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灭_第55节

上奏，称自己的招抚政策使“遐方人心深切向慕”，“数年之内，湖南以守为战，无隙可乘，以致云贵内变自生，人心解体。”“连年湖南、广西以守为战，节节严密，遂致内变，而决计奔投。”把孙可望降清之举描绘成全是自己的策略作用所致，全据孙可望降清之功。

这年十二月，清廷派内翰林弘文院学士麻勒吉为正使，礼部尚书兼内翰林秘书院学士胡兆龙、礼部右侍郎祁彻白为副使赍册、印，专程前往湖南行册封礼，封孙可望为义王。

五月初二日，孙可望在麻勒吉等伴送下到达北京。

清廷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公、侯、伯、梅勒章京、侍郎等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

明遗民方文当时正在北京，目睹其事，赋诗寄慨云：“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争拥看其形。紫貂白马苍颜者，曾搅中原是杀星。”

次日，顺治皇帝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

十天之内，皇帝赐宴多达三次，赐银两次共一万二千两，此外赐府第、赐蟒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成了清廷红极一时的人物。

这时的孙可望诚惶诚恐、受宠若惊。

他觉得，自己现在不过是一条丧家犬，却得到了清廷如此重视，反观八年前（永历三年，公元1649年），自己举云南全省之地主动示好漂泊动荡的永历小朝廷，永历君臣却在封一字王上倍极刁难，他又如何不感慨良多，唏嘘不尽？

其实，孙可望用不着感慨、用不着唏嘘，和南明永历朝相比，清廷其实也大方不到哪儿去。清廷如果真舍得下功夫打赏，那就不会发生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姜瓖等人反水的事了，和郑成功的谈判也不会磨磨叽叽几年时间了。

其实，也正是在金、王、李、姜四人的闹腾下，清廷当政者多尔衮才弄清楚了之前自己在管理过程中的两点失误：一、权力抓得太死；二、在对待降官问题上态度过于生硬、方式过于粗暴。因此，他在管理制度上相应做了两大调整：一、改革中枢机构，在清廷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的人员安排上，按照满汉对等原则进行设置，所设置的满汉官员数量相等，身份平等、互不隶属；二、大胆放权，推行新的地方行政模式，鼓励降兵降将开拓进取。比如说，孔有德原来封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多尔衮分别改封他们为定南王、靖南王、平南王。这么改动的目的是让这三人不遗余力南下征战两广，多尔衮还明确表示：只要征下两广，则两广官员的任免权全由三人掌握。

也由此可见，和孔有德等人相比，孙可望的义王，只是一个称号而已，并没有实权。

非但没有实权，而且奉酬也很少。

按照《行在阳秋》和《鹿樵纪闻》两书所记，孙可望卖身求荣后，利用价值丧失，清廷就在一次围猎过程中，将他射死了。（《小腆纪年附考》和《清史列传》则载孙可望是因病去世，死得很早，抢在永历帝被杀前死了，不管真相是哪一种记载，反正，孙可望自投降了清廷，他的政治生涯已经终结，这对一个曾经会影响历史进程的历史人物来说，都是死了。）

不管怎样，孙可望的背叛，既削弱了永历政府的抗清力量，也暴露了云、贵的虚实。

清廷令洪承畴留原任，并于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公元1657年）十二月十五日正式下达三路进军西南的诏谕：

一、任命平西王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与固山额真墨勒根侍卫李国翰率领所部由陕西汉中南下四川，进攻贵州；

二、任命原定驻防江宁的固山额真赵布泰为征南将军，统兵南下湖南，由经略洪承畴拨给部分汉兵，取道广西会同定藩下提督线国安部，北攻贵州；

三、任命固山额真宗室罗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固山额真济席哈等统兵前往湖南，会合洪承畴节制的汉兵一道由湖南进攻贵州。

顺带提一下，清廷大当家多尔衮已于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病逝，当政的顺治帝继续了叔父多尔衮那“以汉制汉”的用人措施。不过，与多尔衮相比，顺治的汉化程度明显比多尔衮高，他不仅继续沿用“以汉制汉”措施，还借鉴了大明朝“以文制武”的用人思想，为了避免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姜瓖等人故事的重演。

这也是文官洪承畴为什么会得到清廷空前重用的原因。

洪承畴现在是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今湖南、湖北）、广西、江西、云南、贵州五省，权力极大，非但全盘执掌五省的兵马钱粮，而且对参战的提督、总兵以下的武官，五品以下的文官、武官副将等，均可以先斩后奏，很威风。

