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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这时候的考核较后期还算严格。由此我们可以肯定蔡怀的监生头衔并不是通过花钱买来的，而是通过真才实学考取的。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既然已经获得了“进身之阶”，捞个一官半职是早晚的事。可他在此时却偏偏改弦易辙，去混了黑社会，而且混得还很专业，居然还捞了个黑社会头领的实职。蔡怀由埋头读书获取功名到埋头砍人去混黑社会，这完全颠覆了世人对知识分子的价值期望。
在我们的印象中，读书人应该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政治抱负，应该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可蔡怀却拉拢了一帮异性兄弟，成为小刀会成员。之所以会有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就无法回避蔡怀的另一重身份。
蔡怀的官方身份是监生，监生其实是个很尴尬的身份，具有非官非民性，这就使得蔡怀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生存状态。由于监生这时候已经不需要进京脱产学习，蔡怀就被下放到地方官府充为胥吏。他和胥役陈士亮、买办衙役李珠的身份并没有差别，干的都是胥吏的活。
中国古代权力体系由官僚系统和胥吏系统的“双体系”组成，官僚是正式权力的指导者，胥吏是正式权力的执行者。两者共同维持着中国古代权力机构的正常运转。很多时候，官僚担的是权力的名，胥吏担的是权力的实。所以，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才会发出“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的感叹。
尤其是到了清代，胥吏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危害都达到了一个巅峰时期，官家也倚重胥吏来共同治理天下。正所谓“与胥吏共天下”。
大部分的胥吏都是出生于有地方势力的乡绅家族，便于官府用他们来管理地方乡民。也有像蔡怀这样受过教育的读书人，因为性格原因或者学识还没有达到要求，而徘徊在仕途门外。也有少数曾经做过官的胥吏，他们或者因为行为不检而被革职，或者因为官家的大幅裁员，而失去了原来的官职。
失去政治前途的胥吏，只好将眼光投向其他地方，总不能混到最后一无所获吧。
就整个官家体系而言，胥吏在官家的权力结构中始终处于底层。一直到封建体制即将走到尽头，他们也没有被恢复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要知道参加科举考试是连农民都可以享有的一项权利。也就是说，他们享有的政治权利还不如一个农民。这时候的胥吏完全成了一种“四不像”。老百姓拿他当官府的人，对他不信任、惧怕，甚至排斥和讨厌，而那些高级官员又打心里鄙视他们。尽管他们如此地不受欢迎，可仍然是古代官僚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阶层。
那么我们在回到案子中间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蔡怀这样的胥吏加入黑社会组织，并促使着他联手胥役干掉了县令朱以诚。
这时候，官府还不清楚小刀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群众组织，更不知道小刀会这样的黑社会组织在江湖出现。如果不是因为朱以诚被暗杀，官府还是不会知道民间社会有个小刀会。在这里，官府还要感谢朱以诚，是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惊醒了当权者。在朱以诚被暗杀的同一年，朝廷开始留意小刀会的行踪，从此，小刀会在江湖上风起云涌。
当时，小刀会在漳浦一带活动非常猖獗。乾隆元年（1736年），福建邵武县出现了“关圣会”，乾隆七年（1742年）三四月的时候，漳浦、云霄地区出现了严重的旱情，小刀会的会员便乘机传播谣言。异姓结拜和歃血为盟在民间开始盛行，那些吃不上饭的乡民们希望通过这种神秘的仪式来祈求老天降雨。
漳浦县知县朱以诚对这件事非常重视，通过调查，逮捕了两名姓张的小刀会成员。并且拔出萝卜带出泥，又发现了很多小刀会的成员。能抓的都抓了，剩下的都是不方便下手的。之所以不好下手，是因为朱以诚在调查取证中有了重大发现，那就是吃官粮的兵丁中居然有出现小刀会成员。这帮人一边吃着官粮，一边拿着黑社会的分红。
