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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荣的还有特雷莎修女。好玩的是，杨宪益为此写诗自嘲：“相鼠有皮真闹剧，沐猴而冠好威风。”1965年，杨夫人戴乃迭女士曾经在歌颂伟大领袖的英文译稿上写下评语：Childish（幼稚的）！我猜想杨宪益断然不会在意“牛津知名校友”这样的虚名，倘若他知道这个榜单，一定也会用“Childish”一笑置之。
Childish虽然不是什么好词，但也不算太严厉的谴责，无非是幼稚、愚蠢而已。在爱人的眼里，一个幼稚愚蠢的男人没准还是可爱成分多一点，尽管历史反复提醒我们，一大群幼稚愚蠢的成年人聚在一起，常会折腾出史无前例的闹剧乃至悲剧。我的英国房东Nick告诉我，相比Childish的负面意义，另一个词Na?ve有时候倒是语含褒扬的，可以用来形容一个人的品行思想“天真”或者“率直”，以至于英文里有“Beautiful na?ve”（美丽的童真）的说法。
《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随秦可卿入上房内间歇息，劈头看见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极为不爽，立时大叫：“快出去！快出去！”在我看来，贾宝玉的反应够Childish，但还称不上na?ve，与Beautiful就更加没有关系。对于成人世界之脏乱差的生理性反应，每一个少年人都曾经体验过，只可惜此类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机制，通常不会长久，迟早总要消耗殆尽。宝玉躲得了对联，却躲不开无所不在的世道与人心，到头来只能削发归隐，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王夫之的“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相比之下，杨宪益虽然身世坎坷，其很多行为却真正称得上是“Beautiful na?ve”。1981年杨宪益随团访问爱尔兰，在告别晚会上，爱尔兰方面由一个歌唱家演唱了一首婉转动人的情歌《丹尼男孩》，作为回应中方代表团合唱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杨宪益回忆说，因为团里没有专业歌手，所以“听众们有礼貌地鼓掌，但不热烈”。杨当时觉得“让晚会如此结束实在太糟了”，于是他自告奋勇提出也要唱那首《丹尼男孩》。结果时年68岁的杨宪益拿着临时借来的歌词，借着酒劲尽情地高唱起来。“我的演唱获得完全的成功，听众们向我发出长时间的雷鸣般的热烈掌声，大家纷纷站起来，跟我一起唱……有些女士甚至感动得流下热泪。我这么说可能会给读者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我的嗓音一定很美，但事实上，满不是这么回事。我只是抓准了那个晚会的根本精神：充满友情和非常愉快……”
晚年的杨宪益曾经做诗《自勉》：“每见是非当表态，偶遭得失莫关心。百年恩怨须臾尽，作个堂堂正正人。”按我的理解，杨宪益从未想过做烈士，“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壮怀激烈他有过，但归根结底，他没有烈士情结；杨宪益当然也不是圣人，他喜欢曹操，只是因为二人志同道合，一样都喜欢“诗、女人和酒”。在杨宪益漫长的95年人生里，他始终怀抱一颗“Beautiful na?ve”的心灵，言所当言，行所当行，至死不改。
我曾经把《自勉》转贴到网上，有学生这样回应道：“见是非而不鲁莽表态，智也。”读到回帖的那一刹那，我突然想起15年前听过的一首歌：“没人知道我们去哪儿，你要寂寞就来参加，你还年轻，他们老了，你想表现自己吧！太阳照到你的肩上，露出你腼腆的脸庞，你还新鲜，他们熟了，你担忧你的童真吧！”
让我们一起担忧我们的童真吧！
（2010 年）
射象者布莱尔
1922年，年仅19岁的英国人埃里克?布莱尔远渡重洋，来到下缅甸的毛淡棉服役。他的正式身份是印度皇家警察的分区警官，这个工作让他时常感到焦虑和烦躁：殖民地的反欧洲情绪非常强烈，尽管没有群体性的抗争事件，只是漫无目的地在小事情上发泄发泄，但是天天被当地的百姓揶揄嘲笑和起哄，也不是什么让人愉快的事情。
一天清晨，布莱尔接到电话，说有一头发情的大象正在市场横冲直撞，问他能否处理一下。不知所措的布莱尔挂下电话，拿起一支小口径的步枪就骑马上路了。
这头大象不仅夷平了一座竹屋，踩死了一头母牛，撞翻了几个水果摊，而且还踏死了一个印度人。可是布莱尔并不想射杀大象，手上的这支步枪口径太小威力不够，他的初衷只是用来自卫。当他终于发现那头大象的时候，它正在安详嚼草，看上去像一头母牛一样没有危险；而且在当地，打死一头能做工的象等于是捣毁一台昂贵的巨型机器。
