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撒和亚历山大终于后继有人了。意大利在这几个月里所耳闻目睹的那些英勇和天才的奇迹，唤醒了一个沉睡的民族。法国人到来的前一星期，米兰人还把他们仅仅看作是一伙土匪，一碰上皇帝兼国王陛下的大军，就会望风而逃；至少那张用邋里邋遢的纸张印的、巴掌大小的小报就是每周三次向他们这样报道的。
在中世纪，共和主义的伦巴第人曾经表现得和法国人一样勇敢，他们理应看到德意志的皇帝们把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自从他们变成忠实的臣民以后，逢有富贵人家的小姐出阁，在粉红塔夫绸的小手绢上印印十四行诗，就算是他们的大事情了。而那位小姐呢，在这件人生大事以后的两三年，就有了一位男伴；有时由夫家选定的随侍骑士的大名还会在婚书上占有一个光荣的地位。这种柔弱的风习和法国军队猝然来临所引起的深刻情绪比起来，可真是相差得太远了。很快就兴起了充满热情的新风气。一七九六年五月十五日那天，整个民族看到，他们以往所敬重的那一切，都是极其可笑的，有时还是丑恶的。最后一团奥地利军队的撤离，标志着旧观念的崩溃。不顾性命的冒险成为一时的风尚。过了几个世纪的百无聊赖的日子以后，他们看出来，要想幸福，就得拿真正的爱去爱祖国，就得去追求英雄的壮举。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连续的专制暴戾的统治，使他们陷入茫茫的黑夜。推倒了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的雕像，他们突然又沐浴在阳光之下。过去的五十来年，也就是正当《百科全书》和伏尔泰在法国得势的年代里，僧侣们一直在向米兰的善良人民大声疾呼：读书识字或者学习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是徒劳无益的，只要分厘不差地向本堂神父缴纳什一税，并且把一切细小的罪过都老老实实向他们交代，就差不多完全有把握在天堂里得到一个好位置。为了彻底柔化这个从前是那么勇猛、那么富于理性的民族，奥地利还把免向奥军提供新兵的特权廉价售给了他们。
在一七九六年，米兰的军队由二十四名穿红色军服的无赖汉组成，他们协同四团服饰华丽的匈牙利掷弹兵镇守着城市。风俗败坏到了极点，可是热情却非常罕见。一切都得不厌其烦地向本堂神父交代，否则就是在这尘世上也有身败名裂的危险；除此以外，米兰的善良人民还受到君主政体带来的一些琐细而又不由人不气恼的束缚。譬如说吧，那位住在米兰，代表他的当皇帝的侄子来统治的大公，忽然起了做小麦生意的发财念头。结果是，在殿下的粮仓装满以前，农民不得出售粮食。
有一个随着军队一同来到的、后来出了名的年轻的细密画画家，姓格罗，为人有点狂放，一七九六年五月，法军进城后的第三天，他在那家很大的塞尔维咖啡馆（当时很红的一家）里，听人说起这位肥胖异常的大公的生财之道，便拿起一张印在粗劣的黄纸上的冷饮价目表，在背面画上这位胖大公；还画了一个法国兵朝他肚子戳了一刺刀，流出来的不是血，却是数量惊人的麦子。我们所谓讽刺画或者漫画的那种东西，当时在这狡猾的专制统治下的国家里是没有人见过的。格罗留在塞尔维咖啡馆桌上的这张画，就像一个天上掉下来的奇迹，当天夜里被人制了版，第二天卖了两万份。
在同一天里，贴出了告示，征收六百万军税供应法军的需要。法军虽然刚打了六次胜仗，征服了二十来个省份，但是却缺少鞋帽和衣裤。
幸福和欢乐像汹涌的潮水似的，随着这些如此穷困的法国兵涌入了伦巴第，因此只有教士们和少数几个贵族才觉察到这笔六百万军税的沉重。况且紧接着又加上了许多笔别的税。那些法国兵成天价又是笑，又是唱。他们都不到二十五岁，他们的统帅二十七岁，已经算是军队里年纪最大的了。他们这样欢笑，这样朝气蓬勃，这样无忧无虑，恰好给了僧侣们愤激的说教一个有趣的回答。半年以来，僧侣们一直在神圣的讲坛上说：法国人是恶魔，他们在死刑的威胁下，不得不烧光一切，不得不砍掉所有人的脑袋，因此每个团在进军时，队伍前面都带着一架断头台。
在乡下，可以看见法国兵在茅屋门前哄主妇的婴儿睡觉。差不多天天晚上都有鼓手拉起小提琴，凑起一个舞会。四组舞太艰深，太复杂了，连士兵们自己也不怎么会，所以他们没法教当地的妇女们，倒是她们来指点这些法国小伙子跳“蒙费利诺”、“莎特莱罗”以及其他的意大利舞。
