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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晚清官员的“日记门”里，官员出身论跃然纸上。其实李用清和李慈铭私下并没有什么过节，为什么他要对李用清如此讥讽呢？原来另有隐情，那就是李用清有事没事喜欢学习海瑞，装扮清廉。李用清向自己的偶像海瑞致敬的方式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他在官场有个绰号叫“天下俭”，顾名思义，就是天下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廉洁的官员了。
李用清在任云南巡抚的时候，他在堂上处理公务，他的夫人就坐在旁边的小屋里做针线活贴补家用。就连夫人生孩子，他连接生婆都舍不得请，结果夫人刚生下儿子就死了。家里的仆人可怜夫人，就自己掏腰包为女主人买了口棺材，李用清却反过来责备仆人过于破费，硬是逼着仆人换了口更薄的。时间不长，孩子也夭折了。仆人又为孩子买了一口小棺材。李用清同样责备道：“小小的婴孩，用不上这个。”他打开亡妻的棺木，把孩子的尸体放了进去。就是这样一个对自己近乎苛刻的清官，还是因遭到同僚的集体攻击而被罢官。
过了几年，晚清官场腐败之风愈演愈烈，权力集团又想到了这位官场楷模，重新起用他。接到起用通知，李用清就往京城赶。从他的家乡山西到北京城七百多里的路程，李用清就靠一双脚底板走过来的，中途没雇一车一骑。这项纪录不光在官场中，估计连普通老百姓也难以做到。
李用清与京官李慈铭的仕途经历有所不同，李用清在地方为官多年，而且干的都是肥缺。他历任广东惠州知府、广东布政使、贵州布政使并署理贵州巡抚、陕西布政使。官员在这样的职位上，根本不用花心思去捞取好处，只要按照晚清官场的陋规，拿他应该拿的那部分，就可以富得流油。可事实却与想象差距太大，李用清不但没流油，个人有时候还要往外漏油。作为一名高级官员，他基本上做到了一分不取；而在为朝廷聚财方面，他却做得有声有色。在掌管贵州全省财政时，一年内藩库库银从六万两增加为十六万两。接手陕西藩司时，全省库银三十万两，一年后翻倍。
就是这样一位克己奉公的省部级高官，在官场上除了李慈铭对他极尽讥讽，其他级别差不多的官员，也都将其视为异类，甚至在私下里串联起来弹劾他。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这样一位掌握正式权力的高官，表现得如此清廉俭朴，你让其他官员的脸往哪儿搁呀？岂不是反衬了其他官员的奢靡贪婪吗？所以同僚们要想方设法将他这只罕见的“白乌鸦”涂抹成“黑乌鸦”。本来以为奢靡贪婪才是罪孽，哪里晓得官员清廉不贪也是过错。那些“假道学”、“邀名”之类的大帽子还是狠狠地砸在了李用清的头上。有你李用清在，哥几个岂不要惭愧到死，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怎么会那么大？
李用清在署理贵州巡抚时，曾经力主禁烟。他亲自带领幕友、兵士下乡铲除农田里的鸦片，这本来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由于他操之过急，激起了当地的民变。这下可让那些等着他犯错误的官员逮住了把柄。李慈铭也于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御史汪鉴列纠之，且言其清操不足取，犹之马不食脂，生性然也，都下以为笑柄。旋谕令开缺来京。”这个汪御史和李慈铭一样的调调，竟然说李用清清廉俭朴，就像马不吃肉只吃草那样，生性如此，与他个人的情操毫无关系。李用清这种一根筋的做法，连那些京官们都取笑他不懂得为官之道。
没过多长时间，李用清被任命为陕西布政使，作为一个省的二把手，他照样厉行节约、休养生息、禁止鸦片。这样一来，他因此得罪了地方一把手—陕西巡抚。原因还是出在他这个官当得过于“抠门”了，把藩库的大门守得太紧。他能让陕西库银一年内翻倍，巡抚当然高兴。但是守着这么一堆银子，又不让巡抚自由使用，巡抚当然不高兴了。银子是用来花的，又不是用来看的。逢年过节，巡抚要拿银子进京孝敬慈禧太后，顺道打点各重要部门的京官，疏通关节。可李用清太不讲政治，不讲大局，竟然不予配合。这下逼急了巡抚，他亲自上书参劾李用清。这样一来，李用清在自己的官位子上就待不下去了，最后只好回老家在晋阳书院当了十年的院长，郁郁而终。
曾经当过光绪皇帝老师的大学士翁同龢也是一个清廉之士，他就非常器重李用清，对李用清这种少有的清廉下属，大有英雄惜英雄之感。李用清被免职回乡后，翁在自己的日记里也感叹道：“两李皆贤者，而不容于时，何也？”“二李”中的另“一李”，就是在清朝官场上被人称为“一国俭”的李嘉乐，此君也同样被权力集团排挤出局。
