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_第26节

。我坐在电话机旁的椅子上，隐藏在一片黑暗中，我应该是睡着了一会儿，因为我好像梦到了弗莱娅。”

“黎明时分，父亲依然没有出现的迹象。他不会打电话的，是我想错了，他并没有背叛我！当他告诉我说，我们可以在吃早餐的时候继续讨论时，他没有骗我，或许他只是想进一步地了解那些细节。这将是我们重新建立联系的一天。”

“我走进厨房——橱柜的台面上还放着昨晚用过的咖啡杯，我烧了一壶水，打算把它们都洗干净，摆放到橱柜里去，再擦干净水槽，然后给房间做一次清扫，扔掉窗台上的捕蝇纸，开窗换气。这应该是我四十年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这样做。我一边干着活，一边大声地喊着父亲，问他要不要我把咖啡送到卧室去，他没有回答。我过去敲了敲门，也没有回音。时候已经不早了。他是一个习惯早起的人。我试着转动门把手，发现已经被锁住了，我又试了一次，嘴里喊着他的名字。”

“我走到屋外，在父亲房间的窗玻璃上敲了几下。窗帘是拉上的。我不知道他怎么了，或许是生病了。我无数次地来回穿梭在窗口和门口之间，叫着他的名字，直到我听到汽车的声音。我站在门廊下，阳光很明亮，我用手搭在额头上，勉强向远处望去。我看到诺林医生的汽车正向农场驶来。”

“克里斯一定猜到了我的计划，在我到达这里之前，他就给父亲打过电话了。父亲也一定是在听到货车的声响后，打电话通知他我已经来了，并且让他们第二天早上过来，他会留住我的。我人都没有到，就已经被出卖了。他选择相信我的丈夫，那个他连面都没见过的男人。我想我可以跑出去，跳进货车里离开，但我没有这么做。我在池塘边上坐了下来，脱下鞋和袜子，把脚伸进水中，搅动着里面的水藻。”

“他们到达后，我们并没有说太多话，他们像对待孩子一样地摆弄我。我表现得很温顺，对他们言听计从，可他们还是用绳子捆住我的胳膊，把我塞进车后座里，以防在旅途当中，或者打开车门的时候我从里面逃走。”

“诺林开车送我回家。克里斯开着货车，在后面跟着，他说，他不想看见我像囚犯一样被人押解回家。我没有再见到父亲，他的卧室一直反锁着。他一定认为，我对米娅的恐慌，源于我对弗莱娅那件事的内疚——他就是这么想的，我敢肯定。他认为是我自己臆想出这么一个疯狂的事件，一个发了疯的杀人犯在幻想着另一次谋杀。他相信，是我淹死了弗莱娅，是我抱着她那颗漂亮的脑袋，把它按在水下，直到她再也说不出话来。他没有改变，四十年过去了，他依然坚信我是个杀人犯！”

妈妈合上了她的记事本，把它放在我面前的床上。

“现在，它是你的了。”

她放弃自己最珍视的证据，她的日记和剪报，她的照片和地图，她把它们全部委托给了我——就像两个至交好友在交换日记。我不知道妈妈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她正在寻找一位盟友，这个词多少有些生硬，或许应该再感性一些，她一直在寻找一位知己？我想起了妈妈关于和弗莱娅一起到森林里去的描述，打开心灵，发誓要成为永远的朋友，甚至相信对方讲述的关于巨魔的故事。我把一只手放在杂志上面：

“再跟我说说瑞典疗养院里发生的事好吗？”

“丹尼尔，我只能说，我宁可死，也绝不会再回到那种地方去。”

我不知该如何应对，也无法处理这种威胁——虽然她可能只是说说而已。我只好低下头，看着手里的记事本，随便翻开一页。我没有阅读其中的内容，只是用手指在字里行间摩挲着。慢慢地，我得出了结论，不管我理解与否，她的威胁是真实的。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她。这时，妈妈说话了：

“我憎恨那里，并不是因为它的条件不好。那里环境整洁，工作人员和医生都对我不错，他们拿来的食物——虽然我没有碰过——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那里没有人相信你，没有人听你说话，你的所有要求都被无视，你被当成一个丧失了理智的女人——可我并没有发疯。我从来没受到过这样的待遇。如果再次被关进那样的地方，我就会用自杀来证明我的理智。”

“妈妈，你不能这么说，你永远不要在我面前说出那样的话，永远。”

我的反驳引起了她的警惕，但她并没有领会我的意思。她摇了摇头：

“到了那里，我就不再是你的母亲了。”

“如果我被关起来了，我就不能再做你的儿子吗？”

