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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材料，出于疲惫和恼怒，我没有对某些假设做出说明，没有给出详尽确定的解释。一切仅限于“或许”“可能”“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丝毫没有一致性的保障。似乎那群人都不是生活在地球上，在他们眼里，死者并非血肉之躯，而是许多英雄与魔法师的合体，拥有太多的丰功伟绩。在回忆与编造、现实与梦幻之间，我永远划不出一条界线。
我从头至尾读完了他的每一本书。任务量并不大，因为只有四本小书，最长的还不到二百页。（圣保罗一家出版社将他的三本书整合成一册，只将关于美食的那本单独列出来，因为这本书的受众更广。）对于阿尔杉茹的作品，我不予置评，它如今已凌驾于批评与辩驳之上。没有人敢否认它的价值，既然莱文森已将它奉为经典，既然它已经译为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取得成功。昨天我还在报纸电讯上看到：“阿尔杉茹作品在莫斯科出版，《真理报》对其大加赞赏。”
我最多能够在举世称赞之中添上更多的赞美。我会说我喜欢他的书：阿尔杉茹提到的许多东西如今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与城市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他的四本书里，倒数第二本给我带来许多欢乐（临死之前他还在为新的一册书忙碌）。在其写作过程中，阿尔杉茹也遇到了许多困难与不快。如今，我看到有谁吹嘘炫耀，说自己有贵族血统、家谱、族徽、显赫的祖先或者其他蠢话，就会询问他的姓氏，然后在阿尔杉茹的名单上去找它。阿尔杉茹严肃谨慎，对作品的真实性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
还需要解释一下我如何结识了这位美国智者，并有幸被他选中。詹姆斯·莱文森的大名无需再做介绍。他将如此困难的任务交付给我，我既骄傲又感激。在我们的短暂相处中，尽管也有悲伤痛苦，我依然保留着美好的回忆。他热情随和、亲切优雅，与漫画书上呆板老朽的智者形象恰恰相反。
借此机会，我还要澄清一点。有些人因为不得志或嫉妒，对我同哥伦比亚著名教授的合作肆意诋毁。他们不仅干预我的私生活，把安娜·梅尔塞德斯的名字拖到污泥里——污泥是他们惯常的居所，还试图将我与左派对立起来，危言耸听地说我为了一点点美元，就把自己，还有阿尔杉茹的回忆都卖给了美帝国主义。
莱文森与政府部门，或者与五角大楼有什么关系？不仅如此，在保守党和反动分子看来，莱文森的立场一点也不正统。他的名字与进步主义运动、反战游行连在一起。他因人文社科方面的巨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时，欧洲媒体尤其强调了他的年轻——才刚刚四十岁——以及政治上的独立性，这使获奖者成为了官方眼中的可疑人员。毕竟，莱文森的作品就在那儿放着，谁想看都可以。那本书展现了原始落后民族的生活概况，被称为“对谬误与不公正世界的反抗与大声疾呼”。
对于阿尔杉茹作品在美国的传播，我并未出力。但我认为这种传播是进步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位巴伊亚人一直都是自由主义者——没错，他不受意识形态牵绊，却对大众文化有着无与伦比的热情，是抗争偏见、苦难、悲伤与种族主义的鲜明旗帜。
将我引领到莱文森身边的是安娜·梅尔塞德斯。她是青年界的诗魂，如今完全献身于巴西民间音乐，那时却是当地一家日报社的编辑，负责款待在这里短暂停留的莱文森。她出色地完成了领导的安排，与美国人如影随形，不分昼夜地陪伴着他，为他翻译。莱文森之所以选择我，她的推荐起了很大作用，但仍然与那群小人所说的相差千里，隔着无耻的汪洋：在聘用我之前，莱文森对我的才能进行了测试。
我们三个人一起参加了阿拉克图“圣殿”[2]对于风雨神烟散的庆祝活动。那里能够展示我的特殊文化背景，使他了解我的学识与价值。夹杂着西语和葡语、我较差的英语加上安娜更差的英语，我向他解释了各种庆祝活动，每个奥里沙的名字，每个动作的意义，我说到歌曲舞步，服装的颜色，还有其他许多东西——只要我有兴致，就能出口成章；对于不知道的，我就胡编乱造，因为不能失去那些近在眼前的美元——是美元，不是不值钱的克鲁塞罗。其中一半他马上就付给了我，就在酒店大厅里。我不情愿地告辞了。