然而，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在布莱尔的掌控之中。他的身后簇拥着两千多名兴致勃勃等着看戏的当地人，布莱尔意识到，如果自己不开枪就成了不折不扣的傻瓜。于是他换上另一把威力更大的步枪，开始朝大象射击。
事实证明，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年轻的布莱尔不了解射杀大象的诀窍，他把枪膛里的子弹一次又一次地射向大象的头脑、心脏和喉咙，直到用光所有的子弹，那头可怜的大象也没有在他的面前彻底死去……
布莱尔的射象行为在殖民者内部引发不小的争议，但只有布莱尔本人清楚，他射死那头象的真正动机只是“为了不想在大家面前显得像个傻瓜而已”。
对于布莱尔的这个动机，心理学上有一个很专业的术语叫做“暴露焦虑症”，也就是“惧怕在人前示弱”，它的基本逻辑是“认为如果行事不能坚定不移，则自身的社会地位也会遭到贬低”。
美国学者肖尔说，暴露焦虑症的患者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国家。当布莱尔被两千多名当地人围观的时候，他不仅仅是一个两股战战的19岁白人小孩，更是合法性日益衰微的大英帝国在远东的符号和化身。
布莱尔必须开枪，不仅因为大英帝国不能“示弱”，而且因为大英帝国需要回应身后那两千当地人的“民意”——这些家伙正提着桶和篮子在等着瓜分象肉呢！
布莱尔事后这样回忆：“一旦白人开始变成暴君，他就毁了自己的自由。他成了一个空虚的、装模作样的木头人，常见的白人老爷的角色。因为正是他的统治使得他一辈子要尽力锁住‘土著’，因此在每一次紧急时刻，他非得做‘土著’期望他做的事不可。”
更加悲剧的是，布莱尔虽然开了枪，却仍旧没能逃脱成为“傻瓜”的结局。原因很简单：首先，布莱尔未能将大象一枪毙命，这十足暴露出布莱尔这个“白人老爷”的愚蠢和笨拙；其次，布莱尔虽然积极回应了民意，却没能换回民心，那些瓜分象肉的“土著”不会感激他，大象的主人对他心存怨恨，就连他的欧洲同胞也认为因为一个苦力而开枪打死一头大象太不值了。
有趣的是，对于这种“在紧急时刻非得做土著期望之事”的国家，政治学上也有一个很专业的术语，叫做“回应性威权政府”（responsive authoritarian）。据说这种统治模式的特点在于“责任”（responsible）、“回应”（responsive）和“问责”（accountable），优势在于“高效率”。
可是问题在于，当公民缺乏独立的政治渠道和司法渠道去影响或者改变政府决策与行为的时候，单方面地强调地方官员的“责任”与“问责”，只会激化问题本身，这是因为地方官员为了规避责任，要么采取高压手段绝不示弱，要么不惜一切代价收买民意，无论是哪一种方式，都只会激励民众在下一次采取更加极端而不是理性的行动。于是在这种恶性循环的局面下，一个患上“暴露焦虑症”的国家越是注重它的“回应”职能，就越有可能成为布莱尔所说的那个“空虚的、装模作样的木头人”。表面上的高效率，换来的却是资源的高度透支和信用的高度透支。
1922年，布莱尔只有19岁，他对于身边的事情还很困惑，他太年轻，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还看不清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一切极权政府的虚弱本质。直到23年后，他写出了《动物庄园》，又过3年，《一九八四》出版，所有人都知道了他的另一个名字——乔治?奥威尔。
（2010 年）
“不就是”与“又怎样”
我有一个朋友，喜哲学好思辨，最常用的口头禅有两个，一为“不就是”，二为“又怎样”。这两个说法看似平凡无奇，其实杀伤力超强，前者消解一切理论差异，后者取消所有行动意义，双“枪”在手，连环出击，无往而不利。
前不久他来信说：“近读《杨宪益传》，开始慢慢了解那些不曾知晓的历史……但转念一想：政治不就是权力之争吗，谁比谁更具道德优势呢？再者说了，虽然每个人都有权利知道真相，但或许不了解真相反倒比了解好——了解了又怎样？或者继续遮掩，或者告白天下，但是到底哪一种对人们更好，却也未为可知。”
细心的读者应该能够从中发现“不就是”与“又怎样”的踪迹：政治“不就是”权力之争吗？所以，谁都别太把自己当根葱，充其量五十步笑一百步，彼此彼此。了解真相或许是重要的，但了解了“又怎样”？既然行动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注定无法改变这个世界，还不如在一块红布下安心过活，如果慧根足够，没准还能在“红尘白浪两茫茫”的自我慰藉中过上幸福人生。