李用清晚年在自己家乡的书院里讲学度日，他在教育自己学生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拿自己的为官经历做例子。他是否会告诉自己的学生：在权力结构性腐败的王朝里，当贪腐已经成为官场的主旋律，如果官员不同流合污，最后的下场就会像自己一样成为权力者的公敌，必定会被官场潜规则无情地淘汰。
12.非黑非白的区域
中国人历来习惯将正规的东西称为白；将非正规的东西称为黑；将介于黑白之间的称之为灰。在仔细揣摩了一些历史事件之后，会发现其实在遇到利害计算的时候，人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偏向的颜色是灰色。古代官家集团内部和集团之间在打交道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游走于“灰章程”所带来的非黑非白的区域。在这种情况，不成文却被广泛认可的“灰章程”，就成为集团内部之间捞取灰色利益的某种特权。人们竞逐官位，朝廷控制官位的授予废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着这种不成文，却为人所接受的灰色章程进行的。
“灰章程”是介于合法与非法、正式章程与非正式章程之间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经常在黑与白之间摇摆不定。由于“灰章程”所打开的地带，也是亮在太阳底下，这就往往给人一种错觉，当我们大张旗鼓地穿行其间，却并不认为自己是拿着“灰章程”在破坏历史博弈的规则。我们知道通过体制内部博弈建立起来的制度往往是各方利益的代表而不仅仅是统治者利益的代表。同时这种灰章程一旦形成，就会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一种制度图式，以消除公共权力带来的规范性运用，它会助长官员行为的随意性。
没有边界的边界
我曾在一份晚报上读过这样一篇报道，一封百年前的家书，详尽描述了清朝中后期买官卖官的真实情形。据报道，南漳周湾村的周洪在拆老房时，挖出一个大石坛，坛内装有五六百张已呈浅黄色的宣纸，纸上写有小楷字，盖了印戳。经多名专业人士鉴定，一致认为卷宗是周家“秘史”，主人是道光年间河南省原新政县县令周昆山。
在一封写给自己老婆的家信中有这样一段内容：“前者开银四千两百，恐不及，三千五六百亦可。且看藩宪何如，倘若批准，即辅。十月进京，贤妻九月内将银两寄来，以便夫用。”
熊新发称，这封信表述十分明确，周昆山为买官已花费四千多两银子，但一直没有结果，于是要求妻子再寄三千多两银子，一举买下县令官职。
等到多年以后，周昆山退休回家，可以说是满载而归，光是记录个人财产的清单就有四五页纸。在这里官场成了商场，官员成了商人。商人为了掘第一桶金，往往要有投入成本。周昆山先是拿了四千多两银子买官，结果不见动静。如果这时候他觉得这桩买卖不值得再投入，收手不干，那么前面付出的四千多两也就打了水漂。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利益计算，在经济领域有一个成本边界。当翻过这个边界，就是巨大的获利空间。四千多两银子处于利益计算边界，而他要求妻子随后的追加三千多两银子，直接把自己送入了获利的空间地带。等到他退休的时候，自然是满载而归。
乾隆六十年（1795），兖州地界忽然爆出一条特大新闻，滋阳县令（县长）陈时在衙署内自缢而死！官员自杀在任何时候都是舆论焦点和敏感的政治话题。
陈时是云南人，举人出身，于上一年即乾隆五十九年来滋阳县任职。也就是说，他只在任上待了一年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经过初步调查，他自杀的原因是：兖沂曹道员德明派了家人陈锦，开出传单，向他索要马车三辆去省城。结果陈锦这个下人狗仗人势，出言不逊，“骚扰驿站”。陈时竟一时无法排解心头郁闷，落了个“畏罪自缢”的结局。
关于陈时的死因，留下的记载实在太过简略，令人感到难以理解。
按照当时的情况，兖沂曹道虽然衙门设在兖州，但并非滋阳县令的顶头上司，中间还有个兖州府呢，德明凭什么直接向陈时索要车马？即使陈时拒绝，也是职责所限，有何“罪”可“畏”？陈时就算再窝囊，也是堂堂的地方县令，朝廷的命官。陈锦即使再蛮横，充其量也不过是恶仆豪奴，狐假虎威而已。陈时对他完全可以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处理此事，怎么会因此轻生？想来陈时死的背后，肯定隐藏着更为复杂的内幕原因？
