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灭_第9节

旧大臣、节钺将吏以及众怀忠慕义的布衣豪杰，或者是世受国恩，或者新近得到君主眷爱，或者自誓忠心等，都心怀亡国之悲，不可能没有报仇雪恨的愿望。我大清一律不吝封爵、特别给予表彰奖励。如果有人不忘明室，想辅佐及拥立贤明的藩王，戮力同心，共同保全江东，这种想法合情合理，我大清绝不会干涉，更不会禁止。不但不会禁止，还会和新拥立的藩王通和讲好，使你们不辜负本朝，把断绝帝脉的接续上，把倾倒的王室扶起来，这就是你们友好睦邻大清朝的仁义之举。”

下文还说：“如果国家没有现成的国主，国民就会三心二意、摇摆不定。如果有人借拥立愚昧懦弱的藩王为君主，以实现自己威福自操、跋扈自横的野心，又或者有人表面上依附明朝，暗地里却做些盗国欺民的勾当，这些都是国民的敌人，国家的仇寇。等哪天我大清解决了陕西的李自成，即刻调兵向南，赶尽杀绝，一个不留。呜呼，是好是坏、是忠是奸、是顺是逆，从来黑白分明，简单易判，希望大家都怀抱一颗忠臣义士的心灵。南北没有区别，同是皇天后土所生养。布告天下，知会全国。”

因为清廷方面的消息不灵通，写这道文告的时候，多尔衮还不知道南京朝廷已经成立。

到了七月中旬，多尔衮才从清廷山东、河南等处招抚王鳌永在七月十二日的一道密报得知弘光即位的消息。

王鳌永的密报是这样写的：“我在七月初一日到达平原县，听说该县乡官和现任南直隶太平府通判董振秀的家人人接触，据董振秀的家人说：南京于五月十八日已立福王，改元弘光。”

清廷方面对南明的消息是这样的不灵通，而南明方面对清廷的了解也好不到哪儿去。

南明首辅马士英也是在甲申六月十五日才从“北来难民”的手里得到了多尔衮的告示，赶紧向弘光帝报告说：“看得虏示，是不知中国已有主矣，理合速差文武二臣颁诏北行，以安彝、汉之心。”

史可法也因此感到事关重大，认为必须让清廷知道大明帝国已经南京策立新君之事，提出了“速差文武二臣颁诏北行”，且“事期速举”。

这，也是北使团成立的一方面原因。

话说回来，河南的局势原本比畿南、山东地区远要复杂。虽然大顺政权早已在这块中原地区遍设官员，但主力既已西撤，其独霸河南的局面就一去不复返了，大顺军所能控制的只是豫西等部分地区，其他绝大多数地区已经被明朝官绅和土杰豪强以复明为旗号所占据。

多尔衮在稳固了对畿辅地区的统治后，才陆陆续续地在八九月间委任了一系列文官武将南下，把势力扩展到河南北部。

如果弘光朝廷能抢在清廷之先出兵北上，和打着复明旗号的河南官绅豪强联合起来，不但可以扩大自己的统治区，也可以有效防止清军南下，自立自强，为日后与清廷争天下取得先机。

可是，南京“定策”事件已经消耗了很多时间，而“定策”之后武将又得以“拥立”之功蒙受厚赏，武将的爵位和荣誉都基本到顶了，再也没有进取之心，即使史可法一天到晚高喊恢复鲁豫，乃至燕京，却是喊破喉咙无人响应。

这么一来，河南境内打着复明旗号的官绅土豪迫于清朝强大的压力，纷纷被迫归附清朝。清廷一路走来，赚得盆满钵满，不亦乐乎。

时人张怡差不多是这时候夹杂在难民中南下的，记下了途中见闻：“我在过德州地界时，沿路所见，均是乡勇团结，高举灭贼扶明大旗。到了济南，更有数千回民士兵自发聚合在一起，队伍整肃，器械精好。他们疏通大河，设置岗哨，但有船只通过，必严加盘查。疏通河流挖掘起来的泥土堆积在两岸，只能步行，不能骑马。沿河百姓家家建起围墙，只留下一个门洞出入，防守严密。他们渴望南京军队，犹如久旱望雨。后来听说弘光登基，史公督师，无不踊跃思效。每遇到南方来的客旅，张嘴就询问督师史阁部的军队到哪儿了。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充分利用他们这股锐气，可得数十万义士，并且自筹粮食于民间，人自为战，大功可成。如果日复一日，坐失良机，将会大灰忠义之心，空隳朝食之气，违背现有形势，形势就会土崩瓦解。”

参与济宁、兖州、济南官绅反叛大顺、恢复明政权活动的郑与侨在《倡义记》中写道：“在这四海无主之日，广大民众前无所依，后无所凭，只凭着一股忠心义愤、乡勇血诚，便可以使大贼立灭，名义以新。怎奈江南众多的执政臣宰一味热衷于穴中鼠斗，致使虎狠逍遥于笼外，对李自成贼寇的不共戴天之仇不管不问，真是令人感叹！”

