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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莱文森来到巴西，拉开了一切的序幕。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五个天才之一”，根据《大英百科全书》上的描述，他是哲学家、数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种族学家，以及其他各种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妄自尊大、充满争议，他的理论引发了当代科学的变革，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人类发展进程，得出了大胆新奇的结论。对于保守主义者来说，他是危险的异端；对于学生与拥护者而言，他就像一个神；在记者眼里，詹姆斯就像天降的财富，因为他口无遮拦。
他曾接受巴西大学的邀请前往里约热内卢，在文学院做了五场讲座。众所周知，演讲取得了巨大成功：第一场演讲原定于学院荣誉大厅，却不得不紧急换到全校大礼堂，即使这样，走廊与楼梯上依旧挤满了人。报纸、杂志的记者与摄影师拥有太多素材：莱文森不仅是个天才，而且极其上相。
演讲之后是问答环节。讨论过于激烈，引发了学生的暴力示威：歌颂美国专家，反对独裁政府。学生们不止一次地站起来，向他致以疯狂的欢呼，时间长达几分钟。他的一些话深受大众欢迎，传遍全国各地：“宁可连开十年的国际会议也不发动一天战争，并且前者花费更少。”“在任何体制下，警察、监狱都同样肮脏，绝无例外。”“军人进博物馆的那天，世界才能真正文明。”
在摄影师与警卫的簇拥下，莱文森穿着性感泳裤，将整个上午都留给了海滩。
他拒绝了所有来自学术团体、文化行会以及大学教授的邀请——纽约有太多这样的活动，他早就腻烦了。但是回去之后，哪里还有巴西的阳光呢？他还在沙滩上踢了足球，相机记录了他进球的瞬间，尽管女人才是他的最爱。在海滩与夜总会，他与巴西国粹有了亲密接触。
鉴于他刚刚离婚，社会专栏作家编造了他的各种绯闻。其中一位花边新闻记者（一个疯癫的丑婆娘）预言一桩豪门婚姻将因此破裂。她说错了：极端正派的丈夫与睿智的花花公子关系亲密。“昨天，在科巴卡巴纳豪华酒店的露天会场，凯蒂·斯盖拉·普拉托穿着来自戛纳的比基尼，满怀柔情地看着她的丈夫贝比和伟大的莱文森，两人密不可分。”称职的祖尔反驳说。一本颇受欢迎的杂志在当期封面上刊登了这位诺贝尔获奖者运动员般的裸体，旁边则是纳迪娅·希尔维亚促销中的裸体。纳迪娅是一名天才演员，需要等待时机在舞台或大屏幕上一展风采——她至今没有得到这种机会，这简直无法解释。听到绯闻报道，纳迪娅一直在笑，对于两人间的激情承诺，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莱文森是第六个为纳迪娅·希尔维亚失去理智的世界名人。”一家报纸严肃地宣称，并指出前五个名人包括约翰·肯尼迪、理查得·伯顿、阿迦汗、一位瑞士银行家与一名英国富豪。此外还有高贵富有的意大利伯爵夫人，一个女同性恋。
在夜间专栏中，吉萨写道：“天才莱文森昨天再次来到舞厅，与迷人的伊莲娜·范·克鲁斯特共入爱河。”罗伯特·萨巴德向十八家报纸与无数电视台披露：“学会桑巴之后，他就再也不跳其他鼓点了。”观众还从他那里知道了布兰金妮亚·杜·瓦尔伯尼尔的话——她真是个美妙的女主人，桌上、床上都无与伦比——“詹姆斯倘若不是诺贝尔奖得主，简直可以靠跳舞赚钱。”报纸杂志热点不断，美国专家没有亏待他们。
然而，最轰动的还是他对佩德罗·阿尔杉茹的称赞。它就像一枚炸弹，在他登上去巴伊亚的飞机时就引爆了。事实上，当他刚从纽约到来，第一次接触媒体时就提起了这位巴伊亚人：“来到阿尔杉茹的祖国，我非常开心。”然而记者却没有记下这句话，或者因为没听懂，或者认为它不重要。当他启程前往巴伊亚时，情况就不同了，这位颇受争议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宣称在他短暂的巴西之行中专门预留两天给萨尔瓦多：“要去看看伟大的佩德罗·阿尔杉茹笔下的城市与人，在他的书里，科学就是诗歌。他将巴西文明提到了新的高度。”太令人困惑了。