知县朱以诚在军营中发现小刀会成员后，并没有马上收手的意思，但是他遇到了一点麻烦。什么麻烦呢？就是潜伏在军营里的小刀会成员的头拒绝朱以诚将抓捕的小刀会成员押回县衙。这件事让朱以诚这个县长很为难，他决定把这件事报告上级官员，让上级领导替自己拿主意。既然抓住了小刀会成员，那就要做做姿态，好好审理一番。这一天，朱以诚正在大堂审理小刀会成员，受蔡怀指示的杀手赖石从背后斜刺里杀出，朱以诚当场毙命。
到这里，我们才算真正搞清楚监生蔡怀、胥役陈士亮、买办衙役李珠相互勾结刺杀朱以诚的真正动机。这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的刺杀行动。蔡怀、陈士亮、李珠都是小刀会成员，而且，蔡怀还是小刀会的一个首领。如果朱以诚继续审查小刀会成员，不但蔡怀等三人的身份将暴露，而且有更多的小刀会成员也将陷入困境。按照犯罪风险成本计算，如果暗杀县令朱以诚能够取得成功，那么就可以减小其他小刀会成员的风险成本。
这是一个容易被历史淹没的暗杀事件，也正是在这起微不足道而又语焉不详的暗杀事件中，我们发现了黑社会的内部体系同样具有独特的权力基因。黑社会组织如果有政府机构人员参与，就会形成“官匪”共同执掌黑权力的局面。胥吏为什么会放着官家赋予的“公权力”不去执掌，却要不惜冒险与官府对抗？
在封建时代的官僚体制中，胥吏具有强大的遗传基因，官员为官一任，可以是三年，也可以是五年，但胥吏是不流动的，一干就是一辈子，有的胥吏是世袭的，老子死了，儿子继承，一干就是好几代。铁打的胥吏，流水的官。胥吏“非民非官”的边缘生存状态始终让他们无法融入正式的官场，可他们又生存在官家的权力结构中。正式升官的途径被政策堵死了，不能通过正式渠道成为“国家干部”，只能终身被“聘用”，成为官府体制外“公务员”。想要离开却又无法离开，想要融入却又无法融入，这种纠结的精神皈依之途让胥吏们无法找到真正的自我。
胥吏身在官场，既没有官家付给的合法收入，又没有升官发财的路径。对于官场的那些潜规则，他们身在其中耳濡目染。在那样的一个官场环境中，他们所能接受到的文化熏陶，说是贪官文化也毫不为过。像蔡怀这样胥吏还有管理平民百姓的权利，说是管理，无非是干些欺压良民，鱼肉百姓的事情，所以胥吏的身上兼具了江湖流氓的秉性。既然权力机制将胥吏的生存状态引向边缘化，那么像蔡怀这样的胥吏跑到黑社会组织中去寻求一份兼职，也是可以理解的事。
蔡怀之所以找杀手刺杀县令，源于江湖权力的利益计算。在这里我将其命名为“黑权力”。
蔡怀刺杀县令的利益计算，是源于他的隐身份，小刀会的小头目。既然是小头目就有可能想成为中头目乃至大头目。小刀会属于江湖组织，而江湖是一个独特的趋利性社会。在江湖社会中，要想获得生存发展，必须遵守江湖规则，“义”是统领一切江湖规则的规则，是江湖的非成文性宪法。一个黑社会分子讲“义”是为了更好地获“利”，“义”要用“利”来体现，这是江湖中人交易双方都要遵循的默示契约。
我们以前看港片《古惑仔》，其实混黑社会的古惑仔们在人际交往中，看上去是为了一个“义”字，其实他们一直遵守的是金元外交定律。那些黑社会老大们将大把大把的银子撒出去的同时，也同时获得了与日俱增的江湖支持率和认同度。也就是说蔡怀刺杀县令朱以诚，是他在小刀会获取江湖地位的必要手段。也许在官府供职的那些小刀会成员中，他的江湖地位是最高的。如果他不出头想法营救蒙难的兄弟，那么他在小刀会的地位和影响力将会跌至谷底。基于这种风险计算，蔡怀才会动用自己的黑权力，放倒手握公权力的一县之长。
难以下咽的“三碗面”
在清人赵翼的官场笔记中读过这样一篇：某朝廷官员陪同皇帝到热河考察，不巧他的哥哥刚巧去世，于是他就向皇帝请假回家奔丧。这时候他哥哥家里已经遍告亲友，吊丧的时间总共只有三天，过期不候。而最后一天是这个官员回家奔丧的日子。于是奇怪的现象就在这时候出现了：头两天没有一个人来吊丧，第三天却人多到绵延数里而不绝，那些和死者原先并无丝毫瓜葛的人，都算准了日子前往吊唁送礼。
这种情形其实也不难理解，在今天看来也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因为这个死了哥哥的官员在当时是个炙手可热的实权派，这些人来吊丧也好，送礼也好，并不是出于对死者的尊重，而是做给官员看的，准确地说是做给官员手中握着的权力看的。
