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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爱，他们把门锁了，不让人打扰。如果我猛地敲门他们会生气。咨询师因为让我得出这个结论而感到很满意，我也很满意。但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我不再认为那是真的。我不认为他们把门锁上了，因为我知道有一次他们没锁门，卡萝走了进去，他们看到她脸上的表情，笑了起来。
也许我记得尼尔说过狗淹不死，也就是说卡萝根本没有必要去救布丽兹。因此她自己无法完成那个游戏。那么多游戏，可以和卡萝一起玩。
我是否认为她会游泳？很多九岁的孩子都会游泳。实际上，那年夏天她上过一次游泳课，但是后来我们搬到拖车房，她就没再去上课了。也许她认为自己已经会游了。也许我真的认为她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
咨询师没有暗示也许我厌烦了听从卡萝的指示，但我的确想到了这一点。尽管这似乎不太对。如果我年龄再大一些，也许可能。但是那时，我仍然指望她填满我的世界。
我在那儿坐了多久？可能不太久。很可能我敲门了。过了一会儿。过了一两分钟。不管怎样，妈妈在某个时刻开了门，不知道为什么。一种不祥的预感。
接下来，我已经在屋里了。妈妈在对尼尔大喊大叫，想让他明白什么。他站起来，站在那儿对她说话，轻抚她，动作那么温和，温柔，充满慰藉。但那根本不是妈妈想要的，她挣脱开来，跑出门去。他摇摇头，低头看着自己光着的脚。他那看上去很无助的大大的脚趾。
我想他用单调而悲伤的语调对我说了什么。奇怪。
除此之外我不记得别的细节。
妈妈没有跳进水里。她也没有因为受此打击而早产。弟弟布伦特是在葬礼后一星期或十天才出生的，是个足月的婴儿。待产时她人在哪里我不知道。也许是在医院，在当时的情况下，服用了大量镇静剂。
我清楚地记得葬礼那天的情形。一个我不认识的愉快轻松的女人——她叫乔西——带我出去玩。我们荡了秋千，还参观了一个大得足以让我走进去的玩具屋，午饭她请我吃了我最喜欢的菜，但我吃得不算太多，没有感到不舒服。乔西后来成了我非常熟悉的人。她是我爸爸在古巴交的朋友，爸妈离婚后她成了我的继母，他的第二任妻子。
妈妈恢复过来了。她不得不如此。她需要照顾布伦特，大多数时候还要照顾我。当她在她打算度过余生的房子里安顿下来时，我相信我是跟爸爸和乔西住在一起。在布伦特长大到可以坐进他的高脚椅里之前，我不记得和他在一起过。
妈妈回到剧院重操旧业。刚开始她也许和以前一样，做义务引座员，但到了我上学的时候她有了一份真正的工作，可以拿工资，常年工作。她是业务经理。剧院在经历了各种起伏之后存活了下来，现在仍在经营。
尼尔不支持葬礼这类仪式，因此没有参加卡萝的葬礼。他从没见过布伦特。很久以后我才发现，他写了一封信，说他既然不打算充当父亲的角色，最好一开始就退出。我从没对布伦特提起过他，因为我认为这会让妈妈心烦。还因为布伦特太不像他了——不像尼尔——实际上，他太像爸爸了，我真不知道妈妈怀上他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爸爸从未对此说过什么，也永远不会说什么。他对布伦特就像对我一样，但他是那种不管怎么样都会那么做的人。
他和乔西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我想这并没有让他们感到烦恼。乔西是唯一会谈起卡萝的人，但甚至她也不经常提。她说爸爸不认为妈妈有责任。他还说当妈妈想要生活中有更多兴奋和刺激的时候，他一定有些迟钝和保守。他需要某种重组；他得到了。后悔无益。如果没有那个重组，他就不会找到乔西，他们两个人现在就不会这么幸福。
“哪两个人？”我想要干扰他。而他会坚定地说：“乔西。当然是乔西。”
没人能让妈妈回忆起过去的时光，我也不用那些过去的事烦她。我知道她曾经开车去我们住过的小巷，发现那里变了很多，时髦的房子在不毛之地上拔地而起。她提起那些房子时，语气里有一丝鄙视。我自己也去了那条小巷，但没有告诉任何人。如今人们喜欢挖掘和探究家中的过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
甚至原先的沙砾坑上如今也盖起了一座房子，房子下面的地被填平了。