南京小朝廷既然按兵不动，表现出这样一派怯懦无能的姿态，则会在很大程度上怂恿和鼓励了清廷要南下的决心。

实际上，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南方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人民的生活物资很大一部分仰赖于来自南方的漕运，宋代以前出现过的南北分治的经济相对平衡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降清汉官金之俊就于甲申五月对多尔衮上言：“西北地区民众享用的每一粒粮食都来自东南地区的生产，自从李闯祸乱过后，东南地区的粮食运不到京师，使得北地的米价暴涨。”

清河道总督杨方兴更是赤裸裸地说：“得不到江南地区，那么漕运就会受阻，北方的江山根本守不住！”

此外，降清汉官中有很多南方人士，这些人生怕出现南北朝的局面，那样，自己将同故乡两隔，父母分离，也一个劲地撺掇多尔衮等清廷决策层尽快饮马长江，归并南北。他们整天在多尔衮等人耳中灌施江南民风脆弱、不堪一战的思想。

这样，清廷征服江南，进而统一全国的决心最终确立了。

马士英、史可法等人曾经认为崇祯末年陈新甲与清议和在当时是“下策”，在现在是“上策”，而实际情况却是：崇祯末年陈新甲与清议和在当时是“上策”，而今却已经是“下策”了。

多尔衮既已从王鳌永的密报中获悉了弘光即位的消息，且又知道史可法视师江北，便于甲申年七月二十八日给史可法写了一封信，信写得很有意思，全文见《清史列传》卷二《多尔衮传》，与《史可法集》所载文字略有出入，其大意如下：

清摄政王致书于史老先生案前：

本王在沈阳就听人说过史老先生您的大名，知道史老先生您是个颇有名望的人物。这次入关破贼，与京都人士接触，认识了您老先生的堂弟史可程，曾通过他给您老致信问好，不知信收到否。

这段时间，听道路传闻，说南京有人自立为帝。“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乃是《春秋》之义，有贼寇不剿除，则已经故去的君王不能称葬，新立的君王不能即位，自古以来，防范乱臣贼子，至威至严。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逼死了君父亲人；中国臣民，居然不动一刀一枪，不发一矢一箭。当年伍子胥灭楚，楚臣申包胥痛哭于秦廷，终于感到了秦哀公，楚国得以恢复。平西王吴三桂向申包胥学习，痛哭流涕。我大清朝廷感其忠义，念及两国世代的友谊，摒弃了近来的小嫌隙，整顿好狼虎之师，一举驱除走了狗鼠之辈。入京之日，以国礼厚葬了崇祯帝，加谥号“怀宗”。大明朝的皇亲、郡王、将军以下，一律保持原来职位，不做丝毫改动；大明朝的勋戚文武诸臣，全部收纳任用，恩礼有加。耕市不惊，秋毫无犯。

原本我准备等秋高气爽便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联兵河朔，戮力同心，共报你们君死国灭之大仇，以彰我大清朝廷的威德。哪里料到，你们这些南州君子，竟然苟且偷安，不审时度势，只知爱慕虚名，竟然将国恨家仇抛之脑后，令我们大惑不解！

我大清国入主北京，是从闯贼之手得来，并非取之于明朝。闯贼捣毁大明朝的宗庙，污辱大明朝的先人。我大清国不计鞍马之劳，代为雪耻。你们这些藏身于南京的孝子仁人，应该怎么感恩图报呢？你们想的竟然是等逆寇就诛、我王师北撤，就割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这种做法，于情于理，说得过去吗？莫非你们以为有长江天堑不能飞渡，我大清雄师投鞭不足断流？

想想看，闯贼所祸乱的不过大明朝而已，从来没有冒犯过我大清国。我大清国以四海同仇，特伸大义。现在你等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向我大清国叫板。本王减少西面征剿闯贼的兵力，掉转枪口向东，并释放关在北京城内的重刑犯人，以之为前锋。就不信我大清朝会以中华全力而受制于江东一隅之地，胜败的结果，闭着眼睛都可以看得到。

《礼记·檀弓》上说了，“君子要爱人以德，细人则以姑息”，嗯，是这么个道理，君子必须用道德为标准来爱护人，小人才会用无原则的宽容他人来爱护人。您史老先生和其他江南君子如果知天命、识形势，又感恩故主，厚爱贤王，就应该劝你主上尽快削号归藩。则我大清朝廷也会以待如贵宾，封位在王侯之上。至于你等诸君子，也会列爵分土，以平西王吴三桂为典例。

许多士大夫喜欢高树名义，根本不考虑国家之危急，每有大事，胡搞乱搞。昔年宋人议论未定，大金雄兵已经渡过了黄河，这足可为前车之鉴。史老先生领袖名流，主持大局，必定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不会随俗浮沉。