这个佩德罗·阿尔杉茹是谁？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记者们张大嘴巴，相互询问。其中一个想要得到点提示，便问莱文森是如何知道这位巴西作家的。“我读了他的书，”专家回答，“那些不朽的著作。”
提问者叫阿皮奥·科雷拉，是一家日报社的文学、科学与艺术增刊编辑，向来以博闻强识自居，精明狡诈，言辞犀利。
他进一步试探，说自己还不知道阿尔杉茹的作品已经翻成了英语。
不，他读的不是英文版，是葡语版，可怕的美国人补充说，尽管对你们的语言所知甚少，但我能读懂，这得益于西班牙语，尤其是拉丁语。“这并不难。”他得出结论，并说他在哥伦比亚市的图书馆发现了阿尔杉茹的作品，当时他正在研究热带国家的大众生活。他有意在美国推动翻译出版“你们伟大同胞的著作”。
“我得抓紧时间。”阿皮奥·科雷拉心想。他匆匆退场，急忙搭乘出租车来到国家图书馆。
记者就像无头苍蝇，直到他们找到了拉莫斯教授。拉莫斯教授德高望重，不仅因为拥有诸多头衔，更因为他了解这名阿尔杉茹的作品，并不止一次地在专业杂志中给予盛赞。可惜的是，这些杂志发行量极少，几乎没有读者。
“这些年来，”他讲述说，“我遍寻各家出版社，希望能够使阿尔杉茹的书再版。这可真是条艰辛的道路。我写好前言，做好注释，却没有一家出版社感兴趣。我找到哲学系的系主任维亚纳教授，希望他能说服学校为这本书的出版尽一份力。然而，他却说我‘是在为一个黑人酒鬼的蠢话浪费时间。不仅是酒鬼，而且很不安分’。他们现在该知道阿尔杉茹的作品有多伟大了，因为莱文森给予了他应有的重视。不过，顺便说一句，在巴西，莱文森的作品也很少有人了解。那些赞美、恭维他的人甚至连他最重要的几本书都没有读过，也不了解他的思想精髓。一群江湖骗子。”
可以看到，拉莫斯教授的访谈带有些许苦涩的意味，但我们能够理解：他有充足的理由觉得伤感——为了能让可怜的阿尔杉茹重见天日，他努力奋斗了这么多年，不但一无所获，还要忍受出版社的拒绝，忍受小人维亚纳的讥讽。而一个外国人，只要一次访谈就能让所有媒体、文人都行动起来，将目光投向这位被忽视的巴伊亚人，寻找他的书，探寻他的记忆。这些文人墨客不论流派，不分思想，既有爱闹的，也有深沉的——因为佩德罗·阿尔杉茹已经成为时髦，如果不知道他、不引用他的作品，就是跟不上时代。
三个星期之后，阿皮奥·科雷拉发表了一篇十分动人的文章：《佩德罗·阿尔杉茹，种族学的诗人》。文中录入了机场的那段精彩对话。在这个有趣的版本里，专家莱文森与学者科雷拉都展示出了对阿尔杉茹作品的深入了解，其中后者的接触更早，理解也更加全面。这很自然，他们谈论的毕竟是一位巴西人。
3
巴伊亚是阿尔杉茹的故乡，为他提供了研究的对象、资料、契机以及目的。这里有最盛大的狂欢节。
对于莱文森神化了的那个名字，这里的民众也不像圣保罗或者里约人那么无知。值得一提的是，在圣保罗，记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关于这个巴伊亚人的一篇有价值的资料——塞尔吉奥·米莱特[1]1929年写给《圣保罗州报》的文章。在这篇评论中，伟大的现代主义批评家用极其友善的态度高度赞扬了阿尔杉茹关于巴伊亚美食的作品《巴伊亚美食——起源与做法》，将其作者视为一名文学巨擘，“食人主义[2]（刚刚由达尔西拉、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与拉乌尔·波普发起的革命性运动）者中最真诚、最伟大的一员”。这本“美味的书”，因其巴西特色的内容以及字里行间的味道，成为了他眼中“真正的食人主义散文的完美例证”。在文章结尾，米莱特惋惜地指出他没能读过这位博学作者的前几部作品——他也许并未听说圣保罗的“食人主义”运动，却大大地超越了他们。
多份报纸证实，在巴伊亚，甚至有人见过阿尔杉茹本人并同他打过交道。不过人数有限，相关故事也很少。佩德罗·阿尔杉茹的作品——四本关于巴伊亚人民生活的小书——历尽艰难才得以出版，只有区区几册。书是在他的朋友里迪奥·库何的教科书作坊里印的，就在塔布昂斜坡。与巴西其他地方一样，这些吸引了美国专家的作品在这里同样无人问津。
倘若阿尔杉茹没有把书送到国内外的大学、图书馆与其他机构，莱文森就不会看到它们，也就不会有人提起这些作品。在萨尔瓦多，只有几个人类种族学家知道这些书，大部分也只是听说过。