“不就是”与“又怎样”的逻辑看似深刻，但仔细想想错漏百出。谁说五十步和一百步没有区别？“西红柿是水果”和“西红柿是板凳”，都是错，但此错与彼错何止五十步之遥。类似地，自由主义是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也是意识形态，同为意识形态，二者当然有云泥之别！
除了“不就是”和“又怎样”，这个朋友还钟爱另一个有趣的句式：“现实是很坏的，但现实向来是很坏的。”这句话时常让我想起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那句名言：“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和所有名言的命运一样，人们只记住了这句话的上半句却遗忘了下半句：“……简而言之，那个时代和当今这个时代是如此相似，因而一些吵嚷不休的权威们也坚持认为，不管它是好是坏，都只能用‘最……’来评价它。”
某种意义上，狄更斯的这个观点恰好可以为我这位朋友作注脚：每个时代的人都会对自己的时代充满焦虑，因而常有“现实是很坏的”乃至“这是最坏的时代”的感慨，可是这种以“最……”表达的感慨没准只是一种幻觉，究其根本，每个时代都差不太多——“现实向来是很坏的”。我们之所以对这个时代特别地责备求全，只是因为“这个”时代和我们息息相关、须臾不分，我们忧心忡忡，并非因为这是最坏的时代，而是因为我们身陷其中，所有的希望和绝望都寄托其上。
在一个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社会里，这样一套说给自己听的道理不仅“深刻迷人”，而且有助于安抚我们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愤怒感。相比之下，在孟京辉导演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疯子为那个被自杀的无政府主义者设计的自杀理由就显得太过直白和浅俗：“生活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理想都破灭了，我也不想活了。”——这种非要撞出个鱼死网破、你死我活的逻辑一点都不中国。
孟子在和弟子公孙丑探讨仁政的时候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的这套道理有没有说服历朝历代的皇帝们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善良淳厚的中国百姓一直在抱着最深沉的“不忍人之心”去体恤统治者，总是积极主动地为他们寻找开脱的理由。
“现实是很坏的，但现实向来是很坏的”，对错是非，往往就在这一转念间模糊了界限，进而为自己的犬儒主义赢得了许多绕来绕去的理由与借口。
心理学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被长期劫持的人质，不仅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而且会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如果这个理论成立，那么从犬儒主义者到国家主义者的转变简直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我曾经劝告那位朋友，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问题没法用三言两语打发，但至少我们可以从最初级的语言习惯做起，比方说，一个月内禁止自己使用“不就是”和“又怎样”，在“一转念”思考更复杂的问题之前，先诉诸自己最直接的是非善恶感。没准一个月后，他会有所改变。
（2010 年）
笑而不语与中国表情
在前不久的南非世界杯足球赛上，裁判的各种错判漏判层出不穷，以至于常常听到央视解说员这样描述受害方主教练的反应：先是狂怒不已，然后无奈摇头，继而怒极反笑，最后则是：笑而不语。
这样的心路历程我们再熟悉不过，尤其是最后那个表情，充满想象力的中国网民们甚至为它创造出了一个Made in China的英文单词：smilence。这一神鬼莫测的表情可以出现在任何场合，比方说某报发表文章《被圈定的“黑老大”到底有多黑？》，有网友回曰“笑而不语”；某专家谈《民主的中国经验》，解析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权利超速”和“民主失败”，一片叫骂之声中，依旧能够瞥见“笑而不语”的网友打酱油飘过……
本该愤怒，却无怒气，典型的状况无非以下几种：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