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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平。
种姓制度有千般不是，与现代民主社会也格格不入，可是笑眯眯的乞丐却着实是一个意料之外的“红利”。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中说，“民主的各种制度激发并讨好人们对平等的激情”，然而问题在于，再民主的社会也不可能达成完全的平等，所以民主的一个负面效果就是“最大程度地发展了人心中的嫉妒情感”，“人们越平等，他们对平等的渴求就越难满足”。于是，就有了如下这个看似悖谬的现象：“当不平等是社会通则时，最大的不平等都见怪不怪。但当一切都已或多或少抹平时，最小的差距都引人注目。”
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把平等所激发的欲望和嫉妒进一步定义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情绪——“resentment”（愤恨或怨恨）。舍勒的判断与托克维尔相去不远，他认为在一个政治权利与社会财富分配上接近平等的民主社会中，愤恨可能是最小的；而在一个内在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中，愤恨也会很小。这种忍无可忍、一触即发的愤恨情绪往往会在如下社会中急遽地堆积起来：平等观念与权利观念已然深入人心，但现实的权力与财富却出现极大分化，身处这样的社会，人人都觉得有“权利”与别人相比，但“事实”上又不能相比，天长日久，普遍的仇富心理就会不可遏止地流行开来。
舍勒相信愤恨是魔鬼：报复感、嫉妒、阴恶、幸灾乐祸、恶意这些毒性极强的负面情绪在现代人的内心纠结翻腾，敲骨吸髓贻害无穷。但是舍勒没有看到的是，愤恨也有积极的一面，它甚至可能促成并造就一个正义的社会。
有排队经验的人都了解，如果你花了一个下午循规蹈矩地安心排队，到头来却被插队者捷足先登抢去最后一张票，这时候你就会有“气血翻涌”的愤恨情绪。作为一种反应性态度，愤恨是一种“我们为自己而要求于别人的考虑”，它最直接也最强烈。问题的关键在于，并不是所有“因别人未能满足自己的要求而产生的不满”都是愤恨，这一点尤其需要明确，否则以愤恨为重要特征的正义感将直接等同于自我中心主义。香港大学的慈继伟教授指出，使某人产生愤恨的必要条件包括如下几点：1.其他人的行为违背了“非个人性规范”（impersonal norms）；2.其他人的这种行为侵犯了某人的个人利益；3.某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违背过非个人性规范或者说道德规范，尤其是针对那个侵犯了某人的人而言。
根据以上标准，排队者对插队的人之所以感到愤恨，不仅因为他们违背了“不准插队”的社会规范，更重要的是插队行为严重损害了排队者的个人利益。由此可见，愤恨是一种“特殊的、既含道德愤慨又含利益计较的”情感反应。作为一种道德情感，它有别于纯粹的怨气——那些因为来晚了没买到票的人心怀的是怨气而不是愤恨；作为一种涉及自我利益的情感，它又有别于纯粹的义愤——我作为路人去制止插队现象是出于义愤而不是愤恨。也正因为此，愤恨才有可能成为个体追寻正义的根本动机。
笑眯眯的印度乞丐不愤恨，他们安天知命，可以通过精神性的诉求来安慰人生的不公。相比之下，仇富者的愤恨情绪尽管有正当的成分，但因为纠结了太多的怨气和嫉妒，所以最终将吞噬每一个体的灵魂。在平等意识深入人心的今天，如何正确地转移、释放和化解社会愤恨情绪，将它疏导成社会正义的普遍心理诉求，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难题。
（2009 年）
活着，还是死去？
12月13日的《南方周末》有两则关于死亡的报道：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余虹，一个是生在抚顺死在巴黎的下岗女工刘春兰。
都是知天命的年龄，在一个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有知识的人选择像飞鸟一样跃出窗户，没有知识的人为了躲避法国警察的遣返而不慎失足跌死。一个不愿苟且偷生地活所以选择有意义的死，另一个努力苟且偷生地活最终却没有意义地死。两个人都没有赢得与命运的赛跑。前者让我哀伤，后者让我悲伤。
谈及一个人的生死抉择，我总倾向于不可能仅仅只有形而上的焦虑，一如不可能仅仅只有形而下的困顿。在最隐秘的根本问题上，我们能够拿出来与人分享的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细节或者大而化之的话语。就此而言，我不愿轻易揣度自杀者赴死的理由。