军官们尽可能给安排到有钱人家去住，他们也的确需要好好养息养息。譬如说，有个叫罗贝的中尉，就领到一张住宿券，到台尔·唐戈侯爵夫人的府里去住。这位新征入伍的、相当机灵的年轻军官跨进府邸时，他的全部财产只有一个值六法郎的埃居，那是不久以前他在皮亚琴察领到的。冲过洛迪桥以后，他从一个被炮弹打死的、英俊的奥地利军官身上剥下一条崭新漂亮的黄土布长裤，再没有比这条裤子来得更是时候的了。他的军官肩章是羊毛的，他的呢军服的袖子用线缝在夹里上，才勉强把破成一块块的料子连在一起。不过，还有更惨的呢：他那双皮鞋的鞋底也是用在洛迪桥另一边的战场上拾来的帽子裁成的。这两只胡乱凑合的鞋底用非常显眼的绳子绑在鞋子上，因此府里的总管来到罗贝中尉屋里，请他去和侯爵夫人一同用晚饭的时候，他可真是为难死了。好在这顿要命的晚餐还有两个钟头，他的勤务兵和他设法把军装又补了补，还用墨水把皮鞋上的倒霉绳子染黑。最后，那个可怕的时刻来到了。“我这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这么局促不安过，”罗贝中尉告诉我，“那些贵妇人以为我要去吓唬她们，其实我比她们哆嗦得还要厉害呢。我看着我的鞋子，真不知道怎样走才显得文雅大方。台尔·唐戈侯爵夫人，”他接着说，“当时正美得像一朵盛开的鲜花。您是见过她的，眼睛是那么的美丽，而且像天使般的温柔；漂亮的头发是深金黄色的，把一张迷人的鹅蛋脸衬托得千娇百媚。我住的那间屋里有一幅列奥那多·达·芬奇的《希罗底》，简直就可以说是她的肖像。幸亏一见之下，我就被这种天仙似的美貌迷住，把自己的打扮完全忘了。两年来，我在热那亚一带的山区里，看来看去，只是些丑陋、悲惨的景象。我鼓起勇气，跟她说了几句话，表示心头的喜悦。
“不过，我还没有糊涂到把恭维话说个没完的地步。在我斟词酌句的时候，我看见在这间到处都是大理石的饭厅里有十二个穿号衣的跟班和不少亲随，他们的打扮在我当时看来真可以说是豪华极了。您就想想吧，这群混蛋不但穿着挺好的皮鞋，而且还有银扣襻呢。我斜眼一看，一双双眼睛全都呆呆地盯着我的军服，说不定还在望着我的鞋子，这可叫我难受死了。我只要用一句话就可以把这些人全都吓住，可是怎么才能叫他们规规矩矩，而又不至于使两位贵妇人受惊呢？因为侯爵夫人，正像她后来屡次告诉我的，为了给自己壮壮胆子，派人把住在修道院里念书的小姑吉娜·台尔·唐戈接了回来。吉娜就是后来的那位迷人的彼埃特拉内拉伯爵夫人。在称心如意的时候，没有人能比她更快乐，更和气，在倒霉的时候，也没有人能比她更勇敢，更泰然。
“吉娜当时大约十三岁，不过看起来却像有十八岁，又活泼，又直爽，这您是知道的。她见了我那一身打扮，生怕自己一下子笑出来，竟不敢动嘴吃东西了。侯爵夫人却恰恰相反，她一个劲儿用客气话敷衍我。她从我眼睛里清清楚楚地看出了我的不耐烦。总而言之，我是一脸的尴尬相；我在默默地忍受别人的轻蔑，而据说这是一个法国人所办不到的。终于，我灵机一动，有了主意：我跟两位贵妇人谈起自己经历的困苦，谈起两年来那些愚蠢的老将军把我们留在热那亚山区中所过的苦日子。我告诉她们，我们在那里领到的是当地不通用的指券和每天三两面包。我谈了还不到两分钟，善良的侯爵夫人眼里就含着泪水，吉娜也变得严肃起来。
“‘怎么说？中尉先生，’吉娜对我说，‘三两面包！’
“‘是的，小姐。可是一个星期里还有三天发不下来，而且我们是住在老百姓家里，他们比我们还要苦，我们经常把面包分点给他们。’
“离开饭桌的时候，我让侯爵夫人挽着我的胳臂，一直把她送到客厅门口，然后又赶紧走回来，把仅有的一个值六法郎的埃居赏给伺候我吃饭的仆人，而对这个埃居的用途我曾经抱过多少幻想啊。
“过了一个星期，”罗贝继续说，“事实证明，法国人并没有把任何人送上断头台，台尔·唐戈侯爵于是从科摩湖边他的格里昂塔城堡里回来了；他是在法军迫近时，撇下年轻貌美的妻子和妹妹，让她们在战火之中听天由命，自己却勇敢地躲到城堡里去的。这位侯爵对我们的仇恨和他对我们的恐惧程度相等，也就是说，到了无法衡量的程度。在他和我应酬的时候，那张苍白、虔敬的肥脸看上去真是好笑。他回到米兰的第二天，我从六百万的军税中分配到三奥纳呢料和两百法郎。这一下我又抖起来啦，我成了两位贵妇人的舞伴，因为舞会开始举办了。”