突然之间，不仅记者，还有各种公共机构、大学、学者、科学院、文学院、医学院、诗人、教师、学生、剧团、大批人类种族学学者、民俗研究中心、旅游课程学员以及无事可做的人，所有人都发现我们拥有一位伟人、一位出色的作者，但我们不认识他，甚至没有请他做过一次演讲。他一生都寂寂无名，从来没有赢得声望。就这样，阿尔杉茹与他的作品开始受到热捧。自莱文森的访谈之后，报纸用了不少篇幅，花了大量笔墨去致敬、分析、学习、评论、赞美这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作家。必须消除无知，更正错误，打破多年来的沉寂。
阿尔杉茹的作品最终崭露头角，获得了应有的重视。在诸多夸夸其谈借机炒作的人中，他不为功名利禄，写出了严肃的作品，记录了可敬的回忆。一些认识他并和他打过交道的人提供了最新的证词，展现了作者的本来面貌与真实情感。与人们最初的设想不同，阿尔杉茹离我们并不遥远：他1943年去世，距今只有二十五年。他活了七十五个年头。据目击者称，他死时的情况也非常特别。人们发现他死在排水沟里，口袋里只有一截铅笔与一打笔记，没有身份证件——也并不需要，因为在这个贫穷堕落的旧城，每个人都认识并尊敬他。
关于“奥茹欧巴”佩德罗·阿尔杉茹之死及他在金塔斯陵园的葬礼
1
斜坡上方，老爷子步履蹒跚，就像喝醉了酒，认识他的人尤其会这样想。周围一片漆黑，道路与房子里的灯都灭了，没有一丝微光——因为正值战时，德国潜艇在巴西海岸逡巡，和平的货船、客船在此沉没。
老爷子感到胸痛加剧，试图加快脚步，到家就能点上油灯，将谈话中奇妙的句子抄在记事本上。他的记忆已经不如从前。那时的他把对话、手势、事实、案例都留在脑子里，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不会忘，根本不用做笔记。把讨论时的要点记下，他就可以休息了。这种疼痛来了又去，已经不止一次，但这次却最为剧烈。啊！倘若能多活几个月，就几个月，他就能把笔记做完，将那些纸片整理好交给善良的小伙子，也就是那个印刷厂合伙人！只要几个月，如此而已。
他扶着墙，努力向四周张望。视力衰退了，却没钱配一副新眼镜。甚至连喝口甘蔗烧酒的钱都没有。剧痛使他趴在地上，呼吸困难。只要再有一点力气，向前再走几个街区，他就能到家，也就是埃斯特妓院深处的一间小卧室。在油灯下，他将用工整的字体书写——只要疼痛能够减轻，允许他这样做。他想起了自己的干亲家库何在绘制奇迹的过程中不幸丧生，嘴角挂着一丝血污。他与奇迹绘制者，他们两个一起做过多少事情啊，在这个斜坡奔跑，在门口推倒那些混血小姑娘。里迪奥·库何去世很久了：差不多十五年，或者更久。多少年了，我的兄弟？十八年，二十年？他的脑子不行了，但还记得铁匠的话，完完整整，一字不漏。他靠着墙，想要重复一遍，必须赶紧记到笔记本上，绝对不能忘了。只要再走几个街区，不过几百米。他提了把劲儿，低声重复着铁匠最后的咒骂。这句话深入人心，因为铁匠边说边用拳头捶着桌子，黑色的拳头与铁砧上的锤子一个颜色。
他去听了广播，都是些外国电台，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莫斯科中央电台，还有美国之音。他的朋友玛鲁福弄来了一台收音机，能听到全世界的消息。那天晚上的新闻让人欢喜，“雅利安人”受到了沉痛打击。所有的人都在大骂德国人，“德国纳粹”“德国怪兽”，但这位老爷子却只将他们称作“雅利安强盗”，屠杀犹太人、黑人与阿拉伯人的凶手。在他认识的德国人中，也有很好的人，比如尊敬的古伊列梅·科诺德勒。他娶了一位黑人女子，生了八个孩子。一天，有人向他说起雅利安主义，他从裤子里掏出那玩意儿反驳说：“除非我把老二割了。”
为了庆祝当天的胜利，玛鲁福端上酒，讨论也就此展开：要是希特勒胜利了，他会不会把其他人都杀了，只留下纯种白人？有人说这，有人说那，会，不会，有可能会……铁匠生气了：“连造人的上帝也不能将我们一次杀光。他得一个一个地杀。而他杀得越多，出生、长大的人也越多。出生、长大、混血，这些都是必须的。哪一个混蛋也阻止不了！”拳头捶在吧台上，震翻了杯子，剩下的甘蔗烧酒也洒了。不过土耳其人玛鲁福是一位好店主，在众人离去之前又上了一轮烧酒。
老爷子试着继续向上走，反复思考着铁匠的话：“出生、长大、混血，这些都是必须的……”混得越厉害越好：老爷子几乎笑起来，尽管疼痛将十字架放在他的肩上，痛得他不堪重负。他笑是因为想起了罗萨的孙女。她和她的外婆一样美，但是另一种美：柔软的直发、修长的身材、碧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