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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五块钱。
一个外国传教士发现了，把他们说服了。他们回家，父亲去给人家打工，母亲去给人家洗衣，心里却有个磨盘式的念头：
“黄家就这一个孩子了，黄家要有人念书。”
他在家门口挖洞，挖好了打了些井水灌了进去，上面还加个破玻璃罩。然后，他把捉来的泥鳅小鱼放进去，水要干了，他就再加。“我不管在哪里都喜欢搞点这种事情。”
他做的那种事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应该叫“庭园设计”，不过，等他长大以后，倒没有挖过池子，他挖了不少美，不少概念，而且，不管周围环境有多倒霉，他总能负责地弄好一个漂亮的小局面。
村子那一带原来叫三板桥，后来，住进了许多山东人和江苏人，就叫山东村，里面只有一口井，大家横七错八地搭些破房子勉强住着。
那种可口可乐的铝罐子，两个可以卖一毛钱，村子里的孩子一有空就去捡。当然，那时候台湾还没有人喝那玩意儿，他们是去美侨村捡的。
比捡罐子更赚钱的是去拉车，一次可以赚个两三块钱。
“车子是村子里的叔叔伯伯的，他们休息的时候我们拉了就跑，有的看见我们是小孩，不让我们拉。也有些要到近处去的，就让我们拉了。有时候把车胎拉破了，就偷偷去补好——奇怪，那村子里的小孩不做坏事，也不打架，要是弄到钱呢，就存起来。那时候，大家想疯了的是一把口琴。”
村子口上又拉起棚来，小孩全都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晚上要演歌仔戏了！
“《路遥知马力》。”
他一辈子都记得那些吸引人的戏目，闪红亮绿的衣服，舞台上逼人的灯光，以及沸沸腾腾的观众……
“歌仔戏谈不上体系，如果十八个人在台上，就有十八套表演办法，而且你到后台一看，嚼槟榔的嚼槟榔，吐痰的吐痰，撒尿的撒尿，打架的打架，还有打小孩的、奶娃娃的。然后，锣一响，往前台一冲，戏就又演下去了，真看得人目瞪口呆，那些年，在三板桥真不知看了多少戏。”
那些当年在三板桥作场的歌仔戏演员大概没想到那个扒开门帘往后台张望的小孩后来会在电视台导播歌仔戏。
“黄以功昨天在卖奖券，我看见了！”
他平时是在同庆楼附近卖奖券的，不知怎么给这家伙看见了，还回到班上来宣传。
“还好，那时候还不懂得‘自卑感’——也许是因为一九五六年我刚好当选模范儿童吧！”
他清楚地记得那只母亲养得肥肥大大的“洛岛红”鸡，生浅棕色的蛋。
母亲叫他到市场去卖，那时他六年级。来了一个富态的太太，她买下了，吩咐他要代送回家去。
他敲了门，应门的是一个伶俐的女孩，她刚好是他在班上最喜欢的一个女生啊，怎么有这么倒霉，两个人一下子都愣住了。
晚上，父亲回来，巴巴地在袋子里摸索了半天，说：
“我给你买了一个热面包。”
他接过来一看，面包已挤成扁的，分明像一张烙饼。但他总算带回一个面包来了，“面包”就这老实人而言是一种很时髦很营养的好东西，他满足地看着儿子独个儿把它吃下去。
“老老实实做人——不要做坏事。”父亲说，他是一个单纯的人，想不出更复杂的庭训。
他听着，把父亲的话跟面包一起吃了。
“我从来不在乎钱，”他反刍着那些年来所承受的关爱，说，“反正钱那种东西我本来就没有，我只认为亲情是最重要的。”
母亲在绣一只老虎头鞋，辉丽的金黄色丝线，一针一针地聚拢来，黑黑的有神的眼睛，小小巧巧的耳朵，好一只漂亮和气的小老虎。
她还替人画绣花枕头的样子，有时候，她替人画八仙，倒也画得气韵生动。
他每次看到那些女红，都深觉惊讶，母亲从来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她怎么会画的？
他觉得有一种种子似的东西，在他心中发芽，他也渴望要画。
“你不要看我考试。”考初中的时候他自觉是个大男孩了，“你要看我，我就不考。而且，你也不要再拿粽子来叫我吃了！”
母亲没说什么。
他考完，走出了考场，才发现母亲原来还是来了。她一直躲在围墙外面，看见他，高兴地一把抓住，说：
“吃个粽子。”
