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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士兵冲过去，上气不接下气地嚷嚷起来：
“我要把你送交法庭，坏蛋！关你的禁闭！你妨碍我工作！坏蛋！畜生！”
人们把他们拉开了，但那士兵还嚷嚷了好一阵子：
“恶棍！我要揍你的狗脸！”
我已经筋疲力尽，到旁边抽支烟，休息一会儿。因为血干了，一双手变得像两只黑手套一样，手指头难以弯曲，所以火柴和烟都掉下去了。而当我抽上烟的时候，觉得那卷烟发出的气味是那么新奇古怪，像是完全另一种味道，我以前及此后都从来没有感觉到过。这时候那个大学里来的卫生员向我走过来了，他也是坐车来的，不过我仿佛觉得几年前我们见过面，却总也没法回忆起在什么地方。他迈步坚定地走着，好像是操练时在正步走，一双眼睛还穿过我张望着更远更高的地方。
“可是他们在睡觉。”他好像完全镇静地说。
我火了，好像他的指责涉及到了我。
“您忘了，他们已经像一群狮子似的拼搏十天了。”
“可是他们在睡觉。”他重复说了一遍，同时穿过我看着更高的地方。然后，他向我弯下身子，便一边伸出手指表示威胁，一边依旧那么干巴巴和那么镇静地接着说：
“我来告诉您。我来告诉您。”
“什么？”
他向我更低地弯下身子，意味深长地用手指威胁着，好像在结束自己的想法似的重复说：
“我来告诉您。我来告诉您。您转告他们。”
接着，他依旧那么严厉地看着我，并再一次地伸出手指来威胁了一下，然后便拔出手枪往自己的太阳穴上开了枪。而这，既不奇怪也没有使我感到害怕。我把香烟转到左手上，伸出一个手指摸了摸他的伤口，便向车厢走去。
“大学生他开枪自杀了。好像还活着。”我对医生说。
那一位则抱着自己的脑袋，叹息说：
“不过，见他的鬼去吧！……知道吗，我们这里可没有铺位了。瞧那一位，刚才也开枪自杀了。对您说句老实话吧，”他怒冲冲带威胁地叫起来，“我也是！对！所以请求你们，大家自己步行走吧。没有铺位。你们如果想告状，就告去吧。”
他依旧那么嚷嚷着转过身子，我则向马上要开枪自杀的那个人走去。他是个卫生员，好像也是大学里来的。他站着，前额靠在车壁上，因为正大哭呢，两个肩膀在抽搐。
“算了吧。”我接触到他正抽搐的肩膀说。
但是他没有转过身来，没有理睬，依然在哭。他的后脑壳是年轻的，像那个人一样，也是可怕的，他也站着，像喝醉了酒似的叉开两只脚，在呕吐。他的脖子上也有血——该是手抓的。
“怎么的了？”我忍不住说。
他摇摇晃晃离开了车厢，耷拉下脑袋，像个老头子似的驼起背，撇开我们大家，黑暗中竟独自向什么地方走去。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也跟着他走了，我们走了好久，撇下了车厢，一直向黑暗中的一个什么地方走去。他好像仍在哭；我因为开始感到烦恼，所以也想哭。
“您站住！”我停下来叫了一声。
但他仍沉重地移动着两只脚在走，驼着背，像个老头子，两个肩膀窄窄的，迈着嚓嚓响的脚步。后来，他很快消失在红兮兮、好像有亮光却怎么也照不亮的黑暗中了。只剩下我一个人。
左边离我远远的地方，晃晃悠悠飘过一排不明亮的灯火——这是火车开走了。就我一个人，待在已经死了和正在死去的人中间。还剩下多少人？我身旁，一切全是死一般的停滞不动，而离远一点儿的田野，则像活着一样在蠕动——或许，那是我的一种感觉，因为我是独自一个。然而，呻吟在继续，没有消失。它在大地上蔓延开来——一种微弱的、没有了希望的、像孩子般的哭泣，或数千条被抛弃的和受冻的幼犬的尖叫。恰似一枚尖利而没有顶端的冰冷的针扎进了脑子里，并缓慢而一前一后、一前一后地在移动……
片断六
……这是我们的人。最近一个月，敌方和我方两军互相追逐，破坏了所有的命令和计划，在一片紊乱得出奇的行动中，我们相信此时向我们压过来的敌人正是他们的第四军团。而且对发动进攻已经全部准备就绪，这时候有人从望远镜里清楚地认出了我们的军装，而十分钟过后，猜测变成了放心和幸福的深信：这是我们自己人。而且显然他们也认出了我们：他们完全平平安安地向我们逼近过来；在这种平安的行动中，他们和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大家都会露出突然意外地汇合时露出的那种幸福的笑容。
