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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加入战团。事实上，大众文化的席卷能力是如此之强，除非你能够真正做到闭目塞听，否则不管是参与者、围观者还是评论者，我们都是这场媒体狂欢的合谋者。
（2006 年）
娱乐不精神
看完《鸟笼山剿匪记》，再回想《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让人不由得心生感叹：从鸡蛋里挑骨头果然要比生鸡蛋更容易一些。同样是戏仿与拼贴，前者只因多了那么一丁点儿原创的野心，就让胡戈落了个“第二眼蠢才”的骂名。幸运的是，鄙夷归鄙夷，“鸟笼山”应该不会再引发第二波的“血案”了——网络时代的娱乐草根们尽管无畏，但还不至于无知到去恶搞一个毫无颠覆意义的文本。
恶搞的方向必然是自下而上的，自上而下的那叫欺压，这两个动词的精神指向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个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个是“唯上智与下愚之不移”。网络时代特别是web2.0带给世人的福音是，以草根和娱乐的名义，我们可以自由去表达自己的声音，并且，正当地去恶搞或者颠覆某些道貌岸然、假模假式的经典，直到满足我们由平等所激发起来的欲望和情绪。
有人说这是一个恐惧巨人的时代，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恶搞巨人的时代。谦逊如牛顿者认为自己的成功要归因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大众文化的娱乐草根们同样要通过攀上巨人（名人？）的肩膀获得成功，不过有一点我们必须牢记，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仍旧是侏儒，走在老虎前面的狐狸仍旧是狐狸。
的确，人类一切伟大的艺术作品都先在底层汲取最深厚的营养，在民间展现其勃勃的生机，然后再由行家里手定型成为伟大的作品。但是只要网络时代的草根娱乐继续以恶搞为己任，就注定了它们只是伟大作品的寄生虫，而不可能成为下一个伟大作品的原始胚胎，这一点冯小刚说得一点都没错。
当然，恶搞并非一点前途都没有，从哲学的角度看，恶搞到了极致就成了“解构”。最典型的就是周星驰，虽然他本人一再声称对于“后现代”、“反传统”、“解构”这些五迷三道的术语一无所知，但这无碍于“大话迷”对他的顶礼膜拜。可是话说回来，像《大话西游》这种让你在暴笑之后还能哭出声来的恶搞“极品”毕竟可遇不可求，周星驰若不是遇见刘镇伟，强强联手再加上负负得正，恐怕一辈子都只能顶着无厘头的帽子混迹江湖，与后现代英雄没半点瓜葛。
网络时代草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另一个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属于后现代消费主义的市民文化，它与生俱来就缺乏民间文化的质朴感和本真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在草根娱乐和“粗鄙”之间画上等号，按照古希腊人的说法，所谓粗鄙就是形容缺乏对美好事物的经历。这种经历要求人们学会倾听安静和细微的声音，这在众声喧哗的网络时代显得稍稍有些不合时宜。
“要有点娱乐精神！”最近这句话变得非常时髦，常被用来规劝那些不能与时俱进的老冬烘们。可是娱乐本身是不需要精神的，它需要的只是感官与刺激。赫胥黎早在80年前就已经警告我们，在一个科技发达、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枯萎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
（2006 年）
我们何时丧失理解？
据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费曼曾打算给大一的学生开一次讲座，解释量子力学中的费米—狄拉克统计，最终他放弃了这个打算，理由是他没有办法把它简化到大学一年级的水平，费曼因此反思道：“这意味着实际上我们并不理解它。”
对于费曼的这个说法，哲学家陈嘉映在新书《哲学、科学、常识》中这样解释道：“自然理解才是本然的因此也是最深厚的理解。”所以，只要我们不能运用简单直接的自然语言去解释一个结果，我们就还没有真正弄懂它们。仍以量子力学为例，尽管费曼们可以运用规则和公式按部就班地进行计算，但是他们并不真正理解这些计算为什么会有效，它们真正意味着什么。一句话，这个星球上其实并没有人在会心会意的层面上（at a“soulful”level）真正弄懂了量子力学。