78 云南陷落

孙可望逃亡后，黔、滇共归一家。

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正月，永历帝大封剿逆各勋镇，白文选由巩国公晋封巩昌王，马进忠由鄂国公晋封汉阳王，冯双礼由兴国侯晋封庆阳王，马宝由安定伯晋封淮国公，马惟兴由兴山伯晋封叙国公，靳统武由平阳伯晋封平阳侯，祁三升由威宁伯晋封咸宁侯，高文贵由广昌伯晋封广昌侯，其余有功镇将也分别升赏。

驻守楚雄、永昌一带的王自奇、张明志、关有才是孙可望的铁杆粉丝，孙可望虽败，但他们仍然唯孙可望之命是从。

孙可望降清，这些人在孙可望的带领下，俱有降清之意。

为此，李定国不得不费尽心思对这些死硬分子进行讨伐。

也幸亏李定国用兵了得，军至迤西，即阵擒关有才，逐走王自奇，迫降张明志。

而等李定国回到昆明，刘文秀已擒张虎于水西，彻底清除干净了这些内患。

但，就在李定国忙于平定内乱的时候，清廷大举来攻了。

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正月初九日，清廷在去年已经部署了三路大军的基础上，又任命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同平郡王罗可铎、贝勒尚善、杜兰、固山额真伊尔德、阿尔津、巴思汉、卓罗等带领大批八旗兵南下，“专取云南”，敕谕中明确规定“如贵州三路大兵有料理未尽者亦并加绥定”，赋予多尼以节制三路清军的指挥权。

而李定国既忙于在平定孙可望旧部王自奇、关有才、张明志等人的叛乱，又考虑到南明贵州守军全是孙可望旧部，如果引清军入境的是孙可望本人，军心很可能有变。

基于这种考虑，他不得不着力对贵州军队进行整顿，甚至把许多久经战阵的领兵大员调回昆明。

这么一来，清军的三路进攻贵州进展得极为顺利，不但攻占了湘西的武冈、新宁、城步、绥宁、沅州（今芷江）、靖州等地，还占领了贵州镇远、黄平、平越州（今福泉）等地。

四月，洪承畴进驻贵州省会贵阳。

同一时间，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李国翰也由陕西汉中统兵南下四川。

云南，已在清军的合围之中。

就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永历政府的第三号人物刘文秀病倒了。

永历帝和李定国前往探望，再三宽慰，派医调治，但都无济于事。

四月二十五日刘文秀病卒。临终前，刘文秀上遗表云：“北兵日逼，国势日危，请入蜀以就十三家之兵。臣有窖金一十六万，可以充饷。臣之妻子族属皆当执鞭弭以从王事。然后出营陕、洛，庶几转败为功。此臣区区之心，死而犹视者也。”

因为李定国在进行军队整顿时，为了便于区分，把原先孙可望的部下称为“秦兵”，而把云南旧兵称为“晋兵”，使得孙可望的旧部心灰意懒，刘文秀在病危之时仍以国事为重，不但委婉地批评了李定国分“秦兵”、“晋兵”的做法，还主张应该同以原大顺军为主体的夔东十三家兵马紧密团结，共赴国难，可谓襟怀坦荡，利利落落。

李定国虽然认识到了错误，但也为时已晚。

七月，独山又陷，战情紧急。

李定国亲到前线，部署迎敌。

李定国到达关岭（贵州关岭），在一座破祠前，杀牲畜祭祀誓师，喝血酒发誓说：“李定国奉命出师，不以身殉社稷佐中兴者，神威当截其头！”

针对清军三路挺进的云南的来势，李定国便分三路大军进行踞守，其中，冯双礼、祁三升据贵阳附近鸡公背；李承爵据普安黄草坝；白文选据遵义之孙家坝。

但清军来势太猛，白文选等三路大军相继败北，明军的防守体系全盘崩溃。

李定国本来还想压住阵脚顶上，但眼看北线吴三桂军已经越过七星关，南线赵布泰军已占领安龙、贞丰、黄草坝（今兴义县），自己不仅无法阻止清军入滇，很可能后路还被清军切断，那样，全军就有性命之虞。

于是，只得含恨下令放火烧毁北盘江上的铁索桥，由冯双礼断后，全军撤回云南。

此次惨败，兵民死难者不下三四十万，明军精锐损失殆尽。

败退路上，李定国已经感到昆明难于保卫，便派使者向星火飞报永历帝，陈说清军势大难敌，奏请永历赶紧移跸以避清军之锋锐。

永历政权自诞生以来，一如浮萍，随风而转、遇水而漂，始终不得片刻安宁。是昆明，让永历政权找到了些朝廷的感觉，六部各衙门能正常运转，各种政事的施行有条不紊，日子是那样的安定、祥和。可是现在，结束了，这一切，都结束了。

接到李定国的报告，文武大臣无不放声大哭。

哭归哭，现实还得面对。

移跸，又是移跸，该往哪儿移呢？

很多大臣子认为：“如今正是蜀中全盛之期，勋镇如云，而巩昌王白文选的全师驻扎在遵义，与之遥相呼应，入蜀谋取中兴，乃是万全之策。”