林语堂先生说过一句话“面子、命运和人情是统治中国的三女神”。“人情面子”渗透到了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不仅可成为人际交往的有效平台，而且也可成为个人生存和发展可利用的资源。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人生难吃三碗面。也就是说，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难以应付的是“三碗面”（情面、脸面和场面）。人在世上走一遭，看似洁来还洁去，其实并不是一个人独来独往，他必须时时考虑到世俗社会里的人情和面子，稍不留神就有可能会让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陷入僵局。所以，中国人在和家庭之外的其他人相处交往的时候，精神上会感到束缚和倦怠。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人情与面子作为一种交往的目的，同时又作为一种基本的交往媒介。说白了，这种交往其实是一种资源的交换。这种交换既可以获取更多的人情和面子，又可以直接拿既有的人情面子去交换更大的价值。这种人与人之间有着交换目的的往来，成为古代官场最为盛行的交往方式。
在官家人际交往理念和规则中，包含了三大要素：那就是人缘关系、感情投资与期权回报。
在这三大要素中，人缘关系是权力世俗化的最基本的要素。中国古代官场是一个讲究“差序格局”的地方，往往会针对与自己关系不同的人表现出不同的方式：亲人之间有血亲，宗族之间有族亲，同窗之间有学缘，每个人既是个体又是群体，每个人都拥有一个以个体为中心发散形成的交际网络。同样每个人又都是他所在社会圈子的中心，这样圈来圈往，也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熟人”社会；第二个要素感情投资是一种成本的投入。为了维系既得利益与获取更大的利益空间，个人往往会采用请客送礼、托人说情、拜会请安等诸多手段作为感情投资的成本，并以此获得最大的利益空间；而第三个要素期权回报则是最终的目的。因为在这种互动性的交往中，其中一方欠下另一方人情，那么在利益的交换关系中就会处于被动状态，为了偿还人情，只好返还给别人更大的利益，这种关系近似于“债务人”与“债权人”。古代官场“人脉”资源从来都是一种能够发挥价值的权力资源，也难免会有人发出官场人情就是社会生产力的感慨。
唐朝宪宗时期的宰相崔群就是一位端不平“三碗面”的主。如果按照好官的标准来衡量，崔宰相绝对是个好官，一向以“廉洁自律”的清官形象示人。他的夫人劝他不要这么亏待了自己和子孙，应该置些房产留给子孙们，崔群的回答是：我已经有三十处田庄，还需担忧房产吗？
夫人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崔群解释道：前年我担任考官的时候，取了三十名考生，难道他们不是我最好的财产吗？
夫人道：如果照你说的那样，你本人当年参加科考，是陆贽担任的主考官。但你担任考官时却派人去劝陆贽的儿子不要参加考试，如果说考生都是主考官的良田，那么陆贽家这块田产却是荒废了。
这句话是讽刺崔群不通世俗人情，不能很好地融入官场规则。崔夫人这是在羞辱自己的老公。
崔群听完后，还是有些脸红的。崔夫人说的这个事，刚刚发生不久。崔群当时劝阻陆贽的儿子不要参加考试，是怕其他官员说他徇私情，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陆贽的门生。无可厚非崔群是个好官，当好官把自己的三十个考生比作自己的私人田庄时，我们才发现，并不是只有那些在官场玩得风生水起的人才懂得人情面子，其实很多好官清官也谙熟规则，也懂得把人脉资源看做是自己的生产力。也难怪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团体。出生于一省一县，视为“乡谊”；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士，视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进士就像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亲近属，视为“婚谊”。这多种的“谊”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金庸先生的笔下那个玩转官场乾坤的韦小宝就是把“官场人脉”用到极致的标志性人物。他从一个江湖小流氓，耍嘴皮子，耍无赖，既然混到娶了七个美貌的太太，还有数不尽的财富，在官场上更是红到发紫，御前侍卫副总管，骁骑营副都统，最后在一个小岛上过起了逍遥自在的日子。韦小宝的人脉关系枝枝节节伸向社会的各个层面，尤其在官场更是达到巅峰。总结韦小宝的发达路径，无外乎就是四个字，经营人脉。请看韦小宝初见平西王吴三桂是如何攀亲的：韦小宝听他说话中带着扬州口音，倒有三分欢喜，心道：“辣块妈妈，你跟我可是老乡哪。”说道：“这个却不敢当，卑职岂敢高攀？”话中也加了几分扬州口音。吴三桂笑道：“韦爵爷是扬州人吗？”韦小宝道：“正是。”吴三桂笑道：“那就更加好了。小王寄籍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