在《一个人的百年》中，余虹说：“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而且大多为女性。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3个月前的余虹在写下这段文字时，有没有预见到3个月后这么多的人在为他的死赋予更多的意义？
“在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他从高空坠落，像一片落叶？抑或一只飞鸟？”——这是朋友的解读。而在官方的说法中，余虹的死因被判定为“因胃病引起的抑郁症”。形而上的理由为死者开脱，形而下的原因为生者开脱。但这都已经与死者没有关系了，哈姆雷特说，谁知道那死亡之地是个什么样子？也许死比生更糟，谁知道呢？
所以我不愿揣测更不愿渲染余虹死的意义和价值，这终究是一个个人的选择。生存还是死亡，面对这类终极性问题的逼问，必须要由个体的践履来给出答案，任何理论上的澄清和文学上的抒怀说到底都只是旁敲侧击和隔靴搔痒。
在一次私人聚会中，同为海德格尔专家的陈嘉映问：我们需要治愈屈原吗？这个问题让我长久思考。我相信，任何一个时代，无论最好还是最坏，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治愈屈原，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治愈余虹——总有人会选择有意义的死。但是对于更多的普通人来说，治愈一个时代就可以治愈他们。
3年前，刘春兰48岁，一个下岗女工，干过缝纫店的裁缝工，护理过老人，给饭店洗过碗，月收入最多时不过500元，最少时只有100多，就是这样一个在现代社会完全丧失竞争能力、被历史脚步甩出队伍的中年妇女，“为了给儿子一个体面的婚礼，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出国。”
感谢《南方周末》的记者选择“体面”这个词作为刘春兰活下去的动力。为了给儿子一个体面的婚礼，刘春兰要“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可是我相信，在失足跌落的刹那，刘春兰想到的依然是生，哪怕这个制度带给她的只是羞辱和不体面。
在《正派社会》（The Decent Society）这本书中，政治哲学家马格利特指出，荣誉和羞辱在人类生活中占据核心的位置。前者是一种善，后者是一种恶，由于在铲除恶与增进善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关系，消除令人痛苦的恶要远比创造让人愉悦的善更为紧迫。所以消除羞辱应该优先于给予尊敬。马格利特说，这个时代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建立一个“制度上不羞辱任何人”的社会，这些羞辱包括贫困、无家可归、剥削、恶劣工作环境、得不到教育和健康保障等等。而只有那种在制度上做到不羞辱任何人的社会才可以被称作是“Decent”，也即正派，或者，体面！
没有人了解这三年刘春兰是怎样过来的，即便是家人，也只知道一个最为抽象的大概：“借了7万元钱，来了；还完了7万元钱，死了。”
12月的人大校园，可以看见很空旷的天空，冬日微弱的阳光不温暖，但晃眼。歌德临终前大声说：“光明！光明！更多的光明！”西班牙作家乌纳穆诺后来听说了这句话，反驳道：“不，温暖，温暖，更多的温暖！因为我们是死于寒冷，而不是死于黑暗。让人致命的不是夜晚，而是严寒。”光明与温暖不是理应同在的吗？为什么会有光明但寒冷的地方，或者黑暗但温暖的所在呢？
我坐在人文楼的办公室里敲打这些文字，余虹的办公室应该就在楼下的某一间，但我想得更多的是那个死在巴黎的女人。
12月13日实在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70年前的这一天，日本人占领了南京城，30万条生命从此成为玄武湖畔的冤魂。70年后的这一天，一个不愿苟且活着所以自愿赴死的教授的追思会正在举行。与此同时，人们知道了一个女人为了体面地活着而在巴黎死去。
（2007 年）
大学校园中的“无名氏”
前段时间，收到一个大一学生的来信，回复时我扫了一眼她的电子信箱，尾缀是“pooh”，便追问了句：“你喜欢维尼熊（Winniethe Pooh）么？”很快我收到她的回信：“老师知道么？你是第一个从我的邮箱看出来我喜欢维尼而且向我问的！而且，是我上大学以来第一个在课堂上叫我发言的！是第一个上大学以来问我叫什么名字的……”