所以当他们开始射击的时候，我们在一段时间里还无法理解这是什么意思，甚至在那些霰弹和枪炮暴雨般地向我们袭来并且使我们损失好几百人的情况下——我们还在微笑呢。有谁嚷了一声说搞错了，这时——我牢牢记得是这样——我们大家都看清楚了，他们是敌人，因为他们穿的是敌军的制服，而不是我们的，于是才毫不迟疑地开火还击。这场特殊的战斗开始后大约过了十五分钟，我的两条腿丢了，等我在战地医院清醒过来时，已经做了截肢手术。
我问战斗怎么结束时，他们对我做了个含糊其辞的安慰性答复，我从中知道我们给打败了；可后来我这个被截去了下肢的人竟高兴了，因为现在我将被送回家去，因为我毕竟还活着——长久地永远地活着。只在过了一个星期后，我终于弄清了某些细节，使我产生了怀疑以及一种新的、还不曾经受过的恐惧。
对，那好像是我们自己人——由我们的一名士兵从自己的一门大炮里发出的，也是我们的榴霰弹；我的两条腿被打断了。而且没有人能解释清楚这是怎么发生的。显然是同一个军的两个团，面对面地处在仅一俄里的地区内，互相扫射了整整一小时，还完全相信自己是在打击敌人！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儿，一定有什么东西搅乱了视线。大家都不乐意去回忆这件事儿，提到时也吞吞吐吐，还有——这是最令人惊讶的了——很多说起这件事情的人都让人感觉到，他们至今不承认犯了错误。更确切地说，他们承认错误，但认为那是在晚上的时候，而起初他们确确实实是与敌军对阵的，当时敌人乘大家惊慌失措的时候隐蔽起来了，使我们的人处于自己部队的炮弹射击之下。有些人公开这么讲，还提供确切的解释，仿佛他们觉得真是那样，清清楚楚。我本人至今不能有充分的把握说，这次荒唐的误会是怎么开始的，因为当初都同样清清楚楚地看到我们的红色服装，然后才看到他们那种橙黄色的。后来不知怎么大家把这情况给忘了，竟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人们谈到这件事儿就像讲一次真正的对阵，不少完全真诚地写了发出的新闻报道也是这样的意思；这是我已经在家里的时候读到的。对待我们这些在那次战斗中负伤人员的态度，开始的时候有些怪——对我们的怜悯好像要比其他伤员少些，不过这种情况很快纠正了。只有到了后来了解到一些与所描述的相似的新情况，说敌军确实曾经有两支部队发生了互相对打，一直到夜间肉搏的时候，这才使我有权认为那次真是搞错了。
我们的大夫，就是给我做截肢手术的那个干瘪的骨瘦如柴的老头子，身上有一股腆胺、石碳酸的气味和烟味，不知为什么脸上总是带着透过黄不黄、白不白的稀疏胡子的微笑，他眯了眯眼睛告诉我：
“您是幸运的，可以回家去。这里有点儿不对头。”
“怎么了？”
“嘿，就这样。不对头。我们那时候，简单些。”
他是四分之一世纪前发生的最后一次欧洲战争的参加者，而且经常带着满意的神情回忆起它。而对这一次战争，我注意到他不理解了，他感到害怕了。
“是啊，不对头，”他哈了口气并皱起了眉头，抽烟喷出的烟雾遮住了他的脸，“要是可以的话，我自己也离开这个地方了。”
他向我俯下身来，透过熏黄了的小胡子悄悄地说：
“谁也无法从这里脱身的时刻快到了。对，无论是我还是别的人，谁也脱不了身。”
在他那双靠得很近的苍老眼睛里，我看到的也是那种停滞的、木呆无奈的东西。于是，一种可怕的、难以忍受的、好像有上千幢大楼倒塌下来的感觉，在我的头脑里闪现了一下，我吓得浑身发冷，低声说：
“红笑。”
他也是第一个明白了我的意思的人。他连忙点了点头，并表示肯定：
“对。红笑。”
他完全贴着我身边坐下来，睁大眼睛张望了一下四周围，便一副老头子的样子，频频移动着花白小胡子，悄悄地说起来：
“您是快要离开这里的人，所以我对您讲。您有机会看到过疯人院里打架的情景吗？没有？我可是看见过。他们打起架来，像健康的人一样。明白吗，像健康的人一样！”
他几次意味深长地重复了这句话。
“那又怎么样？”我同样悄声而害怕地问。
“没有怎么样。像健康的人一样！”
“红笑。”我说。
“被人们用水给冲洗掉了。”
我想起了令我们那么害怕的雨，便生气地说：
“您疯了，大夫！”
“不比您严重。不管怎么说，不比您严重。”
