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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觉得该去接受讲习的是导演和其他电视电影的制片以及工作人员，‘什么人玩什么鸟’，导演这么烂，他还能造就出什么样的演员，不是一清二楚的事吗！”
“你对电视的这套看法、这套体系是从哪里来的？”
“有两个来源，第一是舞台工作给我的刺激，我是正式戏剧系毕业的，当然不能忘情舞台，我一直在导着张晓风的、李曼瑰的、姚一苇的和王祯和的戏（有机会，我很希望再导一个希腊悲剧）。许多年前，我导张晓风的《武陵人》，忽然，我开始想：‘什么是现代？’古典的东西是需要现代注释的，而电视应该是最现代的东西了。在电视里，现在人想要看现代东西。光做一个处理悲欢离合的情节的导演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这个对手太小，太没有挑战性，所以我要在我的戏里放进一点意念。我不要跟现代人脱节，不管古装时装，经过我的处理，我总要留下一点现代人的再思，譬如说我做《伐纣》，就把纣王处理成一个神经质的人；譬如说，《秋水长天》，我要让演员‘以不演戏为演戏’。我要让人觉得那些人是现代的人，是现代的、在我们周围生活着的人。
“第二个原因是个老外跟我聊出来的。那是五年半以前，我去香港，指导一个团体演晓风的《和氏璧》，有个老外跟我说：‘你们这边也搞京剧，他们那边也搞京剧。京剧是你们的好东西没错，但是究竟在两个不同的体下，所产生出来的戏剧和艺术是什么——我们想知道。’奇怪我去年夏天跟艺术团访美演出的时候，在亚特兰大碰到一位对中国、对莎士比亚都深有研究的布朗博士，他也跟我说同样的话。
“有人认为我的戏剧味很淡，是泥土的，是亲切有人情味的，像茶，可以慢慢品尝，看得出来是我的东西。一般来说，我不从情节入手，我有时想到乌坵，我要把乌坵的生活带到观众的生活里，故事和情节反而是次要的了，那里面有报道、有参与、有分享，它不仅仅是‘电视剧’！”
“如果，现在有一个戏剧系的毕业生，也跟你当年一样，不靠关系，不拍马屁，埋着头一直干，你认为他仍然有希望出头吗？”
“我相信他一定出得了头——但，也可能，他比我还要努力一倍，毕竟，我很幸运，爱护我的人太多了。不过，要在台湾这种地方出名，也真的很容易。”
“听说你在台视官拜副组长？”
“嘿，一个小官嘛，我其实不适合做行政，我哪里会做官，但我接受了，我想站在这个职位上，也许，可以提拔比我更年轻的人。”
去年夏天，六月酷暑，他在菲律宾替一些华侨导一个清唱剧《中华魂》。华侨社会中的保守很令他吃惊，他一方面说服主事人采用一些抽象艺术的表达方法，一方面又把台北艺术团手制的戏服搬借过去，免得他们去租用亮片闪闪的古装。他甚至还跟年轻一辈大盖了一顿：
“怎么搞的，你们这里的年轻人怎么这么萎缩呢？为什么只听说：‘他的爸爸是某某人。’我告诉你们，在台湾，我们出头的都是年轻人，我们说：‘他的儿子是某某人！’”
跟艺术团的表演队伍从法国坐船渡海到英国，他好奇地想从一面大玻璃里望风景，但玻璃脏了！他擦干净一小块，够自己看了，想想又觉不妥，干脆把整片大玻璃都擦了，让大家都看得到，同船的老外拍起手来喝彩，他表演式地鞠了一躬说：“我是台湾来的！”
他其实想擦亮更大的一片玻璃，在荧光幕上，或在舞台上，好把更大的更清晰的风景给大家看——他觉得导演就是一个擦亮玻璃的人。
“你最近计划要干什么？”
“最近想为台视策划一个比较高水准的单元剧系列。”
“比较远的将来想干什么？”
“想干电影，我渐渐对表演有更多的心得了，电影不是投机事业，不容易沽名钓誉。而且它跟年龄也没有关系，所以，我不怕太晚投身，反正到时候我会做出点东西来。”
（听他那话令人有点担心，他这人一向的缺点是“摸”，“慢”，“你急他不急”，虽然到时候东西并没有延误，但不免令性急的合作者心脏衰弱，不知道他所谓的未来计划会令人等多久？）
“最近会搞电影吗？”
“会弄一个小的，是义务的，帮教会做的，题材很现成，是拍温梅桂，她是一个很特别的山胞传教士。”