该说的都说了，没什么好解释的了。我只想补充一点，这真令人难过，因为伟大的莱文森并没有采纳我的研究。调查刚一结束，我便依照约定寄了一份打印稿给他，还附上了我能找到的仅有的两份影像资料之一：在一张黑白肖像照上，能够看到一个浅肤色的混血儿，身强体壮，年少轻狂，穿着深色衣服——这就是阿尔杉茹，那时刚刚当上巴伊亚医学院的杂役。我觉得另一张照片还是不寄给他比较好。那张照片上的佩德罗大师已经苍老，不修边幅，就像一块破抹布，周围还有令人生疑的女人，他举着杯子，烂醉如泥。
大约十五天之后，我收到回信，上面有莱文森秘书的签名，通知说，我的文章已收到，并寄送了一张美元支票，包括应付的余下一半报酬和调查工作可能需要的开销。全额付款，一点没有讨价还价。要不是我对欲望过于克制，在开销列表上过于拘谨，他们肯定会付更多。
我寄出去的所有材料里，大师只将那张照片用在了阿尔杉茹主要作品的英译本上。这本书与其他许多作品一起，组成了他关于亚非拉美人民生活的大百科全书，合作者包括这个时代的知名大师。在“前言”介绍里，莱文森只是分析作品，极少提到作者生平。这足以表明，他一眼都没看我的文章。在他的“前言”里，阿尔杉茹提升为教授，成为医学院委员会里尊贵的一员，正是在他们的支持下，阿尔杉茹才得以完成研究，出版作品。简直难以想象！我不知道莱文森从哪儿听来的这些胡扯，但他只要翻过我的原稿，就不会犯下如此巨大的错误——从杂役到教授，啊！我可怜的阿尔杉茹，你缺的就是这个啊！
在詹姆斯·莱文森的文章里，我的名字一次都没有被提及，也没有出现在参考资料中。既然如此，我就可以接受迪梅瓦尔·查韦斯先生的提议——他是阿茹达路上的富有书商，如今也是一名编辑——将那几页毫无雄心的文章出版销售。我只提了一个条件：签订一份合同，因为据说很难让富得流油的查韦斯先生支付版权费用，这也是遵循当地的传统——就连阿尔杉茹也上了某个邦凡提的当。这个邦凡提也是书商兼编辑，在主教堂广场做生意。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接下来会看到。
关于美国专家詹姆斯·莱文森到达巴西，引起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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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是个大帅哥！啊，老天，令人欲罢不能的大帅哥！”安娜·梅尔塞德斯喊道。她向前走了一步，像一棵热带棕榈树一样从人群中凸显出来。这里有记者、教师、学生、富豪、学者、流浪汉。他们聚集在豪华酒店的宽敞大厅，等待詹姆斯·莱文森出席群众访谈。
广播站的话筒、电视台的摄像机、反光板、摄影师、制片人、盘叠交错的电线——这位《每日晨报》的年轻记者从中穿过，她面带笑容，迈着夜店舞步，仿佛要代表这座城市问候那位伟人。
“夜店”是个不恰当的字眼，过于低俗，侮辱了那胸部与骨盆的划动，和着桑巴的鼓点，就像狂欢游行中的举旗皇后。迷你裙下棕色的大腿，挑逗的眼神，半张着的肉感的嘴唇，充满渴望的牙齿，还有露在外面的肚脐。她全身上下都是金黄色的，极其性感。不，这并非夜店舞蹈，而是她自己的舞蹈，是邀请，也是奉献。
美国人走出电梯，忍住不看大厅，而是让大家看他：一米九的大个子，体型像运动员，举止像明星，金黄的头发，蔚蓝的眼睛，还叼着一个烟斗。谁能想到他四十五岁了？占据了里约与圣保罗杂志的大幅照片吸引来了大批女人，她们马上发现真人比照片好看多了。多棒的男人！
“不知羞耻！”一个鸡胸女人说道。她指的是安娜·梅尔塞德斯。
专家受到吸引，盯着年轻姑娘：她径直走来，肚脐露在外面。他从未见过如此美妙的步伐、如此柔软的身躯。姑娘脸上混合着纯真与邪恶，集白人、黑人、混血儿于一身。
她停在他面前，说起话来像夜莺鸣啭。
“哈啰，伙计！”
“哈啰！”莱文森哼了一声，从嘴里拿开烟斗，吻了梅尔塞德斯的手。
其他女人浑身颤抖，齐声叹气，既难过又恐慌。啊，这个安娜·梅尔塞德斯就是一个下贱婊子、没品记者、令人作呕的诗人。再说，谁不知道她那些诗都是佛斯托·佩纳写的，那个戴绿帽子的大王八。
“巴伊亚女人的魅力、阶级、文化在天才詹姆斯的访谈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布娃娃畅谈种族学，万人迷附庸社会学。”优秀的希尔维纽在专栏中如此写道。除了美丽优雅、配饰假发与床上功夫，一些女士还拥有其他优点，比如各种课程的结业证书，证明她们学过由戏剧学校或旅游局主办的“民俗服装”“城市历史、传统与建筑”“具体主义诗歌”“宗教、性别与精神分析”课程。然而，无论是专业证书还是业余爱好，无论是不羁的少女还是顽固的主妇（她们马上要进行第二或者第三次整容手术），每个人都知道她们已经被驱逐出局，一切努力终归徒劳：厚颜无耻的安娜·梅尔塞德斯抢先一步，将科学演讲者的男子气概收于麾下，成为她专属的私有财产。占有欲强、贪得无厌——“贪婪的婊子，交媾的明星”，浪漫悲伤的佛斯托·佩纳如此吟诵——她不会与任何人分享，不给人留任何希望。