“你当然是。我会尽我所能来保护你。”

“你想让我怎么说？如果我们互换位置，你会做什么？”

“我会相信你的。”

我放下记事本，抓住妈妈的手，用指尖摩挲着她的掌纹：

“跟我说说疗养院的情况。”

“我不想谈论那个地方。”

我像是没听到一样：

“他们是直接把你带到那儿了吗？”

“不，他们先开车把我送回了农场。克里斯已经跟诺林医生商量好了，先试着在家里为我治疗。不要以为他们在发善心，他们只是不想引起大家的疑心，他们会假装尝试所有可能，然后装作迫不得已才把我送进精神病院。”

“农场已经变成了一个监狱，只有克里斯掌握着钥匙。计算机断开了网络，我不能再给你发电子邮件。我也不能接电话。有一天，我趁着他出门的时候，在家里研究搜集到的证据，这时他突然回来了，吓了我一跳。他大发雷霆，把那幅绣品扔进了火里。幸亏我反应及时，急忙把它夹出来，在火钳上它仍然在燃烧着。就是从那一刻起，他决定把我关起来，因为他怕我把整个农场都烧掉。”

“他和诺林医生一起把我送进了精神病院。这真是一个狡猾的计划，因为一旦你被送进了那样的地方，就没有人会再相信你了。哪怕你第二天就被放了出来也于事无补，甚至连医生给你开的健康证明都不管用。在法官和陪审团的面前，律师肯定会问你，是否曾被关进过精神病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我来说，这个时候被送进医院也是最好的选择。在被带到那里之前，我就已经被打败了。父亲的背叛一度让我失魂落魄。我无力继续争斗，我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质疑，不相信自己可以说服或者取信于任何人。”

“那天晚上，医生告诉我，克里斯对他讲了我的童年往事，暗示我和弗莱娅的死亡有关。我非常愤怒，花了整晚的时间写下了方才你读过的那封信，那就是我的证词，应该可以说服医生让我离开。医生的信任使我恢复了信心。我曾经像个傻瓜一样去寻求我父亲的帮助，可是，我的儿子，我最亲爱的儿子，我应该把它讲给你听！你会相信我的，你会给我公正的评判，你才是我需要的那个人。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觉得自己像从前一样幸福。”

“从医院里出来，我拦下了一辆出租车。我所需要的一切都在挎包里了，护照，还有银行卡。我告诉司机直奔机场，根本没问价钱。到了那里，我直接就买了第一趟离开瑞典的航班的票。”

“这一次，我会用证据证实我的言论；这一次，我要把它讲给真心爱我的人；这一次，我一定要让别人相信我。”

我放开妈妈的手。我们坐在床上，看着彼此的眼睛。

“妈妈，你相信我吗？”

“我非常爱你。”

“我也爱你，但是你相信我吗？”

她想了一会儿，最后，她笑了。

一场暴风雪席卷了瑞典南部，造成了航班的大面积延误。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哥德堡兰德维特机场时已近午夜。飞行员对拥挤和焦躁的旅客们宣布，外面的气温是零下十五摄氏度，这对12月中旬的瑞典来说也是非常寒冷的了。跑道旁边的围墙外，有一片亮白色的桦树林。一阵风吹过，几片落叶从容地飘落。这幕景色或多或少地抑制了人们焦急的心情，连劳累的空姐也坐下来欣赏了一会儿。我们是当天最后一班到港的航班，除了一个护照检查岗亭之外，机场几乎空空荡荡。我通过安检入关后，我的行李已经在传送带上了，与大多数人不同，我携带了很多的行李。我从海关里出来，穿过来接机的人群，看到他们，我不由得想起上次在机场接人时发生的一幕，这样的回忆突然让我感到有些悲伤。

距离妈妈被送进医院已经过去了四个月，这段时间，她一直被关在伦敦北部的一家戒备森严的疗养院里。但这并不代表着她正在接受治疗，妈妈拒绝服用任何药物。当她发现医生并不打算放她离开后，就不再和他们说话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医生们无法对她采取任何有效的治疗措施。最近，她又开始绝食，她认为食物里都被下了药。她同样不相信从水龙头里接的水，她只会偶尔喝一点没开封的瓶装果汁，她经常脱水。当我夏天在机场接她的时候，她的健康状况已经堪忧，但是现在，一切正在恶化。一周又一周过去了，她瘦得皮包骨头，好像已经难以为继了，她正面临着死亡。