这个结论让人大惑不解。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求理解。可是当现代科学终于以毋庸置疑的成功证明了人类的理性能力时，我们中间最出类拔萃的那一拨人却坦承自己丧失了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理解”为什么必须植根于自然语言？科学怎样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它在哪些方面促进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在哪些方面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惑？《哲学、科学、常识》试图回答这些深植于人类认知历史中的大困惑。正如封面导语所言，本书是对“神话以来的理知历程——人类心智所展现的世界图景”的一次整体反省。穿越大量的科学史实，陈嘉映关心的是——在实证科学以它的方式提供了世界的整体图景之后，哲学的命运，或者，思想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然而，这又是一本与众不同的哲学书，某种意义上它将打破世人对于哲学专著的成见。在一个很不起眼的注脚处，陈嘉映这样写道：“我最希望读到的，是通俗的语言表达高深的思想，最不喜欢的，是用高深的语言表达浅俗的想法。”我们不妨把它看成是陈嘉映的自我期许。尽管身负“海德格尔专家”的盛名，但陈嘉映的个人气质更接近于英美分析哲学尤其是日常语言学派，因此，避免使用各种诘屈聱牙的行话术语，用非学术的日常语言去表达深刻思想的做法，原本就深浸在他的哲学观之中。充满灵性和智慧的文字，辅以众多科学史上或动人、或有趣、或出人意表的故事，让这本书读起来就像是Discovery的文字版，引人入胜又意味深长。
在陈嘉映看来，古希腊时期的哲学与科学是一个连续体，可以用“哲学—科学”称谓之。“古代哲学—科学之寻求真理，是在寻求一个可以被理解的世界。”这种对“可理解”的诉求，要求用统一的眼光对枝蔓丛生、芜杂不齐的历史和世界进行裁剪，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因其完整，天、地、人、神才能相互联系并且各归其位，因其完整，古希腊的哲学—科学才不是一门特殊的理论，而是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个体的人可以据此安度一生并且意蕴充沛。用陈嘉映的话说：“完整的故事才有明确的意义；或不如说，意义赋予完整性。”
然而，古希腊的哲学—科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巫史传统以及神话宗教，就在于它除了要求对世界作出整体解释，还企图去探求隐藏在现象背后的隐秘结构。
一种表述只有在生活之流中才有意义，自然语言尤其如此，陈嘉映认为：“哲学曾希望找到世界的本质结构。然而，即使找到了，我们的表述也会因为（自然）语言的限制而受到歪曲。”当自然语言不足以承担这一重托时，古希腊人另辟蹊径，选择用数学语言去重新定义各种基本概念。
这一步的踏出至关重要。一方面，数学作为真正通用的语言，它可以为人类建构普适理论；另一方面，数学的普遍性来自量的外在性，这种外在性虽然可以保证长程推理的有效性，但却是以丧失直观和感性为代价的。从此科学世界与常识世界渐行渐远。
陈嘉映把基于数学语言的理解称为“技术性理解”，技术性理解就事物之可测量的维度加以述说，它有助于我们了解自然界的精确结构和机制，但是它并不能取代常识的理解，因为它“触及不到很多日常事实”。与此相反，自然语言虽然只能进行短程推理，但它始终坐落在生活形式之中。自然理解天生就包含着直接性，这是一种与周遭事务打成一片的“领会”和“感悟”，包含着心领神会的洞察、直觉的同情以及历史的移情，人们置身其间，往往习焉不察并且甘之如饴。对此量子力学家海森堡心知肚明，他说：“任何理解最终必须根据自然语言。”
陈嘉映认为：“数学的确建立了某种普遍的联系，然而它破坏了另一种统一的联系。”以“空间”概念为例，曾经是上尊下卑，天、
地、人、神各归其位的宇宙，在牛顿这里被抹平为“均匀的、无限的”空间概念，天上人间不再具有本体论的差别，“一个我们生活、相爱并且消亡在其中的质的可感世界‘被替换成了’一个量的、几何实体化了的世界”。
当以牛顿为代表的近代科学家终于用纯数学这门语言谱写完自然这本大书的时候，哲学—科学的脐带彻底发生断裂，哲学与科学开始分道扬镳。奥斯汀对此有形象的比喻，哲学好比“处在中心的太阳，原生旺盛、狂野纷乱”，过一阵子它就会甩出自身的一部分，成为这样那样的一门具体科学，这些具体科学像行星一般远离母体，“凉冷、相当规则，向着遥遥的最终完成状态演进”。
在诸神隐退的科学世界里，曾经扎实牢靠的日常直接经验就如水银泻地般四处散落，再也无法拾缀成为一个整体。“意义赋予整体性”，反之，整体性的丧失也意味着意义的丧失。