“不过，不管我干什么事，跟什么人合作，我一定会找个难缠的对手，”他兴冲冲地说，“平凡的对手，你赢了心里也不快乐。厉害的对手就不然，你就算输了都划得来，因为你已经获得了经验。我以前导晓风的戏，人家说难导，我不怕，因为这就譬如下象棋，对方很凶，一步棋下来好像要将了你的军，可是，你的好棋在这时候也就逼出来了，对不对？反正，从小到大，我这一点一直没改变，我将来不管干什么，都会这样做——找个比我更高大的对手，然后，打赢它！”
望着他头上那个不明显的小疤，你不由得要相信，他的确会找一个强大的对手，并且打它一场漂亮的硬仗。
行道树
每天，每天，我都看见它们，它们是已经生了根的——在一片不适于生根的土地上。
有一天，一个炎热而忧郁的下午，我沿着人行道走着，在穿梭的人群中，听自己寂寞的足音，我又看到它们，忽然，我发现，在树的世界里，也有那样完整的语言。
我安静地站住，试着去理解它们所说的一则故事：
我们是一列树，立在城市的飞尘里。
许多朋友都说我们是不该站在这里的，其实这一点，我们知道得比谁都清楚。我们的家在山上，在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里。而我们居然站在这儿，站在这双线道的马路边，这无疑是一种堕落。我们的同伴都在吸露，都在玩凉凉的云。而我们呢？我们唯一的装饰，正如你所见的，是一身抖不落的煤烟。
是的，我们的命运被安排定了，在这个充满车辆与烟囱的工业城里，我们的存在只是一种悲凉的点缀。但你们尽可以节省下你们的同情心，因为，这种命运事实上也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否则我们不会在春天勤生绿叶，不必在夏日献出浓荫。神圣的事业总是痛苦的，但是，也唯有这种痛苦能把深度给予我们。
当夜来的时候，整个城市都是繁弦急管，都是红灯绿酒。而我们在寂静里，在黑暗里，我们在不被了解的孤独里。但我们苦熬着把牙龈咬得酸疼，直等到朝霞的旗冉冉升起，我们就站成一列致敬——无论如何，我们这城市总得有一些人迎接太阳！如果别人都不迎接，我们就负责把光明迎来。
这时，或许有一个早起的孩子走了过来，贪婪地呼吸着鲜洁的空气，这就是我们最自豪的时刻了。是的，或许所有的人都早已习惯于污浊了，但我们仍然固执地制造着不被珍视的清新。
落雨的时分也许是我们最快乐的，雨水为我们带来故人的消息，在想象中又将我们带回那无忧的故林。我们就在雨里哭泣着，我们一直深爱着那里的生活——虽然我们放弃了它。
立在城市的飞尘里，我们是一列忧愁而又快乐的树。
故事说完了，四下寂然，一则既没有情节也没有穿插的故事，可是，我听到了它们深深的叹息。我知道，那故事至少感动了它们自己。然后，我又听到另一声更深的叹息——我知道，那是我自己的。
戈壁酸梅汤和低调幸福
前年盛夏，我人在内蒙古的戈壁滩，太阳直射，唉！其实已经不是太阳直射不直射的问题了，根本上你就像站在太阳里面呢！我觉得自己口干舌燥，这时，若有人在身边划火柴，我一定会赶快走避，因为这么一个干渴欲燃的我，绝对有引爆之虞。
“知道我现在最想最想的东西是什么吗？”我问众游伴。
很惭愧，在那个一倒地即可就地成为“速成脱水人干”的时刻，我心里想的不是什么道统的传承，不是民族的休戚，也不是丈夫儿女……
我说：“是酸梅汤啦！想想如果现在有一杯酸梅汤……”
此语一出，立刻引来大伙一片回应。其实那时车上尚有凉水。只是，有些渴，是水也解决不了的。
于是大家相约，等飞去北京，一定要去找一杯冰镇酸梅汤来解渴。这也叫“望梅止渴”吧！是以“三天后的梅”来止“此刻的渴”。
北京好像是酸梅汤的故乡，这印象我是从梁实秋先生的文章里读到的。那酸梅汤不止是酸梅汤，它的贩卖处设在琉璃厂。琉璃厂卖的是旧书、旧文物，本来就是清凉之地。客人逛走完了，低头饮啜一杯酸梅汤，梁老笔下的酸梅汤竟成了“双料之饮”——是和着书香喝下去的古典冷泉。
及至由内蒙回到北京，那长安大街上哪里找得到什么酸梅汤的影子，到处都在卖可口可乐。
而梁老也早已大去，就算他仍活着，就算他陪我们一起来逛这北京城，就算我们找到了道道地地的酸梅汤，梁老也已经连喝一口的福气也没有了——他晚年颇为糖尿病所苦。在长安大街上走着走着，就想落泪，虽一代巨匠，一旦搅入轮回大限，也只能如此草草败下阵去。