到底是听从还是违抗我的建议，请尽早决定。大清天兵已经整装待发，下陕西还是下江南，全在您老先生的表现。

真心希望老先生及江南诸君子能讨贼为一心，不要贪图瞬息之虚荣，而堕入故国无穷尽的灾祸之中，被乱臣贼子所窃笑。

多尔衮的通篇文字除了夸耀“我大清”的功德和强大外，就是切责史可法等人置君父之仇不报、有贼不讨，不遵春秋大义，否定南京朝廷的合法性，并威慑加恫吓，要求史可法等人自动自觉解散，并无条件地加入大清政权的建设队伍中来。

那么，史可法读到这样一封信，会是什么反应呢？

14 北使团的遭遇（一）

考虑到朝廷已经派遣北使团往北京进行议和活动了，史可法不想因为这封信就破坏了既定的“借虏平寇”战略，就让进士黄日芳给多尔衮起草一封回信，并一再交代黄日芳不要与对方争一时口舌之快，只要充分地阐明弘光帝继统的合法性，不卑不亢、有理有节就可以了。

但黄日芳读了多尔衮的来信，修为还差了点，对多尔衮的炎炎大言大为不满，回信时言辞激烈，语多严峻。

史可法看了，淡淡一笑，亲自提笔，对黄日芳的信稿进行大刀阔斧的删改，并充分润色，对多尔衮的歪理邪说一一进行了辩驳，义正词严地声明弘光帝的即位是天经地义之事，并重申“连兵西讨”的愿望，描绘全歼大顺军后两国世通盟好的蓝图（信见《史可法集》、《清史列传·多尔衮传》）。他在信中说：

本朝已传国十六代，正统相承，治理天下，仁爱之风，远达四疆。贵国曾得我先朝屡次封赏，只不过因为小人挑起事端，引发了战争。先帝对此痛恨不已，已将奸人杀死，愿与贵国交好，这件事乃是殿下深所知的。现今贵国痛心我朝所遭逢的劫难，主动协助我驱除乱臣逆贼，真可谓是《春秋》大义再现于今世也。

但如若乘我国运中微，将我皇朝视同割据，并要移师东下，甚至以叛臣为前锋，既要获利又要盗用大义之名，恩仇关系，转眼颠倒。这种做法，徒助贼人的志气，空长寇仇的威风，不但辜负了我朝借兵复仇的苦心，也违背了殿下仗义扶危的初衷。

从前宋朝与契丹议和，只是每年送给金银绸绢；回纥出兵帮助唐朝平乱，非为获得土地。何况贵国念及与我朝世代友好之情，为道义而出兵，这一举动，当得使万代传颂。如果乘我蒙难，丢弃友好，与我为仇，企图占领我朝领土，好事不能彻底完成，以道义始而以获利终，岂非贻贼人以笑权！

先前，先帝怜惜那些造反作乱的乱民，不忍将之斩尽杀绝，剿抚并用，致使贻误至今。当今皇上具有上天赋予的英明，时刻以复仇为念。朝堂上的文武百官，团结一致，共商大计，戴甲之士，饮泣枕戈，人怀忠义，愿为国死。我私下里认为天亡“逆贼李闯”，应该不会超过今年。古语云：“树德务滋，除恶务尽。”如今逆贼李自成尚未伏天诛，根据谍报知其卷土西秦，意图报复。这不单单是本朝的不共戴天之恨，也是贵国除恶未尽之忧。谨希望贵国坚定与本朝的同仇之谊，有始有终，合兵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李自成之首，以泄铺天之愤。如此一来，贵国也以仗义之名流传四海、照耀千秋，本朝报答恩情，一定全力以赴。从此两国世代通好，传之永远，岂非大好！至于商订盟约之事，则本朝的使臣，早已上路，不久就可以抵达北京，与贵国正式订约了。史可法遥望北方大明皇陵宗庙，无泪可流，身陷大罪，罪当万死。之所以不立即追随先帝于九泉之下，实在是为了国家之故。经书上说：“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史可法到了今天，鞠躬致命，只有以微躯克尽臣子的节操而已。不日就要奖率三军，长驱渡河，以踏平狐鼠之窟，光复神州，以报今皇上及先帝的知遇之恩。至于贵国有别的想法，恕我不听。只望殿下明白审察！

史可法念念不忘北使团的北上和议的使命，对多尔衮的蛮横无理忍气吞声，那么，北使团在北京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了呢？

且说，北使团一行到了济宁，被守城的清军来了个下马威，勒令遣返护团兵马。没奈何，左懋第只好依言遣返了护团兵马，经过清军验收，方始入城。

九月初九，北使团于汶土县遇到清朝河运总兵杨方兴。

这个杨方兴是个出生于辽东地区的汉人，在皇太极时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