她的喜形于色让我颇为感慨。算起来，这个自述“很单纯、很开心、有点幼稚”的孩子很快就要在大学度过将近一年的时光，但在这一年间，很显然她一直处于nameless（无名）的状态，在偌大的校园里忙忙碌碌地出入于各个课堂，就像小马驹儿在没有路标的大草原上没头没脑地四处乱撞，却没有一个老师真正在意过她的存在。
为求证这个现象是否普遍，我在“校内网”（现为“人人网”）上挂了个帖子，征询学生的意见，观点惊人的一致：“多数老师对学生漠不关心”，“回想大学我就是nameless”，“nameless四年并继续nameless飘过”……其中一个说法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大学校园盛产“无名氏”，是因为“如今的大学根本就是一个没有人情味儿的自助性社会”。
大学之所以没有人情味儿，首先是因为这个社会缺少人情味儿。启蒙运动以及工业革命之后，传统的礼俗社会（community）急遽变革成现代的法理社会（society），冷冰冰的契约关系代替了温情脉脉的亲缘和友爱，社会如此，学校亦如此。
韩愈有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不夸张地说，如今的大学教师早已把肩上的责任自动缩减为单纯的“授业”。“传道”不符合现代社会科学“价值中立”的基本原则。“解惑”？对不起，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于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在课堂上异乎寻常地守时，来时无影去时无踪。一个大一的孩子告诉我，这一年来只有两位老师在课堂上给他们留了电子邮箱，其余的人都对学生抱着“敬谢不敏”的漠然态度。
自大学扩招以来，让原本就处于严重失调的师生比例雪上加霜。以我个人为例，这个学期共有两门课程，其中本科生全校公选课有80名学生，研究生专业必修课则有68名学生，面对数目如此庞大的学生，只能采取“讲座”（lecture）的方式进行教学，师生间的互动自然无法顺畅地进行。
公允地说，大学教师没有义务记住每一个孩子的名字。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日大学，学生若想脱颖而出，赢得老师的关注和承认，就必须让自己首先变得积极主动且强大——这是基本的生存之道。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只有基于“优秀”与“卓越”才能够得到“承认”和“尊重”，那么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将注定只是“无名氏”。因为究其根本，“卓越”是一个贵族性的概念，它无法均摊给所有人，而只可能属于少数人。
这个学期我收到大量学生的来信，都在焦虑于为什么周围的同学如此目标明确，为什么自己依旧懵懵懂懂。出于某种补偿心理，他们会一方面忙不迭地参加各种社团活动、社会实践，另一方面又强求自己在考试时门门得优。在这种全方位恶性竞争的氛围下，只可能造就彻底的赢家和彻底的输家。都说大学教育正在堕落成为一种“失去灵魂的卓越”，但是在我看来，更可忧虑的是那些赢家并不因此成就“卓越”，反倒可能因为熟谙了各种潜规则而变成蝇营狗苟的现实主义者，与此相对，输家则因为遭遇挫折或不公而成为愤世嫉俗者和犬儒主义者。无论是哪一种结果，都以丧失灵魂为代价。
黑格尔说，每个人都追求“在他者中的自我存在”，这是一种独立性和依存性之间的微妙平衡。对于那些刚入大学的“小土豆们”，他们的个性与身份认同更多地依赖于教师的培育和关怀。事实上，有时学生并不奢求太多，只要教师真心实意地将他们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来对待，学生一定会接收到你的善意与真诚，并因此鼓起更多的信心和勇气。
我在“校内网”挂出那个帖子后不久，一个研一的孩子来找我，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某日他因故缺课，一周后当他进入教室时，老师递给他一页纸，说：“你上周没有来，这是给你留的课程讲义。”这个孩子说，研究生这一年里，这是他第一次感觉自己不是“无名氏”。
（2009 年）
大学生的“德性”
记得某次监考，开考已过1小时，一个从未在课上露面的学生匆匆进场，西服革履手提公文包，径直来到讲台前，语带诚恳地索取考卷：“老师，我是大四的学生，在东四环那边实习，晚高峰实在太堵了……”
任教以来，类似的“雷人”要求并不鲜见。不久前一位硕士生来信，称明年要申请国家项目出国深造，但学绩分距离标准还有差距，因此“希望老师能够给我一个95分，帮助我把学绩分提高一些”。惊愕之余，我回复道：“这样坦白的要求我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