握着女诗人兼记者的手，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来到大厅中央，坐在专属沙发上。闪光灯一刻不停，光线就像鲜花。倘若打开钢琴奏一首《婚礼进行曲》，穿着迷你裙和迷你上衣的安娜·梅尔塞德斯与身着热带蓝服装的詹姆斯·莱文森就成了本年度的新娘、新郎，缓缓步上教堂祭坛。“新郎新娘。”希尔维纽轻声说道。
直到专家坐下，两人的手才分开。但是安娜仍站在他旁边，守卫着他。她不是傻子，不会放开他，尤其在这么多发情的母狗中间。她了解每一个人，一个比一个不知廉耻。她朝她们微笑，只是为了打击她们。摄影师好像全都发了疯，有的站在凳子上，有的爬到桌子上，还有的趴在地上，摆出各种诡异的姿势。旅游总监做了一个难以察觉的手势，服务生端上饮料，访谈正式开始。
儒里奥·马尔科斯庄重优雅而又骄傲自恃地放下酒杯，站了起来。他是《城市报》编辑，也是文学评论家。人们怀着崇敬的神情安静下来。女观众里有人舒了口气——虽然失去了外国来的金发专家，狂妄的马尔科斯也很有魅力，使她们稍微好受了点。他代表《城市报》以及最顶尖的知识分子，提出了第一个问题，第一个却是压倒性的问题。
“尊敬的教授，我希望你能够用简单几句话说一说对马尔库塞的看法，关于他的作品和影响。你不觉得，在马尔库塞之后，马克思已经是没用的老古董了吗？你同意吗？”
他边说边用胜利的目光扫视全场。校长办公室的指定翻译官将问题翻译成英语——发音完美，这是肯定的。不服管教的玛丽乌莎·帕兰嘉——她脸上动了两刀，胸部动过一刀，就像一幅悲伤的少女讽刺画——赞叹了一声，声音很轻，但听得到。
“天才的提问！”
詹姆斯·莱文森吸着烟斗，温柔地盯着安娜·梅尔塞德斯的肚脐，真是一朵梦想田园里的花，一口充满秘密的深井。他操着口音浓重的西班牙语，以艺术家或学者特有的粗鲁回答：“这是一个蠢问题。只有轻佻的傻瓜才会在媒体访谈的有限时间里讨论马尔库塞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意义。倘若我有时间举办一场会议或者开一堂课，那没问题；可我没有时间，再说我来巴伊亚也不是为了谈马尔库塞，而是想了解这座城市。你们的同乡佩德罗·阿尔杉茹曾在这里工作、生活。他是杰出的人才，有着勇敢深邃的思想，是人文主义的创造者。我为此而来，只有这一个原因。”
他又从烟斗里吐出一口烟雾，向全场人微笑。他漫不经心、十分平静，带着外国人特有的友善，没有留意记者马尔科斯僵直的躯体——傲慢就像裹尸布紧紧包住了他。莱文森继续看着安娜·梅尔塞德斯，从上到下打量着她，从披散的黑发到涂成白色的漂亮脚指甲，越来越喜欢她的身材和品位。阿尔杉茹曾在书中写道：“妇女之美，尤其是平民妇女之美，是混血城市的象征，代表着种族间的爱情与消除了偏见的光明未来。”他又看了一眼那鲜花般的肚脐，那世界的中心，用美国大学中正确却生硬的西班牙语说：“知道我把阿尔杉茹的作品比作什么吗？比作这位小姐。她就像阿尔杉茹先生笔下的文字，不多不少，完全一样。”
就这样，在巴伊亚四月的一个甜美午后，奏响了对佩德罗·阿尔杉茹的伟大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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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认可，精英的钦佩，名声，夸赞，荣誉，成功——甚至包括世俗的成功，他的名字出现在社会专栏里，出现在贵妇人歇斯底里的叫喊中——佩德罗·阿尔杉茹死后才得到这一切，对他已经毫无用处，即使是他生前最喜欢的女人们。
一位著名记者在写年终文化活动总结时，将这一年命名为“阿尔杉茹年”。没错，在文化圈里，没有人比他更引人注目，没有什么作品比他的四本小书赢得更多的赞誉。他的作品匆匆再版，而在此前的多年里，这些书被遗忘得一干二净。或者更确切地说，不仅一般读者没听过这些书，连专家也对它们一无所知——只有少数例外能够有幸马上得到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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