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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托斯卡纳人，混蛋上帝！[12]”在米盖尔的店铺里，在佩罗林尼奥的作坊里，在“黄金集市”“模范市场”“圣芭芭拉市场”，他早晨下午都在聊天。他到处吃饭，是个快乐的宾客。他是特伦西亚饭桌上的常客，如今这里由她的侄女纳伊尔上菜，后者是个二十五岁的年轻姑娘，但已经是六个小孩的妈妈了。第一个是特伦西亚的孙子，因为是纳伊尔与表兄达米昂所生的。达米昂不是傻子，知道肥水不流外人田。另外五个孩子，每一个人的父亲都不一样，他们的肤色由白皙到黝黑依次排列。纳伊尔既没有肤色偏见，也不曾浪费时间。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就不能见到男人……”特伦西亚抱怨道，她的头发已经白了，眼睛看着自己的干亲家。“她就没有你那样的自尊，干亲家。”
“我的自尊，干亲家？为什么这么说？”
在她悲伤的眼神中，他看到了答案：这么多年，她一直在等待着一句话、一次邀请、一份哀求。那并非自尊，干亲家，而是尊敬。你总是提起“独眼”索萨，嘴里生气，心却在等待着他。我吃了你的面包，教会你的孩子读写，我尊敬那张空着的床，我以为……干亲家如此聪明，干亲家是桑构的眼睛，啊！干亲家为什么不看看？现在已经晚了，我们是两个无药可救的老人了。真的无药可救了吗，干亲家？纳伊尔的倒数第二个孩子是谁的，那个淘气鬼？他还不到两岁，他的爸爸，干亲家，如果你不知道是谁，那我就告诉你，他就是你顺从的幼崽。
他在卡波埃拉学校与布迪昂与瓦尔德罗伊尔一起讨论，他会去牧羊舞会、“非洲沼泽”的阿佛谢总部与坎东布雷盛典，直到凌晨，他还在七扇门，在男孩之水酒吧。他不断与人聊天，在黑皮本上做记录，讲的故事让人或笑或哭，每天忙忙碌碌——这就是佩德罗·阿尔杉茹最后几年的生活：那么忙碌，那么多人，那么孤独。
自从里迪奥·库何死后，他便独存于世。他过了很久才恢复过来，耗尽了他全部的力量与生活的激情。不久之后，这位干亲家便在上千个故事中复活了，成为了最受偏爱的英雄。老头子看过，做过的一切，都有里迪奥的陪伴，是他们共同的作品。他们是兄弟，孪生兄弟，连体兄弟。“有一次，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里迪奥和我参加一次烟散的庆典，路途很远，在格梅亚那边，那时候佩德里托专员还在用木棍殴打诸神的子民。干亲家里迪奥……”
看到他如此穷困、需要帮助，经常要他帮忙解决圣殿问题的普尔盖利亚妈妈建议他担任一个有报酬的职位。她需要一个人向阿谢的成员收取月费，收取圣子亲友所居住的简陋村舍的租金。她自己没有时间，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来算账。薪水很低，但总有些用处，比如买张电车车票。自从罢工之后，他就不需要买车票了。食物也很充足，到谁家吃都行，有很多种选择。我接受这项委托，普尔盖利亚妈妈，这是奥茹欧巴的责任，作为朋友，我乐意帮这个忙，但有一个条件：我免费做这件事，不接受任何报酬，不要看不起我，我的妈妈。他心想：如果我还相信宗教奥义，如果我还没有参透这个谜题，也许我还能，作为一名虔诚的信徒，接受神圣的报酬。现在不行了，普尔盖利亚妈妈：完成这项任务的不过是一名热心的朋友。可以付钱给信徒兄弟，但不能付钱给一位朋友，友情不能出租也不能贩卖，它有另一种价值，不同的价值：这就是我要说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佩德罗·阿尔杉茹一直管理着普尔盖利亚圣殿成员的月费，管理着房客所交的租金，他将阿谢的账目算得清清楚楚，如果自己有钱，他还会将几枚硬币放在奥里沙的秤盘中，放在桑构的圣坛里，放在埃舒的神龛中。
有一次，他几天都不见人影，朋友们发现之后乱作一团。他们找了又找，找遍了所有地方，却一无所获：他到底去哪儿了？自从他离开了海边的阁楼，离开了那三十年的居所，就再也没有固定的过夜之地。每个月的床与卧室都不一样，全凭上帝的安排。终于，埃斯特发现了他。埃斯特是上玛西埃尔街区的一家妓院老板，是个令人尊敬的老鸨，也是阿尔杉茹在圣殿的小女儿。她还是个端茶送水的小姑娘时，就已经开始供奉神祇了。那时候，玛耶·巴散妈妈几乎已经不能行走，奥茹欧巴帮了她很大的忙，引领圣女之船抵达奥伦科的安全港口，这一天也就是“圣名节”[13]。轮到为埃斯特剃头时，玛耶·巴散一点力气也没有，便借助奥茹欧巴的手，将折刀递给了他。
