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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他有超绝的自信和君子的雅量；凤姐“人皆知而不愠”，分明是自我认知发生了极大的偏差；至于“笑而不语”者，我猜想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早就洞彻了社会现实的丑陋、有限人生的无聊以及世俗权力的愚蠢。
“钢七连”的口号是“不抛弃不放弃”，“笑而不语”者正相反，他们信奉“不纠结不纠缠”，这其中不仅有世事洞明的心照不宣，更有人情练达的隐忍不发。
在某种意义上，我承认比起愤怒与暴力，“笑而不语”没准是一条更好的自我救赎之路。愤怒虽然可以最大程度地被共享，却不会因此造就一个共同体，而只能造就一个暴民团体，它在摧毁一切秩序的同时，也将吞噬每一孤独个体的灵魂。而且，就像歌德所说，愤怒就“像腌鲱鱼，是不可能一放多少年的”，在庞大森严的社会控制力量面前，愤怒、仇视这些应激性的情感终难持久，继之而来的第二反应就是充满无力感的沮丧、无奈和泄气。
所以，至少从表面上看，“笑而不语”者们有足够的理由感到自豪，因为他们不仅战胜了怒气，赢得了快乐，而且还在相视一笑的默契中体会出智商和情商的双重优越感。
可问题的关键在于，你的笑而不语也许克服了个体的暴力，却更大地鼓励了国家的暴力。伏尔泰说：“真正的喜剧，是一个国家的愚蠢和弱点的生动写照。”有人认为伏尔泰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暴力与天真常常结对出现。换言之，暴力和天真其实是互为前提、因果相生的：暴力催生天真，天真进一步助长暴力。
如果这个说法没错，那么几年前的“艳照门”无疑算得上是一场“真正的喜剧”，因为它至少为我们留下了两条最生动的时代注解：一个是“很黄很暴力”，一个是“很傻很天真”。试造句如下：中国股市很黄很暴力，小散们很傻很天真；中国足球很黄很暴力，球迷们很傻很天真；中国楼市很黄很暴力，房奴们很傻很天真……
当然，“笑而不语”者一定会拒绝对号入座，在他们看来，尽管上位者很黄很暴力，自己却不傻不天真。何止不傻不天真，简直就是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然而他们没有想过，历史往往不会精挑细选，为每个人的功过得失仔细打分，而是一股脑地进行打包处理。
当年赵高指鹿为马、晋惠帝睁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说“何不食肉糜”的时候，左右的臣民何尝不是心存鄙夷却又笑而不语？时至今日，指鹿为马已成千古笑谈，笑话里的主角却不独是赵高，还有身边那些唯唯诺诺、笑而不语的人。
从躲猫猫，喝开水，系鞋带，睡觉死一直到发狂死，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集体裸奔的时代，各种语录和轶事变本加厉、层出不穷。我怀疑，终有一日，后人会像嘲笑晋惠帝一样嘲笑我们，因为我们的笑而不语。
也许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笑而不语”这个中国制造的表情尚未成为“中国表情”，否则十三亿中国人全都长着一张拈花微笑的脸，那还真是件很穿越的事情。
（2010 年）
烈士与傻子
彼德是个不折不扣的英国人，父母早年在华北一带传教，他生在台湾长在台湾，打小就在幼儿园里学说“‘共匪’来了”。时间一晃过去几十年，“共匪”仍旧没有打过来。于是彼德决定追随穆罕默德的教诲——既然山没有到穆罕默德这边来，那穆罕默德就到山的那边去。
彼德在大陆的时候，专攻中国政治思想史，尤其对明朝这一段感兴趣。第一次见到彼德的时候，他正在牛津中国研究中心每周五例行的Coffee Time（咖啡时间）上大谈方孝孺的“烈士”精神。作为从“山那边”来的人，彼德对我充满了期待，尽管我最近读过的“历史书”是《明朝那些事儿》。
喝完咖啡，他从书架上抽出新鲜出炉的一篇英文论文《1402年篡权时期对烈士的尊崇》给我。当晚，他又追加了一封Email，内附“方孝孺网”上的文章《方孝孺与姚广孝：活得不明白VS活得很明白》。彼德很客气，约好过完新年找时间和我好好聊聊。
圣诞过完，我决定开始“备课”。先从那篇网文读起。《明史》中描写的姚广孝和方孝孺，一为“目三角，形如病虎”的方外和尚，一为“双眸炯炯”、“虽粗蔬粝食，视其色，如饫万钟者”的读书种子。作者李国文开宗明义，这二人虽然同为知识分子，却分属两类，“姚是明白人中极明白的一类，绝不做傻事，方则是看似明白，其实并不明白的一类，常常倒做不成什么事。”至于两人的遭遇，地球人都知道：“一个辅永乐，得到大成功，一个佐建文，结局大失败。”