而刘文秀在临终前也曾考虑过这个问题，建议永历帝，事若有急，可移驾蜀地，开荒屯练，“以十三家（指袁宗第、郝永忠等部）之兵出营陕、洛，庶也转败为功也。”

力持幸蜀之议的还有翰林院讲官刘茞，他向永历帝面奏：“如今云南四面都是夷地，皇上如果流亡外国，文武军吏一定不肯相从。如此一来，就算皇上奔驰得脱，避难于外国，但羽毛已失，最终不过坐毙异国瘴厉之乡。依微臣看来，四川建昌近年来连获丰收，粮草堆积如山。如果取道象岭，直入嘉定，可在建昌养精蓄锐、等待时机，一旦敌军兵势猖逼嘉阳，我们从嘉定集募战船、商船即可顺流下重庆，抵夔关。夔东十三镇勋臣闻圣驾到来，必定夹江上迎。乘此威灵，下捣荆襄之虚，唾手可得！”建议移跸于蜀地建昌。

永历首肯了这一方案，让刘茞依据地图细致标出移跸路途，又派锦衣卫飞马征询李定国的意见——这时的李定国还在撤军路上。

十二月十三日，李定国回到了昆明，他赞成移跸建昌的，但却有一个担心：“这个时候移跸建昌，就必然经过武定。但武定荒凉，就必须取道走宾州，以便于车驾取粮。”

永历帝于是传旨命户部尚书龚彝、工部尚书王应龙备办粮草，派广昌侯高文贵扈驾，并预定于十五日启程。

在撤离昆明前，李定国发出布告，通知城内外百姓躲避兵祸：“本藩在滇多年，与尔人民，情均父子，今国事颠危，朝廷移跸，势难同尔等偕行。恐清兵一至，杀掠淫污，猝难逃避，尔等宜乘本藩未行之时，各速远遁，毋致自误！”

百姓从布告中才知道局势危急，清兵不久即将入城，无不惊慌失措，城内外哭声鼎沸，都在收拾东西逃命。

时秋粮已征收入库，李定国同白文选商量，准备将这些粮食一股脑烧掉，以免资敌。

永历帝却以“恐清师至此无粮，徒苦我百姓”为理由，传出旨意不要烧毁。

但永历帝万没想到，正是自己这种妇人之仁害了自己。

要知道，贵州地瘠民贫，清军沿途筹粮已极为困难，如果没有充足的粮食作为供应，他们很难在云贵立足。正是因为留下这昆明的粮食未烧，结果供应了入滇清军半年以上的食用。

十二月十五日，庆阳王冯双礼、广平伯陈建、武功伯王会、延安王（艾能奇）长子艾承业率部先行，向四川建昌转移。

次日，永历在百官扈从、诸将护卫下撤离昆明。

永历帝离城时，竟然有成千上万的百姓携老幼相追随。

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进行转移，行动速度必然迟缓。这是李定国早就预料到的，所以，他才在布告里特别提醒“朝廷移跸，势难同尔等偕行”，命他们自行逃难，不要伴驾同行。

但在此时此刻，面对此情此景，无论是永历帝还是李定国，都不忍心去驱散这些百姓，只好任由他们跟着。

就这样，这支军民混杂的队伍，人数高达几十万，孩子哭，妇女喊，拥塞道路，日行不过三十余里。

而这时清兵已逼近交水。

永历帝一行好不容易走到碧鸡关，路窄，人马愈加拥挤，因饥饿与疾病，不少人跌倒在路上，哭声震地。

永历帝忍不住吩咐停车，站起身来，手扶黔国公沐天波，回头眺望昆明宫阙，哽咽着声音说：“朕还没走远，军民已经困苦到了这个地步，因为朕一人而连累万家百姓，还不如回昆明一死以谢社稷，免使生灵惨遭如此荼毒！”

沐天波也因此对移跸建昌之举产生了怀疑，因为，谁都知道，蜀道不但远，而且难行，按照这种前进速度，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呀！

于是，他提出新的看法，说：“从迤西到缅甸，沿途都可以筹措到粮草，一旦走出边境则荒远无际，万一鞑子兵追势放缓，我可以据玉龙关之险而扼守大理，仍不失做个大理王。”建议暂时逃往滇西永昌（云南保山）。

大臣马吉翔、李国泰等人纷纷赞成沐天波的意见。

金维新等一干云南籍的官员乡土难离，内心到流离入蜀之举非常抵触，听了沐天波之议，全都一边倒地附和。

他们说：“坚走永昌，事不可为，则幸缅国；若可为，返滇更易。”

有人看李定国不置可否，就从旁危言耸听地对李定国说：“四川境内各勋臣军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