好像，忽然之间，“幸福”的定义就跃跃然要迸出来了，所谓幸福，就是活着，就是在盛暑苦热的日子喝一杯甘洌沁脾的酸梅汤，虽然这种属于幸福的定义未免定得太低调。
回到台北，我立刻到中药铺去抓几服酸梅汤料（买中药要说“抓”，“抓”字用得真好，是人跟草药间的动作），酸梅汤料其实很简单，基本上是乌梅加山楂，甘草可以略放几片。但在台湾，却流行在每服配料里另加六七朵洛神花。酸梅汤的颜色本来只是像浓茶，有了洛神花便添几分艳俏。如果真把当年北京的酸梅汤盛一盏来和今日台湾的并列，前者如侠士，后者便是侠女了。
酸梅汤当然要放糖，但一定要放未漂白的深黄色粗砂糖，黄糖较甜，而且有一股焦香，糖须趁热搅入（台糖另有很可爱的小粒黄色冰糖，但因是塑胶盒，我便拒买了）。汤汁半凉时，还可以加几匙蜂蜜，蜂蜜忌热，只能用温水调开。
如果有桂花酱，那就更得无上妙谛了。
剩下来的，就是时间，给它一天半天的时间，让它慢慢从鼎沸火烫修炼成冰崖下滴的寒泉。
女儿当时虽已是大学生，但每次骑车从滚滚红尘中回到家里，猛啜一口酸梅汤之际，仍然忍不住又成了雀跃三尺的小孩。古代贵族每有世世相传的家徽，我们市井小民弄不起这种高贵的符号，但一家能有几样“家饮”“家食”“家点”来传之子孙也算不错，而且实惠受用。古人又喜以宝鼎传世，我想传鼎不如传食谱食方，后者才是“软体”呢！
因为有酸梅汤，溽暑之苦算来也不见得就不能忍受了。
有时，兀自对着热气氤氲上腾的一锅待凉的酸梅汤，觉得自己好像也是烧丹炼汞的术士，法力无边，我可以把来自海峡彼岸的一片梅林，一树山楂和几丛金桂，加上几朵来自东台湾山乡的霞红的洛神花，还有南部平原上的甘蔗田，忽地一抓，全摄入我杯中，成为琼浆玉液。这种好事，令人有神功既成，应来设坛谢天的冲动。
好，我再来重复一次这妙饮的配方：乌梅、山楂、甘草、洛神花、糖、蜜、桂花，加上反复滚沸的慢火和缓缓降温的时间。此外，如果你真的希望让你手中的那杯酸梅汤和我的这杯一样好喝的话，那么你还须再加上一颗对生活“有所待却无所求”的易于感谢的心。
垃圾桶里的凤梨酥盒子
那一次旅行，为的是去看东方白笔下的露意湖。飞机飞到加拿大的盖尔格瑞城，余下的路便须自己开车了。于是先去订旅馆、租车。
在盖城，刚好碰上牛仔节，十几万人的嘉年华会，这场热闹不赶白不赶，我们也巴巴地买了票，打算去看牛仔怎么骑劣马，怎么丢绳子套小牛……
场子极大，加拿大反正什么都大，每个人都穿红着绿，有人头戴阔边牛仔帽，有人腰系极夸张的牛仔皮带，有人足登牛仔鞋……全城一片喜气，人人不但打扮得像牛仔，而且，像刚在竞技场上赢到大额奖品的牛仔。
我觉得光在场外走走，就已经很精彩了，虽然，也不过就是节庆气氛罢了。但看见小孩子人手一个气球，大人都抱着冰淇淋和爆米花，倒也是一种简单的幸福……你要问我自己呢？我大概只能置身事外，当然，如果我家今年有匹小马来参选，我一定整个心弦都绷紧了。但此刻，我只是无可无不可地到处逛逛，一面点头说：不错，不错……
路旁每隔二十公尺就有个大汽油桶，供人丢垃圾。这种场子如果没有垃圾桶是不堪想象的。我跑过去要看它一眼，丈夫觉得我的行为很诡异，我却振振有词，说：
“看垃圾桶也是门学问呢！垃圾桶里是大有文章的呀！”
于是我跑到桶前进行我自己所谓的“伟大观察”，不料才一看，便忽然愣住了，接着大叫一声——非常的“无学问状”。
“什么事？”女儿问。
“啊！怪！你们看，你们看，这里丢着一盒凤梨酥的盒子，这盒子，照我看，是我们台湾来的人丢的！”
“场子里十几二十万人，有个从台湾来的人在里面并不稀罕啊！”丈夫说。
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觉得稀罕，就是觉得快乐，游园的感觉也不同了，而且，一直很没出息地念着：
“这个爱吃凤梨酥的人是谁呀？他们是旅行路过此地呢，还是长年住在北美？他们的凤梨酥是直接带来的，还是在唐人街买的？他们是几个人？是不是也带着孩子——孩子才是最爱吃凤梨酥的呀！”
我又想起自己少年时代曾多么喜爱这样酸酸甜甜的酥饼，如果有同学从台中来而敢于不带凤梨酥分享大家，我们一定把她怨个半死的。后来因为怕胖，总有二十年不去碰它了，但此刻，在加拿大的草原城里，我却切切地想起凤梨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