全文不长，却被网络编辑切成了十页，或许是有意，或许是无心，第十页只有一句话：“活着，就是一切。”老实说，这句话看得我面热心跳。根据我不可考的记忆，几年前去世的中国哲学史家张岱年老先生曾经说过类似的一句话：“活着，就是一种成就！”虽然犬儒和隐忍，投降与妥协，差别从来只在一线之间，但我还是愿意相信“活着，就是一切”与“活着，就是一种成就”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前者很轻易就滑落成为“一切就是为了活着”，而后者多少包含着某种温和的坚持，以及坚持之后的通达。
作为红旗下的蛋，我从小只知日本人的“三光”政策没有天理，直到最近才辗转从余英时那里了解到，原来中国历史上对于“三光”还有另外一番解释：范仲淹批评朝政，主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生被贬放三次。第一次送行，朋友们说：“此行极光。”第二次大家说：“此行亦光。”最后一次说：“此行尤光。”他笑答道：“仲淹前后三光矣。”
胡适谈及方孝孺时曾说：“外人常说中国很少殉道的人，或说为了信仰杀身殉道的很少；但仔细想想，这是不确的。我们的圣人孔夫子在二千五百年前就提倡‘有杀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这是我们的传统。”胡适的逻辑不够好，外国人其实说得没有错，一来他们没说中国“没有”殉道的人，二来中国虽有杀身成仁的传统，但这样的传统从来只在文字上提倡提倡，更多的人只想安静地生活，或者簇拥在“前后三光”的范仲淹左右与有荣焉。
对于方孝孺这类“活得不明白”的人，我们的传统是把他们叫做“傻子”的，外国人不是这样，傻子（idiot）这个词在古希腊文里的原义是“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这个观点真是有趣，它与中国人今天对于傻子的理解恰好满拧：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多地称那些不关心个人事务只关心公共事务的人是傻子。想想影视剧里妻子最常出现的唠叨：不要那么傻，那些事情与你何干？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地过咱们的日子？！
二战期间有这么一个真实的事情，一位走出纳粹集中营的德国神甫忏悔时说：“纳粹追捕共产党人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然而，当纳粹的屠刀举向我的时候，没有人替我说话……”对此，早生三百年的洛克有一个说法很精到：“人们是如此愚蠢，他们小心翼翼地不让臭鼬或狐狸伤害自己，却心甘情愿地被狮子吞食，还认为这很安全。”
我希望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idiot，如果读书思考不能提升我们的气节或者品格，至少能让我们明白这样一些基本的事理。
今天上午我刚给彼德回了一封信，告诉他李国文的那篇文章我其实没有读完，因为第四页被“拒绝访问”，理由是：“页面包含非法关键字：王爷”。
（2009 年）
跳来跳去的罗素
若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革命气节作为标准，罗素绝非立场坚定之人，哪怕他毕生反战，为此先后入狱两次，也依旧摆脱不了——请恕我借用一种久违了的政治话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先天的脆弱性和动摇性。
这个特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当晚一览无遗。1918年11月11日11时，当广播中传来停战消息，人群从伦敦的各个角落蜂拥而出，陌生的男女在路中相遇并接吻，空气里满是节日与荷尔蒙的味道。出狱仅仅两个月的哲学家罗素先生混迹人潮之中，虽然对于这一刻的到来期盼已久，此时却像十足的文艺青年那样旁观着众人的快乐，感到“一种异样的孤独，仿佛是从另外一个星球偶然落到地球上来的一具幽灵”。
之所以会有如此不合时宜的疏离感，是因为罗素清醒地体认到自己从来都不属于任何一个阵营：“我想象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社会主义者，或者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是就其深义而言，我从来不是其中的任何一种人。”这种怀疑论的念头就像春天里的小蛇蠢蠢欲动，让罗素虽然渴望与人群融为一体却每每产生自欺欺人的幻觉，并一再诱使他对各种主义和行为的意义心生疑虑。
事实上，早在一战爆发之前，罗素就深陷于难以自拔的纠结之中：作为爱国者，他热切地盼望德国人战败；作为人道主义者，他痛恨一切对青年人的大屠杀；虽然最后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反战运动的洪流之中，但在骨子里罗素总忍不住怀疑和平主义的行为完全是“徒劳无益”的。有趣的是，帮助罗素打消虚无感的恰恰是他的对手。来自伦敦法院的起诉，剑桥三一学院对其讲师资格的剥夺，以及1918年5月被投送入监，这一切政治高压行为都明白无误地告诉罗素：政府并不认为他的抗议活动是徒劳无益的！
