔孟。
清流党圈子里的人经常聚会，他们议论时政，并经常以联合上折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官场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表面上故作魏晋文人的狂狷之气，动不动就弹劾那些触犯了纲常御律的大臣。一时之间，在京师之地声名鹊起，让一些行为不检点的权臣恨之入骨，闻之色变。
自恋者的“独清几率”
“清”字很早就与德行、政治操行联系在一起，《楚辞?渔父》中的屈原，“行吟泽畔”，面对渔父，感叹“举世皆浊我独清”，但渔父劝他要面对现实，去适应社会。水之清浊尊卑，各有各的用处。《孟子》里也记录了这段故事，但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屈原，咏唱“沧浪之水清兮”的智者也从“渔父”变成了“孺子”。如果我们要归纳中国古代士人最基本的生命情调与生存方式，可以用一句话，那就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在这种生命情调、生存方式支配和现实政治生活环境的催迫之下，归隐就成为古代政治生活中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一现象是对建功立业和个人价值的自我体现、社会责任和个人自我关怀的重新认识，在天下“无道”和个体“穷”的前提下所作出的无奈选择。官员大面积地隐退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元朝时期，文人宁愿出世，也不愿意入世为官。
元朝建国后，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让自己的权力结构陷入了重重的怪圈之中。
这种怪圈主要来自于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科举停废，补充官吏只剩下了荐举一条路，本来就不是固若金汤的“权力安全阀”一度被打破。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已使人们变得不那么单纯的时代里，荐举无疑大开官场奔竞之门。在只有荐举一条路可走的情况下，胥吏进入仕途的成功概率得到了放大，毕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庞大的胥吏阶层，成为元朝官僚的重要后备队伍。而胥吏的主要成分，大部分是曾经奋斗在科举第一线的士人。谁能料到，权力易主，曾经疯狂追求的功名理想化为了泡影。
放下八股复习资料的士人摇身一变成为国家权力底层的胥吏，也算是打开了向权力上层奋斗的通道。
元朝建制以来，读书人通过从事吏职进入官场，也就是由“由刀笔吏得官”。由吏而官的做法，应该是元代士人的主要出路。
元代废止科举制度，对士人来说，虽然有些怅然，但对于一个人的精神层面来说又何尝又不是一种解脱。士人们可以不必为了科举束缚自己的身心，对于他们来说，解除精神和思想的抱负，可以让这些文人更充分地享受生活，享受创作带来的丰足感，这又何尝不是文化的大幸。由于长时间关闭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