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灭_第8节

越妄称尊号，掳掠妇女财帛，罪大恶极，一如赤眉、绿林、黄巢、安禄山之流，人神共愤，众叛亲离，其败亡指日可待。我大明帝国积威德三百年，民众讴歌思念之心一直没有消失，分布在各省的大明朱姓宗室王爷，像晋文公、汉光武一样拥有中兴大才的，大有人在；只要他们举起大旗，则会义兵蜂起，羽檄交驰，山左江北，密如星布。吴三桂深受国家厚恩，悲痛于黎民遭此战祸，本来准备向李自成兴师问罪，以告慰天下。怎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向大清泣血求助，我国与大清通好二百余年，如今无故遭受国难，大清应该恻然怜悯，而且，李自成之流乱臣贼子也不值得大清朝容留。锄暴剪恶，是顺应天意；拯顺扶颠，是行大义；出民水火，是行大仁；兴灭继绝，是为大名；取威定霸，是为大功。”

这就是吴三桂的“借虏平寇”之始。

12 吴三桂“借虏平寇”始末（二）

李自成获悉吴三桂已经叛变，经过反复权衡，做了两手准备：其一，安抚好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命人以吴襄的名义写信，苦劝吴三桂回头是岸；其二，亲率大军开赴山海关，以武力制伏吴三桂。

这两个方案齐头并进、同时进行。

该年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与亲密战友刘宗敏一道，率六万大军开赴山海关。军队中还特别带领了攻陷北京城所捕获到的崇祯帝三子：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此外，还有晋王、秦王和吴襄等人。

李自成认为，只要有一丝和平的希望，就不应该放弃，武力乃是万不得已情况下的最坏打算。

他想，即使真走到了兵戎相见那一步，也应该在开战前由太子朱慈烺、吴三桂父吴襄等人出面，以君亲之义对吴三桂进行最后的规劝。

与李自成的颟顸和糊涂不同，清廷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入主中原的机会来了。

这种机会，简直是千载难逢。

松山大战后，明朝关外的军事力量已一蹶不振，清廷统治者的野心早就不满足于辽东一地了。

起初，他们听说李自成的农民军在关内闹腾得这么欢，就想同李自成一起瓜分明帝国。

皇太极曾对臣下说：“在我看来，大明朝已经到了必亡之势了。为什么这样说呢？且看其国内，流寇内讧，土贼蜂起，有百万之众，有三四十万之众，攻城略地，难以遏止。原先，大明所恃的兵力不过祖大寿部及锦州、松山的辽东兵，还有洪承畴所领的各省援兵。这些军队，现在全部败亡在我手下，现在，即使又招募了新兵，但新兵只能充数，岂能拒战？大明的兵将，不但不能敌我，反而自行剽掠，自残人民，行贿朝臣，虚报战绩，冒领战功；朝臣喜欢弄奸进谗，遮蔽皇帝耳目，私纳贿赂，罚及无罪，赏及无功。从这种种看来，大明的必亡之势昭然在目。”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八月皇太极病死，幼子福临即位，清廷实权落入皇太极之弟多尔衮手中。次年正月，多尔衮耳闻大顺军已占陕西全境，便派使者入陕北勾引李自成，写信称：“我大清有意和诸公一同协谋合力，并取中原，如果能统一了天下，就可以共享富贵了。”

彼时，李自成眼里根本就没有“鞑子”的位置，没搭理这茬。

阴谋落空的多尔衮还没有做出下一步反应，李自成已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以雷霆万钧之势杀入京师。

多尔衮惊愕之余，赶紧兴兵入关，火急火燎要赶在大明王朝败亡之前分上一杯羹。

清廷的元老级谋臣汉官范文程献言说：“李自成闯寇猖狂兴起，中原则惨遭涂炭，近日其又倾覆京师、逼死了崇祯帝。因此，他们就应该成为我国必讨之贼。虽然其拥众百万，横行无惮，但其有三条必败之道：一、逼死自己的国主，天怒人怨；二、刑辱缙绅、抢掠财货，士众愤怒；三、掠民资、淫人妇、烧人房屋，民众愤恨。具备了这三条必败之道，还骄纵不知，可一战而破。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精锐，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向其兴师问罪，即可离间大明国的士大夫，拯救困苦中的大明百姓，所谓兵以义动，何愁大业不成！”

范文程老贼的眼光果然狠毒，他不但看出了李自成的农民军败亡的三个迹象，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此番入关，正好以“讨贼”为名，成就大业。

这大业，是什么大业？

四月四日，范文程又上了一份千言奏疏，将这所谓的大业明白无虞地规划给清廷决策层，云：“这是上天特意赏赐给摄政诸王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我私下认为，建功业而垂范天下就在此时，失去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也在此时。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原百姓惨遭战乱荼毒至极，百姓都企求太平，渴望能够安居乐业，我军入关，即使会遇到一两个婴城自守的城池，但这些城池的军民，不过是为自己身家性命考虑，绝不是为大明王朝舍生效力。如今明朝已经病入膏肓，不可复治，河北数省，必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其不得，患我既得而不能有。明朝的劲敌，只有我国与李自成流寇。现在关内的形势，就如秦失其鹿，楚汉相逐，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与明朝争天下，而是要与李自成流寇争天下。”

以多尔衮为首的清廷统治集团读了这份奏疏，无不大受鼓舞，纷纷叫嚷着兴师入关。

由是，多尔衮下达动员令，国内十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男人一律从军，迅速征调、集结起约十二万兵马，于四月九日倾国而出。

清廷原拟进军路线是绕过坚城山海关，从蓟州、密云破边墙而入。四月十五日，大军行至翁后，意外地遇上了吴三桂派来求援的使者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