罗素的动摇不定还表现在他对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以及四分五裂的中国社会的复杂心态上：他厌恶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粗鄙轻薄与蛮横冷酷，却承认“这正是此时此刻俄国所需要的政府”；他从不提倡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但自问如果中国人反问他，在西方列强虎视狼窥的情况下，不提倡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中国何以救亡图存？他自己却也无言以对。
这种优柔寡断的思想作风让罗素在风云激变的非常时刻显得很不给力。他对苏联和中国的访问都不怎么成功，那些热衷于布尔什维克的北京学生们不喜欢他的渐进主义论调，而胡适也对罗素的中国到自由之路前必先经历“专政”阶段的观点耿耿于怀。
罗素的尴尬之处在于，他虽摇摆不定，却又绝不是左右逢源，这让我想起崔卫平女士批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时的几个妙论。她说，“作为一个持不同梦想者”，导演姜文的最大问题在于“在自己的道路上走得不够远。刚走几步，就不放心起来，就要看看别人正在干什么，或者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步伐就会变得十分迟疑、摇晃，就会显得是‘跳来跳去’的……”相比之下，崔卫平更欣赏《海上钢琴师》中那个演奏家的果敢决绝——“他们这种人抱定决心，将空中楼阁进行到底。如此创造了另外一套不同于这个世界的王国与秩序，这个才有看头啊。”
罗素的摇摆不定看似与姜文的跳来跳去并无二致，但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姜文是一个电影筑梦师，而罗素则是一个现实世界的批判者。对于姜文，人们可以要求他在电影世界中将空中楼阁进行到底，可是罗素却无法容忍自己成为这样的狂热迷信之徒，因为他深知在复杂的历史处境下面，没有人可以一劳永逸地置身于理性、真理和光明的世界，而将敌手贬为愚昧、荒谬和黑暗的另一边。
1950年，78岁的罗素因“捍卫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在颁奖词中诺贝尔委员会形容罗素“既是一个怀疑论者又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这个判断可谓一针见血，恰如罗素本人所言：“我绝不会为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
不消说，罗素这样的人越多，建设人间天堂的可能性就越小。不过罗素虽然缺乏为任何信仰献身的死亡意志，但却有捍卫个体尊严的匹夫之勇：“且不说我是否在做任何有益的事情，如果我不继续做的动机竟似乎是对其后果的恐惧，那么我是决不能罢手不干的。”
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罗素所真正坚持的思想和行动底线，也正是这一点，让跳来跳去的罗素与所有的虚无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都划清了界限。
（2010 年）
笑眯眯的印度乞丐
有朋友去印度开会，回来谈观感，印象最深的是印度的“哲学家”很多，喜谈精神性，连政治家都愿意附庸风雅，而且个个能说会道。由于历史的缘故，中国学者多半说不娴熟的英语，印度学者则说娴熟而我们听不懂的英语。不过，印度人虽然普遍使用英语，除了民主政治外，一般生活方式上西方化的程度却比中国低，比如麦当劳很少，圣诞节也没中国热闹。朋友说，印度人似乎比较快乐，乞丐要钱总是笑眯眯的，即使要不到钱也不改脸色。
最后这点让我尤其感兴趣，印度乞丐总是笑眯眯，我猜想很可能与挥之不去的种姓制度有关系。查维基百科，种姓制度在印度始于公元前20世纪，是藉由许多不同的标准建立起来的一套相对阶序：包括是否吃素、是否杀牛以及是否接触尸体……种姓制度将印度人区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与首陀罗四个阶层，并在英属殖民地时期固化为边界森严的等级制。虽然早在1947年独立之时，印度就在法律上废除了种姓制度，政治上也逐渐迈入民主时代，可是种姓制度在社会实际运作特别是社会心理层面上依旧影响深远。这或许就是印度乞丐始终面带笑容的文化心理根源：由于对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命运抱持与生俱来的宿命感，所以少抱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