罗贝中尉的经历也可以说是每一个法国人的经历。人们非但不嘲笑这些正直的兵士的贫困，反而同情他们，喜爱他们。
这段喜出望外的幸福和陶醉的时期，前后只有短短的两年。疯狂达到了那么没有节制、那么普遍的程度，以至于我无法加以解释，除非是借助于下面这个根据历史考察得来的深刻的见解：“这个民族已经苦闷了一百年。”
南方国家原来不把寻欢作乐当作一回事，过去在维斯康蒂家族和斯佛尔查家族那些著名的米兰公爵的宫廷里，这种风气是十分流行的。可是自从一六二四年西班牙人征服米兰公国以后，在那批阴沉、多疑、傲慢而又经常担心有人谋反的主人统治之下，欢乐也就销声匿迹了。老百姓染上了统治者的习惯，受到一点极小的侮辱就想用匕首去报复，及时行乐却不怎么去想了。一七九六年五月十五日法国人进入米兰，一七九九年四月他们在卡萨诺战役以后被赶出去，在那一段期间，狂喜、快活、寻欢作乐、对一切阴郁的甚至合情合理的情感的忘怀，达到了那样的程度，以至我们可以举出不少年老的百万富商、年老的高利贷者和年老的公证人为例，他们也暂时地忘掉了发愁，忘掉了赚钱。
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大贵族，仿佛对人人欢乐、个个心花怒放的景象赌气似的，退隐到乡间的府邸去。事实上，在摊派为法军征收的军税时，这些富贵人家也总是倒霉地摊到大份儿。
台尔·唐戈侯爵看不惯这样的欢乐，他是头一批回到科摩的另一面，他那雄伟的格里昂塔城堡去的一个。女眷们也曾经领着罗贝中尉到过城堡。这座城堡所处的位置大概在世上是独一无二的了，它矗立在美丽无比的科摩湖畔的一片一百五十尺高的高地上，俯瞰着大部分的湖面；从前曾经是一个要塞。从堡内各处刻着纹章的大理石上可以看出，它是台尔·唐戈家族在十五世纪建造起来的，那儿还可以看到吊桥和深深的城壕；城壕里虽然已经没有一点水，但是仗着八十尺高六尺厚的围墙，城堡是挡得住一次突然袭击的，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生性多疑的侯爵才把它爱如珍宝。周围有着二三十个忠诚的奴仆，他就不至于像在米兰那样提心吊胆；他认为这些奴仆对他忠诚，显然是因为他除了骂他们，就从来不开口和他们说话。
他的恐惧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在离格里昂塔三法里的瑞士边境上，有奥地利派来的一个间谍；他积极地和这个间谍通消息，帮助战俘们潜逃。这件事很可能引起了法国将军们的重视。
侯爵把年轻的妻子留在米兰，处理家务，负责筹划摊派到casa del Dongo（当地的称法）的军税。她想设法把税额降低，因此不得不去拜访一些担任了公职的贵族，甚至还得拜访几个很有势力的非贵族人士。突然在这个家庭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侯爵已经在安排年轻的妹妹吉娜的婚事，对方是一个非常富有，门第又极为高贵的人物。但是这个人头发上扑粉，因而吉娜在接见他的时候常常忍不住哈哈大笑。不久以后，她就干下了嫁给彼埃特拉内拉伯爵这件傻事。其实伯爵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上流人，长得挺不错，但是他家里一代比一代败落，而最丢脸的是，他是一个新思想的热烈拥护者。彼埃特拉内拉在意大利军团里当少尉；这就更叫侯爵失望了。
在这狂热和幸福的两年以后，巴黎的督政府摆出坐稳了江山的君主的面目，对一切不是平庸的东西都表示憎恶。督政府派到驻意大利的军队中来的那些昏聩无能的将军，在维罗纳一带的平原上打了一连串的败仗，而正是在这些平原上，两年前曾经出现过阿尔科和洛那托的奇迹。奥地利的军队又逼近了米兰。当了营长并且在卡萨诺战役中负伤的罗贝中尉，最后一次来到他的朋友台尔·唐戈侯爵夫人家里寄宿。离别是悲伤的。罗贝和随法军撤退到诺维去的彼埃特拉内拉伯爵一同动身，年轻的伯爵夫人也坐上一辆大车跟着军队走了。她的哥哥拒绝把她名下的那一份家产分给她。
接着就开始了那个旧思想重新抬头的反动时期，米兰人称它为i tredici mesi（十三个月），因为他们实在很幸运，这次愚蠢势力的重新抬头，到马伦哥战役就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