那地方肮脏得就像猪圈，没有床，没有床垫，只有一条旧毯子、一张破布片，还有一箱书——如此悲惨的境遇，埃斯特从没见到过——阿尔杉茹发着高烧，还说不要紧，只是有点着凉了。医生开始诊断为肺炎，开了口服与注射药品，要求马上把病人带走。我决不去医院，阿尔杉茹表示反对，决不踏进医院半步。穷人进医院，就相当于死了。医生耸耸肩，随便去一个基督徒能生存的地方吧，绝不能留在这个潮湿的洞穴里，这儿连老鼠都活不下去。
在埃斯特妓院的最里面，有一间留给服务生的房间。服务生负责给顾客端送啤酒、苦艾酒、白兰地，维持秩序，保护妓女。如此多样、重要的任务交给了“大蚂蚁”马里奥。他是一个强壮的红头发混血儿，也是一个模范家庭的父亲，跟妻子儿子住在一起。小房间因此空置下来。妓院的房间，不适合奥茹欧巴爸爸，但是埃斯特没有其他办法，因为这位固执的老头儿不允许提医院。
埃斯特妓院深处的房间极其窄小。在那里，阿尔杉茹快乐地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他换过不少工作——已经不算工作，只是零活——他度过了自己的七十岁生日，没有任何庆祝活动；在年满七十一岁之前，战争开始了，这也成为了他唯一的职业，占据了他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与每一分钟。
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从妓院到市场，从集市到店铺，从作坊到圣殿，无论在家里还是在街上，他都积极辩论、斗志昂扬。他所想所做的一切都深陷其中，遭到了危机，致命的危机。
他，平民中的平民，成为了士兵与司令。他深谙谋略战术，设计推行了多场战役。当所有人都丧失信心、认罪投降的时候，他承担了指挥的重担，率领着一队由混血儿、犹太人、黑人、阿拉伯人、中国人组成的军队，启程抗击纳粹军团。来吧，我的好人，让我们战胜这肮脏的恶行，这肆意的屠杀！
5
经过成年累月的走路送信，老头子还能跟随游行队伍，从坎普格朗德出发，一直到主教堂广场。在那里，第二次世界大战四周年示威活动在盛大的集会中结束。为了能够承受这次跋涉，他在已经破损的鞋掌里面垫上纸片，并且已经不再掩饰外套的污渍与裤子的破洞。
反法西斯队伍集结了成千上万名示威者，一家报纸称有两万五千人参加，另一家说有三万人。学生、知识分子、工人、政客、社会各阶层的民众都参与了游行。在火把的照耀下——这些火把是由巴西石油点燃的，而官方却否认巴西石油的存在，许多人因为肯定巴西有石油而吃了官司，进了监狱——游行的队伍浩浩荡荡、缓慢前行，人群不断重复着口号，高喊“万岁”或者“去死”。
协约国的旗帜、海报、横幅、反纳粹法西斯战争领袖的巨幅画像。在队伍的最前方，“医学联盟”的领导成员扛着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肖像。在抬着这种圣像的人里面，阿尔杉茹认出了弗拉加·奈托老师：他那高高扬起的头颅、富有争议的山羊胡，还有红色的小胡子。他是最早违反警察禁令在公共广场要求派巴西部队参战的人之一。
在丘吉尔与斯大林的画像后面，在疯狂的欢呼中，是戴高乐与瓦加斯的画像。这场游行主要有两个诉求。首先，要求立即组成一支远征军，将巴西对轴心国的宣战由单纯的象征变成确切的现实。其次，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勘探巴西石油，已经证实在雷孔加夫发现了石油。同时也有要求赦免政治犯的呼声。至于自由，在游行与集会中，人民已经在事实上得到了它。这位衣衫褴褛、脚步缓慢的老人并没有错过示威演讲，有几名演讲者深得他的偏爱。他能够区分每个人的政治阵营，如今，所有人都在抗战胜利的统一战线。
在圣佩德罗的理工学院门前，游行队伍做了短暂停留。从二楼的一扇窗子中，传出对纳粹集权与种族主义罪行的厉声控诉，伴随着对民主战士与社会主义的赞扬。每一句话都能获得喝彩。老人吃力地爬上一张凳子，想要更好地看清楚演讲者。这是他最喜欢的演讲者之一，名叫费尔南多·德·桑塔纳，是工程专业的学生，也是学生运动的绝对领袖。他的声音饱满，词句丰富。他是个瘦削的混血儿，肤色与塔代乌一样。许多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老人曾听见学生塔代乌站在同一个窗口，要求巴西参战、抗击日耳曼军国主义。尽管他费尽口舌支持法国与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对他造成太大影响。然而，塔代乌的演讲却使他非常感动，他看到了男孩儿的智慧、准确的话语与清晰的逻辑。几天之前，他在报纸上看到，作为“巴伊亚最天才的城市规划设计师”，塔代乌·坎尼奥托工程师被任命为首都公共工程书记。高梅斯一家搬到了里约热内卢，为了照顾他们好不容易才出生的小孙子。究竟是露在法国的治疗起了作用，还是艾米丽娅太太在巴伊亚对圣主邦芬的承诺呢？