我的女友叫露丝安，比我年轻，但是，我想，比我更聪明。至少，对于她所谓的驱逐我心里的魔鬼，她表现得更加乐观。如果不是她极力主张，我不会和尼尔联系。当然，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和他联系，也不想和他联系。最后是他给我写了信。一封向我表示祝贺的简短便笺，他说，在《校友报》上看到了我的照片。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看《校友报》。我获得了一项学术荣誉，这在一个小圈子里意义重大，但在任何其他地方都几乎毫无意义。
他的住处距离我教书也是我上大学的地方不到五十英里。我很想知道我上大学时他是不是也在那里。如此之近。他成了学者吗？
开始我根本不想回复那封便笺，但我告诉了露丝安，她说我应该考虑回信。结果就是我给他回了一封邮件，之后我们做了一些安排。我要去见他，在他居住的镇上，安全的大学咖啡馆里。我告诉自己如果他看上去令人难以忍受——我并不清楚自己具体指的是什么——我可以就那么走过去。
他比过去矮，成年人往往都会比我们儿时记忆中的矮。他的头发稀疏，修剪得很短。他给我买了一杯茶。他自己也喝茶。
他做什么工作？
他说他辅导学生考试。还帮助他们写论文。偶尔，差不多可以说，他代人写论文。当然，他收费。
“这可不是成为百万富翁的办法，我向你保证。”
他住在一个邋遢的地方。或者说一个半体面的邋遢的地方。他喜欢那里。他在救世军二手店淘衣服。这也没什么。
“符合我的原则。”
我没有因为这其中的任何一件事向他表示祝贺，但说实话，我怀疑他希望我会那么做。
“不管怎样，我想我的生活方式不那么有趣。我想也许你想知道怎么会这样。”
我想不出该怎么说。
“我当时磕了药，”他说，“而且，不仅如此，我还不会游泳。我长大的地方没有几个游泳池。我可能也会被淹死。这就是你想要知道的吗？”
我说他其实并不是那个让我感到好奇的人。
然后他成了第三个被我问这个问题的人：“你认为卡萝当时在想什么？”
心理咨询师说我们不可能知道。“可能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是关注吗？我不认为她想淹死自己。想让大家关注她糟糕的心情？”
露丝安说：“让你们的妈妈做她希望的事？让她聪明起来，明白她应该回到你们的父亲身边？”
尼尔说：“那不要紧。也许她以为自己游得很好，但其实并非如此。也许她不知道冬天的衣服会变得多重。或者她不知道那里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她。”
他对我说：“别浪费时间了。你不是在想如果你急忙跑回去告诉了我们会怎样吧，是吗？不是想要内疚自责吧？”
我说我想过他刚才说的那些，但不是。
“重要的是开心，”他说，“不管怎样。试试看。你可以的。会变得越来越容易。这和环境没关系。你无法相信这种感觉有多好。接受一切，然后悲剧就消失了。或者至少，悲剧变得不那么沉重了，而你就在那里，在这个世界无拘无束地前进。”
现在，再见。
我明白他的意思。这么做的确是对的。但在我心里，卡萝仍然不停地朝水边跑去，跳进水里，仿佛带着胜利的姿态，而我仍然不知所措，等着她向我解释，等着那哗啦一声。
庇护所
这一切发生在七十年代，虽然在那座小镇和其他类似的小镇上，七十年代并不像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样，甚至不像我当时在温哥华所了解的那样。男孩子的头发比以前长，但并没有披散在背后，空气中似乎也没有不同寻常的解放和反抗的气息。
一开始姨父为饭前祷告的事取笑我。取笑我不做饭前祷告。那时我十三岁，在父母去非洲的那一年里住在他和姨妈家。我从不曾在一盘食物面前低下头。
“感谢主，赐我食，求祝福，赐我力。”贾斯珀姨父说。与此同时我把叉子举在半空中，停止咀嚼已经吃进嘴里的肉和土豆。
“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之后他说：“惊讶吗？”他想知道是否我父母说的是不同的祷词，也许他们在饭后祷告。
“他们什么也不说。”我告诉他。
“真的吗？”他说，用假装出来的诧异语气，“你不是想告诉我这个吧？不做饭前祷告的人到非洲去帮助野蛮人——想想吧！”
在加纳，也就是我父母教书的地方，他们似乎没有遇到过野蛮人。基督教在他们周围繁荣兴盛得令人难以招架，甚至公共汽车背后都有基督教的标志。
“我父母是一位论派教徒。”我说，不知为什么我把自己排除在外。
贾斯珀姨父摇摇头，让我解释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们不相信摩西的上帝吗？也不相信亚伯拉罕的上帝？他们一定是犹太人。不对？他们不是伊斯兰教徒吧，是不是？