他双手抱住尖瘦老迈的膝盖，嘻嘻笑起来，而且斜过目光穿过肩膀看着我，同时那干瘪的嘴唇上还保留着那种突然而沉重的笑的回声。他几次狡黠地向我递眼色，仿佛只有我和他两个人知道某种很可笑的东西，别人谁也不知道。然后，他以一副表演把戏的魔术师常有的那种威严、庄重的样子，高高地举起一只手又缓缓地把它放下来，并小心地用两个指头接触到被子上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如果我没有被截肢便会把两只脚放在那儿下边的部位。
“而这个，您明白吗？”他神秘兮兮地问。
接着，他同样威严庄重和意味深长地用一只手指了指四周围一排排躺着伤员的病床，重复说：
“而这个，您能解释清楚吗？”
“是些伤员，”我说，“是些伤员。”
“是些伤员，”他像回声似的重复说了一遍，“是些伤员。有的缺胳膊少腿，有的肚子给打穿了，有的被压伤了胸部，有的被摘除了眼球。您明白这个吗？我很高兴。就是说，这个您也明白？……”
他以突然表现出的与自己的年龄不相称的灵活性，威严庄重和意味深长地双手着地倒立起来，并伸开两条腿在空中保持平衡。白大褂落到了下边，脸鼓涨得通红，用一双倒过来的怪怪的眼睛死死地看着我，他吃力地断断续续吐出几个词儿来：
“而这个……您也……理解？”
“您算了吧，”我惊恐地小声说，“不然，我就要叫人了。”
他倒过身子站立起来，恢复了自然的姿势，重新在我床边坐下来，边喘气边教训人似的说：
“这个，谁也不理解。”
“昨天又打枪开炮了。”
“昨天又打枪开炮了。而且已经是第三天这么干了。”他甩甩脑袋肯定道。
“我想回家！”我伤心地说，“大夫，亲爱的，我要回家。这里，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我都要不相信还有个家了，家里是那么好。”
他在想什么事儿，没有回答，于是我哭了起来：
“上帝啊，我没有了腿。我是多么喜欢骑自行车，多么喜欢走路、跑步，而现在我没有了双腿。我曾经把儿子放在右腿上摇他，于是他便笑了，可是现在……你们要受到诅咒！我乘车回家干什么呢！我才三十岁……你们要受到诅咒的！”
“您听着，”大夫一边看着一旁一边说，“昨天我看到：我们这里来了个发了疯的士兵。一个敌军的士兵。他几乎被脱得精光，挨了打，伤痕累累，饿得像头牲口；他整个儿披头散发的，和我们大家一样，像个野人、原始的人，像一头猴子。他挥舞着双手，做着鬼脸，还唱歌和叫嚷，找人打架。给他吃饱了，便把他往回赶——赶到田野里去。还拿他怎么办？日日夜夜他们像穿得破破烂烂的、不祥的幽灵似的顺着丘岗跌跌撞撞地走过来走过去，往各个方向乱游荡，没有路可走，没有目标，也没有个栖身之所。挥挥双手，哈哈笑笑，又叫喊又唱歌，互相遇上了便动手打架，可是也许就互相视而不见地从旁边走过去了。他们吃什么？大概是没有东西吃，要不就是吃死尸，和禽兽一起，和这些吃得胖乎乎的整夜整夜在丘岗上斗闹和狂吠的狗一起。夜间他们就像那些被暴风雨惊醒的乌鸦和样子难看的螟蛾，集合到有火的地方，只要防寒的篝火一燃烧起来，半个小时后，它的附近就会出现十来个尖声喊叫的、破破烂烂的野人的暗影，像一群冻得哆哆嗦嗦的猴子。人们受不了他们狂乱的令人心惊肉跳的叫喊，便朝他们开枪，有时是出于误会，有时却是故意的。”
“我要回家！”我一边掩住耳朵一边喊。
接着，一些新的可怕的话又像穿过一团棉絮，嘶哑地和幽灵般地钻进我那难受极了的脑子：
“……他们人很多。他们几百人几百人地在低谷里，落入为健康的和清醒的人设置的陷阱里，挂在残留的带刺铁丝网和尖木桩上活活地死去；他们被卷进正规的有理性的战斗后便动手厮杀，像英雄那样总是勇往直前，无所畏惧，可是他们打的，常常是自己的人。我喜欢他们。现在我还只是刚丧失理智，因此才坐在这里和您谈话，而到了我完全丧失了理智的时候，我就要到田野里去，我要大声呼唤——我要大声呼唤，我要把这些勇士，把这些无畏的骑士召集到自己的周围，然后向全世界宣战。我们要像一些开心的人那样，奏着音乐，唱着歌，进入城市和村庄，而凡是我们经过的地方，都得变成一片红色，大家都像一团火似的旋转、跳舞。没有死去的人都将并入我们的队伍，于是我们这支勇敢的队伍就会成长壮大，像雪崩、像怒涛一样把这个世界打扫干净。是谁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