陈时死后，有关当局当然会想尽一切办法百般遮盖，因为一个现任县令在衙署自杀，毕竟不是小事。既然不是小事，就有做大的可能。有这种想法的人叫张晋，他通过某种渠道把这件不是小事的事给通了天，直接告到了乾隆皇帝那里。
乾隆皇帝听说了这件事，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在一个月内连续下了三道谕旨，追问此案情况。山东巡抚玉德奏报了对当事人的处分情况：“德明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陈锦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谁知道处理结果让乾隆皇帝更为不满，他认为“所办大错”。在这里，我把乾隆的谕旨做简单的交代：德明作为满州道员，因公上省，他怎么敢擅用号马，多带车辆，还纵容家人滋扰，甚至拖累知县，甚至酿成了官员自缢之事，情节尤重。如果这件事不加严惩，何以儆官常而肃吏治？德明著改为绞监候，先于济南省城重责四十板，即在该司监禁。至于陈锦作为道员的家人，依仗主子的威权，任意骚扰地方安定。滋阳知县陈时所发的传单，就是由陈锦开条转给，这件事表面上看是陈时畏罪自缢，实际是由陈锦一手造成……陈锦著即在该处绞决，用来抵陈时的命，并为各省督抚司道家人长随滋事不法者戒。
乾隆的一纸手谕，就把对德明的处分定为“绞监侯”（死缓），把陈锦定为“绞决”（死刑）。
乾隆在谕旨中说了很多有关吏治方面的话，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最重视的并不是对此案的具体处理，而是下属对他的态度。原来他已决定明年就让位给儿子颙琰（即嘉庆帝），又害怕自己一下台，下属眼中就没有他这个皇帝。说白了，也就是为了试探官员的忠诚度。
这在谕旨中说得很明白：“岂以明年届联归政之期，辄敢轻易尝试？……联仰承昊眷，康强逢吉，一日不至倦勤，即一日不敢懈弛，即归政后，遇有此等事件，亦严加整饬，宁可置之不问！”这话的意思是说，我明年就要退居二线了，这些人敢以身试法，就是拿我这个即将退休的皇帝不当回事。我告诉你们，我一天不退，一天就不能放松吏治，就算我退下去了，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也会严加整治。
乾隆对山东巡抚玉德十分不满，指责他“办理此案意有宽纵”。乾隆怀疑德明动用车马上省是向玉德贿赂送礼。他的理由是德明又不是调任到异地，需要十余匹马搬家，而且他还用了三辆大车。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东西？一定是一些金银器物，说不定是用来贿赂山东巡抚玉德。
作为一省巡抚玉德为什么不详查具奏？乾隆命交部要对这个案子严加议处。马上将德明车上装的什么？用来做什么？详细查明，据实上奏。
玉德也是刚任山东巡抚不到半年时间，就碰上了这个棘手的案子，搞不好就把自己拉下水了。而这个事件惹得皇帝如此动怒，使玉德陷入惶恐。他连忙上表章自责，请求朝廷能够给一个处分。表章中有自己“初任封疆，不谙世理”的话；又说目前山东登州、莱州、青州一带海盗猖獗，请求“亲率官兵绢拿海盗”。将玉德的话联系起来考虑，那就是：为自己的罪责找一个开脱的理由，并请求将功赎罪。
作为山东省省长的玉德，对于其中的规则还是谙熟于心的。
不料乾隆却抓住他不放，说他“所奏殊属错谬”。认为他所上奏的奏章都是拿他这个皇帝开涮。乾隆将玉德狠狠挖苦了一番：我从来没听说过女人要先学会生孩子再出嫁的！你玉德大人曾当过藩、臬、道、府诸任，怎么能说是没有经验？至于海盗，用不着你亲自去征讨，你就老老实实地办德明的案子吧！如果你玉德再拿我开涮，拖着不办，那就直接把德明押解来京由我这个皇帝亲自讯问，一旦审出真情，你这个山东巡抚应担当什么责任，就不用我告诉你了吧？
乾隆的这道谕旨以每天四百里的速度快马驿传就送到了玉德的手里。玉德读完后，估计脖颈处感觉出了刀锋掠过的寒气。玉德见皇帝真的很生气，如果再打马虎眼，那么后果将会更严重。没办法，他只能如实奏报。玉德说出了怎样的实情呢？在审讯德明的时候，德明交代他曾备带如意、朝珠、蟒袍等宝贝进入省城，是为了送给巡抚和省城大小官员。结果还没来得及出货，就被抄了出来。
玉德说出的实情，并没有惊倒乾隆皇帝。虽然乾隆在这里夸张地用了一个词“骇然”，但这只是他打的官腔。其实作为皇帝的他比谁都清楚，官场之上“私受馈受，相习成风”的那些弯弯绕，是地球人都明白的。
乾隆这几道谕旨下发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