“大概的意思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上帝的信念。”我说，语气也许比他预料的更加坚定。我有两个上大学的哥哥，看起来并不会成为一位论派教徒，因此我已经习惯了餐桌上关于宗教以及无神论的激烈讨论。
“但是他们相信做高尚的工作，过高尚的生活。”我补充说。
这是一个错误。不仅姨父的脸上出现了怀疑的表情，他扬起眉毛，惊奇地点头，甚至在我自己听来刚刚从我嘴里说出的话都那么陌生、浮夸、缺乏说服力。
我不赞成父母去非洲。我反对被丢弃——这是我用的词——被丢给姨妈和姨父。也许我甚至对他们——我坚忍的父母——说过，他们的高尚工作就是一堆废物。在我们家里，人人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我不认为父母本人说过“高尚的工作”或“做善事”之类的话。
姨父感到满意，至少暂时是。他说我们不得不停止这个话题，因为他必须在一点钟之前回到诊所，从事他自己的高尚工作。
很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姨妈拿起了叉子，开始吃饭。她原本会一直等到争论结束。这也许是出于习惯，而不是对我的鲁莽感到惊恐。她习惯于忍住不开口，直到她确定姨父说完了所有他想说的话。即使我直接对她说话，她也会等，同时看向他，看他是否想回答。她一旦说话，那话语总是那么令人愉快，而当她知道自己可以微笑的时候，她就立刻微笑，因此很难认为她感到压抑。也很难认为她是我妈妈的姐姐，因为她看上去比妈妈年轻得多，青春得多，整洁得多，而且经常露出灿烂的微笑。
妈妈有时会直接提高嗓门，盖过爸爸的声音，如果她有特别想说的事情的话，而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的两个哥哥，甚至那个说为了能够给女人点厉害而要考虑改变信仰的哥哥，都总是把她当作平等的权威听她说话。
“道恩将自己的生活奉献给了丈夫。”妈妈说，语气尽量显得客观中立。或者，用更干巴巴的语气说：“她的生活就是围着那个男人转。”
这是当时人们常说的话，并不总是意味着轻蔑。但我以前从未见过像道恩姨妈这样对此完全身体力行的女人。
当然，如果他们有孩子，妈妈说，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想象一下吧。孩子。那小东西会碍贾斯珀姨父的事，哭哭啼啼地要走妈妈的一份关心。生病，生气，把家里弄得一团糟，还想要他不喜欢的食物。
那不可能。房子是他的，菜单要由他来定，广播和电视节目要由他来选。即使他在隔壁坐诊，或者在出诊，一切也必须时刻准备着得到他的许可。
我慢慢意识到，这样的生活规则可能令人非常惬意。闪亮的银勺和银叉，光滑的深色地板，舒适的亚麻床单——所有这些家务的神圣性都由姨妈主导，由女佣伯妮斯实施。伯妮斯亲手做每一道菜，熨擦碗布。镇上所有其他医生都把日用织品送到中国人开的洗衣店去洗，而伯妮斯和姨妈却把我们的织品晾在外面的晾衣绳上。所有的床单和绷带都被太阳晒得泛白，由风吹得干爽，远胜别家，并散发出香甜的味道。姨父认为那些中国佬上浆太多。
“中国人。”姨妈用轻柔的逗趣的声音说，好像她要同时向姨父和洗衣工人道歉。
“中国佬。”姨父粗鲁地说。
伯妮斯是唯一一个可以非常自然地说这个词的人。
渐渐地，我不再那么忠实于自己的家，那个在智力方面十分严肃，在家务方面却非常混乱的地方。当然，一个女人必须用尽全部精力，才能营造这样一个庇护所。你不能为一位论教派宣言打字，或者跑到非洲去。（开始，每次这个家里有人说起他们跑到非洲去的时候，我就说：“我父母是去非洲工作了。”后来我厌烦了纠正他们。）
庇护所就是那个恰当的词。“一个女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她的男人提供一个庇护所。”
道恩姨妈真的那么说过吗？我想没有。她不愿意发表声明。我可能是从那个家里的某本家政杂志上看到这句话的。这是那种会让妈妈感到恶心的话。
开始我在镇上四处闲逛。我在车库后面找到一辆笨重的旧自行车，于是把车推出来骑，根本没有想到应该事先征得同意。沿着港口上面一条用砾石新铺的路往下冲时我失去了控制。我的一只膝盖被严重擦伤，不得不去与家相连的姨父的诊所。他非常熟练地处理了伤口，一副公事公办和就事论事的样子，动作温柔但不掺杂任何私人感情。没有玩笑。他说他想不起来那辆自行车是从哪儿来的了，那是只危险的老怪兽，如果我对骑车有兴趣，我们可以考虑给我弄一辆像样的自行车。我对新学校和学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