他苦着脸吃了，这是她的绝不可破的老规矩，考试那天一定要吃包着枣的粽子，因为可以“早中”。
那一年，他考取了“成渊国中”。
一连三次，他得到作文比赛第一名。
美术比赛他得过第一、第二和第三。
高中的有几个人看他这个初中生还不错，把他算作一伙的，一起搞起《成渊青年》和一本叫《清流》的杂志来。而《清流》两字是由于右任先生写的。写《成渊青年》社论的是高三一个老成持重的学长，叫宋楚瑜，他自己则写点小说新诗。
那一年，他初三，就要毕业了，印刷厂里却积欠了六百多块钱的杂志印刷费。老板气冲冲地来找校长，校长一面答应扣发毕业证书一面约谈家长。
一下子欠了六百元，父母都吓呆了，哪有这么多钱还？
父亲不停地去摸他的一枚金戒指。
“那个不能卖！”母亲厉声说。
父亲不说话。仓皇逃难，他只剩下两样最宝贵的东西，儿子和戒指，上面还刻着他自己的名字，眼看着，儿子拿不到毕业证书了，要不要他读高中呢？
他终于把戒指卖了，为了那个糊里糊涂爱办杂志的儿子。
“喂，你要是真有本事，”同学起哄，“就追这一个。”
他好好把那女孩看了一下，果真又漂亮又有气质，可是这家伙家里不知多有钱，她是坐自用三轮车来上学的。
“好，瞧我的！”
高中同学都够义气，忽然之间，他像发了横财似的，从头到脚全不一样了，有人借夹克，有人借皮鞋，有人借衬衫，在整个“攻击行动”里，除了情书是他亲自写的，其他全是群策群力完成的装备，连约会当天他捏在手里的电影票也是同学逃学排队去买来的。要买那张票可不容易，因为女孩有个习惯，只看万国戏院楼上第六排第一号的位子，所以那个“够义气的朋友”只好一早去排队，指定买第六排第一、三号两个位子。
“我喜欢朋友。”他说，“大概因为我从小家里只有一个人的关系。”
想起来，他的半辈子也无非是这样一场闲情，一场起哄，朋友一吆喝，一凑手，再难的事情他也敢去动一动。
“可是，奇怪，在内心深处，我其实是孤独的。”
真有点让人惊讶！不过，也许他说的是对的。
在高中，他又傻劲大发，办了一个杂志叫《鹿苑》。杂志后来又垮了，好在没赔钱，父亲再没有第二个戒指了。
跟女孩子在一起，他总是十分有自信地告诉人家：
“你不会后悔的，我将来总会有出息的！”
倒也不是骗人，他一直就这样相信。他相信自己冲得过去，他也相信，这社会是一个公平广阔的跑场。
他第一次自己存钱去买一本书，花了三十几块，书名叫《飘》，他把它连看三遍。
“我得到两个东西，到今天还受用，第一，是爱土地的那份真情；第二，我也相信‘明天还是有希望的’。”
“对书里的人物塑造呢？”
“也喜欢，我喜欢人物有强烈性格，人到底还是宇宙的中心。——我也喜欢沃特·迪斯尼，”他补充，“他把世界美化了，不是我不写实，但是你如果对‘实’看得更深，你就知道，它并不是那么丑陋的。”
“我从小就穷，可是，奇怪，我就是不恨这个社会，”他说，“帮助我的人太多了，譬如明明没有钱交学费，就是有人替我出了。
“整个来讲，我佩服老一辈，譬如在传播界，有人骂老一辈黑，可是，我看年轻一辈更黑，因为生活更糜烂，物质欲望更高，想拿的钱就更多，老一辈还给我们些机会，我们舍得给下一代机会吗？我小时候跟一个姓邱的朋友很要好，成天窝在他家，不时在他家吃，在他家睡，他母亲不但不嫌我，还带我跟她儿子一起睡在一张大床上。我现在想想，如果我儿子成天带个同学来吃来睡，我烦不烦？这样一想，我对老一辈的厚道、不现实，还是佩服的。还有些年轻人专搞些代沟题材，我自己讨厌这种题材，我只知道我的父母给我的是完整的爱，我只知道我的师长对我是全心的期望。
“我记得我读到大学了，还在‘立法院’的‘康园’吃人家的剩饭，许多委员都知道这件事。但不管父亲多穷，不管他混到退休也只是‘立法院’的工友，我都尊敬他，我爱他那种自始至终一成不变的作风。有一次吴延环委员对我说：
“‘你就是老黄的儿子吗？你有今天，完全是因为你爸爸人好，修来的。’
“我完全相信他那句话，无论如何，你笑我浅薄幼稚也好，你笑我是一个单纯的基督徒也好，我相信人间是温暖的，我相信坚持原则是可以做出成果来的，我相信两代之间——在家里或者社会里——是可以有和谐有了解的。”
“你们戏剧的同学后来都怎么样了？”
“后来，大部分从商了，小部分教书了，班上真搞戏剧的只我一个——孙国旭也是我同班的，他在华视，不算搞戏，不过总算在传播界。这也没办法，联考进来的，念戏剧系文武两样全来不了，武的，我指的是做演员，去演；文的是编剧、导演……两样如果都不行，怎么办呢？