在检讨“科学与现代世界”的关系时，人文知识分子的情绪极易泛滥成为浪漫主义的“诗化哲学”，陈嘉映也留恋一去不返的古典世界，但是他时刻保持语言哲学家的清醒自律，在拥有宽广的科学史视域的同时，不滞留在大而无当的观念批判，而是从细致入微的概念分析入手，这让本书的运思方式和发问角度更加发根起由、直指根本。
在当今中国哲学界，陈嘉映从来不是最流行的那几个，但始终是最重要的那几个。之所以不是最流行，是因为陈嘉映一直缺乏与时俱进的潮流意识，更没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权威心态，所以尽管翻译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两部扛鼎之作——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但陈嘉映本人的运思行文总是慎之又慎，他更愿意深入到西方思想的最源头和最深处，去与人类最伟大的心灵做隐秘对话，而不是在镁光灯下闻风起舞。也正因为这样，才让陈嘉映的思想风格雄健且深厚。
哲学—科学的脐带虽已断裂，但是对哲学家来说一个更大的隐忧（引诱）在于，由于数千年来巨大的思想惯性，他们往往对此熟视无睹。维特根斯坦说：“哲学家们经常看重自然科学的方法，并且不可抗拒地试图按照自然科学的方式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这种倾向是形而上学的真正根源，它使得哲学家们陷入绝境。”接着维特根斯坦的话往下说，陈嘉映认为，今天的哲学工作既不从假说开始，也不企图预言未来，哲学不再为解释世界提供统一理论，而是专注于以概念考察为核心的经验反省，这种概念反省要求哲学家始终盘桓在自然理解的近处，它“并不增加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它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得其子，复守其母。”如何在实证科学无往不利、大行其道的今天，为哲学和自然理解奠定一个恰切的逻辑地位，替人类存留住“意义的世界”和“存在的家”，这是摆在每一个当代哲学家面前的紧迫课题。《哲学、科学、常识》在语言的深处将这个问题重新显影，但是正如陈嘉映在“自序”中所说，这本书只是他行在困惑中的一些片断思考，既不是一个开端，更不是一个结论。或许，这就是思想的应有之义，因为它总是在路上。
（2008 年）
过 期
这个时代什么东西都会过期。凤梨罐头会过期，感情会过期，大闹“立法院”的追诉时效同样会过期。
2006年10月24日，李敖头顶防毒面具、一脸诚恳地向台“立委”们痛陈：军购的后果很严重。正说话间，李敖掏出蓄谋已久的催泪瓦斯连喷八次，一干绿营的“立委”大呼小叫，边撸鼻涕边退席，发誓要严惩李大师的恶劣行径。12月25日该案被移送纪律委员会，转眼到了2007年3月23日，也就是三个月追诉时效的最后一天，谁料36位纪律委员会委员只有两位露面，眼睁睁看着李敖得志便猖狂，对着摄像机大放厥词：“谁敢惹我李大师？”
“时效”，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本义是“在一定时间内能起的作用”，引申义指“法律所规定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诉讼权利的有效期限”。
显然，时效的功能在于为所有的行动者都设立了一个共同标准，但凡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或者达成预期的效果，一过死限，就必须放弃，即使不舍，也不能纠缠。可是，凤梨罐头过了保质期会变质，大闹“立法院”作为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却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对于没有保质期的东西仍旧设立“时效”，秘密只有一个，那就是使“放弃”或者“遗忘”这个行为合法化。
人天生擅长合理化。以“时效”的引申义为例，为什么要给刑事责任和民事诉讼权利规定有效期？法理学家可以轻而易举地举出一长串合情又合理的理由：要维护安定团结，要节约社会成本，要有利于打击现行犯罪活动、提高办事效率……危害一方的刑事案件尚可以追诉时效的名义合法放弃，遑论大众民主时代的一场政治秀？
在即用即扔的快餐时代，催泪瓦斯事件前后历时近半年，于李敖而言，已经赚足了眼球，末了再来一个胜利大逃亡无疑是再完满不过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轻率断言那些缺席到会的纪律委员们就是彻头彻尾的孬种，在这样一场由于丧失先机、进而节节败退的政治秀中，以不作为的方式去终结它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