虽然我从未怀疑过妈妈说的那些细节，但是我不相信她对整件事情的解释。她叙述的时间线太过跳跃，我无法跟上她的思路，她的结论也有些极端，而且，她提出的证据都是模棱两可的。所以在她讲完后，我并没有到警察局去，因为我担心一旦她的指控得不到证实，或者压根儿就没有什么谋杀案，那么我们将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甚至有可能会危及妈妈的自由。我希望我们三个人，包括我的爸爸，能够找一位独立、公正、不会被人收买的医生，一起和他谈谈，因此，我的最终解决方案就是去医院。虽然我也不想，但目前来看，这个决定所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妈妈被监禁了起来。

在伦敦的那天晚上，当我们乘车跨过城区的时候，妈妈一直握着我的手。她以为我会让酒店的车直接开到警察局去，我并没有骗她，也没有告诉她真相。我这么做不是因为怯懦，而是出于实际需要的考虑。在路上，她兴奋地谈论着未来的梦想，我们将如何一起度过美妙的时光，如何重新变得亲密起来，就像我小的时候一样。她对我是如此信任，以至当车子停在医院外面的时候，她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会背叛她。她以为是司机记错了，把我们带到了错误的地方。她不相信任何人，除了我，她只相信我。可以想象，当发现司机并没有走错路的时候，她有多么痛苦。她浑身都在颤抖。我曾经被她视为救星和靠山，是她最后的希望，但是，我表现得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先是她的丈夫和父亲，现在又是她的儿子，所有人都在怀疑她。我不再是她的盟友，也不再是她的儿子了。不过，即便是面对这样的打击，她也没有气馁，她选择继续抵抗。对她来说，这只是一次小小的挫折，没什么了不起。她并没有试图逃走，也没有恐慌。我明白她的想法——她曾经说服过瑞典的医生，在这里她同样可以办到。她不能逃跑，因为一旦被抓住的话，就坐实了发疯的说法，也就再无出头之日了。她放开我的手，把挎包从我这里拿走，她夺回了自己的证据和日记。她把挎包背在肩膀上，走出了车子。在登记的过程中，她甚至都没有看我一眼。我告诉接待的人，要注意，她可能会伤及自己，一边说一边流着眼泪。我说话的时候，她只是在轻蔑地望着天花板。在她心目中，我和爸爸一样，只是在假惺惺地做戏。当医生护送她进入病房时，她没有和我说再见。

走出医院，我坐在一堵低矮的砖墙上，等待着爸爸的到来。那是一个温暖的夜晚。我不由得哭泣起来，但没到一分钟，我就停下了。打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哭过。爸爸乘坐一辆出租车赶到这里，他看上去迷惘而疲惫。当他拥抱我时，我一度担心他会崩溃。诺林医生陪着他，依旧衣冠楚楚，身上还散发着淡淡的香水味。他略带夸张地向我道歉，这让我想起了过去贵族的样子。他说当初在瑞典的时候，他并没有对医院的人说清楚，妈妈可能会对他人或者自己造成伤害。他善意地听从了爸爸的建议，尽量保守地描述她的情况，希望可以最大限度地缩短她被关在精神病院里的时间。结果，这就导致医生低估了她的病情。当妈妈威胁要采取法律措施时，他们不得已放她离开了。他们没有理由继续拘束她。因为从理论上说，她是自愿接受治疗的，而且她表现得很好，她写的材料思路非常清晰。诺林这次跟着来到英格兰，就是为了纠正之前的错误。虽然我觉得他更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声誉，但我还是表示了理解。他热情地和英国的医生们说着话，为他们介绍病情。尽管他在这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但我对他依然是不冷不热的。妈妈的描述很准确，他虚荣、自负，不过在我的印象中，他不大像个恶棍。

医院里很干净，医生和护士们也都表现得相当职业，而且态度和蔼。在这里，报纸上曾经报道过的那些医疗黑幕都不会发生。医院有一个访客专用的房间，妈妈常常坐在窗台上，透过窗户看着外面。可惜这扇窗户是完全封闭的，而且异常结实。从她的视角上望去，越过围墙上的铁丝网，可以看到一个公园。孩子们经常在空地上嬉戏，夏天的时候还可以听到他们的笑声。可是在冬天来临之后，公园里就安静了下来。每次，当我走进房间的时候，妈妈都背对着我。她不想见我，也不会和我说话，她对爸爸的态度也是一样。一旦我们离开，她就会告诉护士，我们之所以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确保没有人会相信她的指控。我不知道在这件事中，她会给我冠以什么样的罪名。她对那些抗精神病药物不屑一顾，觉得如果吃了药丸，就意味着她承认夏天发生的事情只是她的臆测，就意味着放弃了去帮助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