“念大学要靠上课听教授讲而得到些什么，太难了，有的教授一个劲地抄英文笔记，有的破口大骂我们不配学戏剧，下了课，同学只有一个感觉，我们算全是婊子养的，不是人，我们什么都没得混的……
“可是，也有好的老师，像李曼瑰，她耐心地就着我们的程度来教我们，我这一辈子遵行着她的一句话：‘不要投机取巧，扎扎实实的，一步一步慢慢来。’她死的前一年，我导她写的戏，我的胆子大，跟她说，老师这里要改成这样，那里要改成那样，她都纵容地答应了。我导演，要用什么手法，她都赞成，我很幸运总是会遇见好老师。
“自己看书，收获反而很多，不过我这个人从小脾气拗，我老是爱问：‘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学校里说，舞台分六区，中间的位置是帝王的位置，两边呢，是阴谋的区域，难道非这样不可吗？为什么？不这样不行吗？舞台不是可以成为无数个区吗？不是也可能只有一个区域吗？我这样想着，探索着，也就搞出一套自己的想法……”
二十五岁，有一天，他骑着破脚踏车，穿件短裤，就上准岳母家去求婚了。
岳母知道他什么也没有，倒是看中了他的鼻子，他从小的绰号叫“大鼻子”，据说大鼻子是主富贵的，他万分感激发明这种说法的相士。岳父是银行家，他也无可无不可的，只说：“你们反正还不是都讲好了。”
结婚好几年，他们一直叫他“傻女婿”。
除了结婚，他一辈子没再穿过西装。忽有一天接到通知，要他“服装整齐”去领“‘教育部’的文艺奖章”，他慌忙去找大舅子借了领带，又找小舅子借了西装，穿好，上台领奖了，然后又急忙脱了，让物归原主。
“我一毕业先教了一年书，教美术，我还是个不错的老师呢！后来要结婚，就到台北来了。先在信义宗的传播机构做事，后来又在光启社学了剪接和冲洗，然后就到了台视，名分是演员管理，做的是企划，也做了半年场务，到《玉钗盟》才做了个‘现场指导’（类似副导），到《伐纣》，算是真的做导播了。
“我其实是一个很含忍的人，我的理想达不到，别人不照我的办法做，没关系，我还是做，我服从既有的制度，我遵循命令，但我‘偷偷的’把事情用我自己的办法做得更好了一点，让人看见，然后说：‘你看这样不是好一点吗？’对方让了一点步，我下回再多走一点，我不像那种年轻气盛的小伙子，一言不合，拍了桌子就走，那种人，一件事也做不成，最后只剩下一肚子理想。
“我的身体并不好，小时候得过肺病，虽然结了疤，但如果太累，疤就会又张开来，我曾经三次吐血住院，我以为我完了。但我总算又爬起来，而且一旦病好，一定又重新坚持‘交给我的事，我会全力去办’。别人说‘黄以功的品质，有一定的水准’，别人说，‘他的东西可以信赖’，我觉得就是无上的报偿了。《秋水长天》那次，公司忽然想起来，给了我三万奖金，我很感动，觉得那是三百万。
“我在公司里对老一辈的演员像曹健、张冰玉、傅碧辉这些人从来不叫他们的名字，我总是叫他们叔叔、阿姨，而他们，只要在工作时，他们也一定叫我导播，大家相处得很好。我尊敬他们没别的，是因为他们那么多年以来一直在为戏剧尽力。他们呢，也自自然然地把我当晚辈来爱护。”
“你跟演员一向都处得那么好吗？”
“不，刚去台视的时候还大骂过两个，一个是白嘉莉，一个是王孙，没想到骂完不久，倒又成为好朋友了。
“演员跟着我也很苦，我喜欢出外景，一会儿鹿港，一会儿淡水，演员跑到中部南部，累得要死，公司只多发一百八十元一天，谁爱出外景？可是因为是我请他们去的，他们也就不说话，出来了。像萧芳芳、胡茵梦这种演员，也规规矩矩拿一样多的钱而没有暗盘。光看萧芳芳带二十几种药瓶跟着我跑，就已经够令人感动的。跟胡茵梦合作也很愉快，有人说她拍戏是‘迟到大王’，一迟居然五六小时，跟我拍《碧海情涛》，她差不多不迟到了，万一迟了，也顶多只迟半小时，演起戏来也认真。我一向看不起砸杯子的导演，作威作福有什么用？权威是建立在作品上的，不是建立在拍桌子骂人上的。我其实有时也生气，但是我顶多生自己的闷气，最重要的是想办法解决问题，光是生气谁都会，用不着做导演的来生！
“‘新闻局’办什么‘演艺人员研习会’，其实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