如今一切都不同了：老人贪婪地听着年轻学生的每一个词句，聆听充满激情的混血儿指责种族主义，在冲动鲁莽的年轻人身上看到模糊的未来。他从凳子上下来：他是这场战役的老兵了，他战斗了许多年，他的一生都消耗在战壕里。
游行队伍又在卡斯特罗·阿尔维斯广场停了下来。由于人数众多，一部分人只好站在巴洛克尼亚、蒙丹尼亚或者圣本笃斜坡上。在那里，在斜坡中央，步伐迟缓的老人看到少校站在献给诗人的雕塑底座上，伸着食指。老人只能听到欢呼声，演讲者的话语到不了他那儿。也不需要：那些话他都知道，从术语到句子，从夸张的形容词到那些设问句，噢！人民，巴伊亚人民！他的小男孩达米昂，站在雕像的小台阶上，他是人民的律师，在全城各处奔波，为穷人主持正义，给身陷囹圄的人以希望，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他那时已经有些兴奋，肚子里有不少烧酒，即便如此，他依然清醒出色，从没有人能把他灌醉。其他的演讲者，每一个都代表着这个或那个机构、阵营、公会、阶级、团体、受到迫害的秘密党派。只有少校在为人民说话。他站在雕塑的小台阶上，几乎与街道在同一高度。
游行队伍像一条巨大的蟒蛇，沿着智利街向上走去。政府大楼门前，联邦专员向群众挥手致意。在市政厅，路易斯·罗杰里奥教授向民众致辞：胜利属于我们！老人记起了他，那时他还很年轻，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参加了那场种族主义教授的象征性葬礼；在耶稣广场上，他发表演说，抗议辞退这名杂役。
在主教堂广场，在旗帜飞舞的露台上，举行了盛大的闭幕仪式。老人在拥挤的人群中向里走，请大家让他过去，如果有人恰好认出他，就会为他让路。他得以靠近露台。一个年轻高挑、面容英俊的直发混血儿声音低沉，正代表“反法西斯医学联盟”发言。他是迪瓦尔多·米兰达博士。那时他刚刚毕业，老人之前并不认识他。但是在1943年9月1日那天，这个小伙子回忆起遗忘的往事，将阴影幻象重新翻了出来。他提起某个法律提案的研究，提案的作者是医学院教授阿尔格鲁·德·阿拉乌茹，按照这位教授的说法，巴西混血儿应当隔离在国内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区域，而那些没有因气候疾病而暴毙的人，则应该流放非洲。这项提案无果而终，只引发了嘲笑与愤慨。等到希特勒在德国当权，宣布开启种族主义时代，这位教授还活着，他写了一篇呓语般的文章《上帝的使者》，向希特勒致意。上帝的使者要彻底消灭黑人、犹太人、阿拉伯人与混血儿，根除肮脏的种族融合，将他的屠杀提案变成法律。
在广场上，老人赞叹着如此英俊潇洒、血气方刚的男孩儿，想起了三十五年前的一次对话。那时侯，他刚刚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阿尔格鲁教授在医学院走廊拦住了他。“这就是一个毒瘤，必须连根拔起。手术治疗虽然残酷，但是有益且必要的。”阿尔杉茹就像讲台上的男孩儿一样年轻气盛，板起脸来问他：“把我们都杀死，一个接着一个，教授先生？”狂热的褐色光芒，在教授的眼睛里燃烧着。他宣布了这无情残酷的惩罚：“把他们都消灭，一个只有雅利安人，只有上等人的世界，只留下必要的奴隶去干下等活计。”一个天才、一位领袖、一名上帝的使者从他手中接过这震撼的想法，一位常胜的战神来完成这至高无上的使命：将犹太人、阿拉伯人与黄种人从世界上清除出去，将“玷污了我们的非洲渣滓”从巴西清扫殆尽。
教授渴望预言的一切都成为现实。老人宣传捍卫的一切都面临危机。观点论证再一次针锋相对。这一次，已经不再是知识界的辩论，而是真枪实弹的较量。遍地鲜血，军团的士兵手握死亡。
如果希特勒赢了，希特勒或者任何一个狂热的种族主义者，就能将他们全部消灭，或者杀死或者变成奴隶吗？教授说会，他要推举一名有能力这么做的领袖，在德国的浓雾中，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