多尔衮一目十行地读过吴三桂的求援信，也不废话，马上命人起草书信向吴三桂招降，称：“如果你现在能够率众来投奔我，我一定封你为藩王。这样，你既可以报国仇，又可以保身家，子孙世世代代长享福贵，一如河山之永。”

李自成亲自率领的大顺军主力已经迫近山海关，吴三桂要做刘琨、要做石敬塘的想法遂告幻灭，只好默许了多尔衮的招降，再次派郭云龙催促多尔衮入援山海关。

吴三桂的五万关宁铁骑和清廷十二万骑兵勾结在一起，李自成此来乃是凶多吉少。

可怜的李自成还蒙在鼓里。

甚至，李自成行至三河县时，还被吴三桂摆了一道：吴三桂派使者向李自成谎称自己想通了，知错了，改变主意了，想再次投诚大顺军。

李自成竟然像三岁小孩子一样，选择了相信。

之所以选择相信，是他严重低估了当时形势。

他曾放话说：“吴三桂兵仅三千，我三十万，以一百人捉一人，可用靴尖踢倒！而且三桂与北兵（指清军）久相仇杀，必不相救，即使来救，北兵住满洲，衣粮马匹器械，尚须整顿而来，也得旷日累月。”

出征前，他还许下诺言：“等攻下山海关，我再即位。”

这样，大顺军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

四月二十一日上午辰时（约为八时），吴三桂和高第的军队在关内沿石河一线向李自成展开激战，双方恶战了一昼夜，二十二日上午吴三桂军已处下风，据守北翼城的部分吴军向大顺军竖起降旗。

吴三桂头皮发奓，亲自奔至离关城仅二里的威远台（建于欢喜岭的小丘陵上，今名威远城），力请屯于该处的清军参战。

清军由此投入混战中。

其时，风沙大作，清军顺着风沙呼啸而出，犹如山岳倾崩、大江决堤，势不可当。

已与吴三桂军恶战了一昼夜的大顺军猝不及防，阵脚大乱，很快溃散。

大顺军的第二号人物刘宗敏身负重伤。立马于小岗阜上的李自成自感无力回天，只得下令急速撤退。

退至永平府范家店，李自成恼恨交加，下令斩杀吴三桂父亲吴襄。

二十六日，回到北京，李自成又下令将留在京城的吴三桂家属三十四口全部处斩。

吴三桂率领关辽军民剃发降清，拜平西王，为清军前驱，打着为明复仇的旗号杀往神京。

李自成也考虑过据守北京，他先在二十七、二十八两日还积极采取了备战措施，责令军民全面拆除城外羊马墙及护城河旁房屋。但是，斟酌再三，最终还是决定放弃北京，提前西撤。

究其原因，大顺军虽然号称百万雄师东征，其实驻扎于京师地区的军队不足五万人，且山海关一战，军心已经动摇，京师地区谣言四起，北京居民并不知道吴三桂已经投清，而争相颂扬吴三桂率“忠义”之师杀败大顺军，夺回明太子朱慈烺，准备送回北京即位。

军心、民心都不在应战状态，李自成只得在二十九日举行即位典礼后匆匆率部西撤。

李自成逃出北京时，一把火烧了紫禁城宫殿，据《李朝实录》载：“宫殿悉皆烧尽，惟武英殿岿然独存，内外禁川石桥亦宛然无缺。烧屋之燕，蔽天而飞。”

多尔衮这时才到蓟县，听说大顺军已经主动撤去，不由心花怒放，命令多铎、阿济格和吴三桂等带领精兵尾随掩杀，以截留被大顺军运走的财物，自己率领部分兵力驰往北京。

北京城里的官绅士民目送大顺军远去，赶紧搬出了专门迎接皇帝的卤簿法驾出城静候传说中的明太子朱慈烺回京登位。哪料，奔腾而来的竟是八旗“辫子军”，众人惊慌错愕之余也只得将错就错地把多尔衮迎入了劫后仅存的武英殿，拜倒在曾与明廷搏杀多年的清廷皇室脚下。

这就是吴三桂所谓“借虏平寇”事之末。

不过，即使事情的真相是这样，却也改变不了李自成的大顺军是大明王朝仇人的事实，并且，现在仍然是明、清、顺三鼎而立的局面，那么，满清有没有可能同意议和，一同对付大顺军呢？

应该说，还是非常可能的。

13 划江分治还是统一全国

得吴三桂为前驱，清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北京及畿辅地区，接下来的下一步棋该怎么走，清廷决策高层还没有统一意见。

有人就主张就趁着入关兵威，大肆屠戮一番，然后留置一个王爷镇守北京，大军要么退返沈阳，要么退保山海关，便有备无患。

屠戮而返，其实就是皇太极时代三次入关的套路。

其时，皇太极不以攻城略地为目的，而着眼于在京师周围流动作战，屠戮大明百姓，掠夺财物，消耗明军实力，挫败明军锐气，震慑明廷。

毕竟，彼时偏居于辽东一隅的清廷与大明王朝相比，就像老鼠之于大象。老鼠还不至于有吞食大象的野心，也没有那么大的胃口。

可是，随着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的不断壮大，明廷内外交困，渐渐日薄西山、奄奄一息。

那么，就在这头临死的大象身上——或者说是尸体上撕咬几块肉，甚至霸占某个部位，又有何不可？

所以，皇太极在临终前特别叮嘱摄政王多尔衮说：“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

多尔衮的智略不在皇太极之下，一点即通，他已经决定了：移都北京以图进取。

但，到底进取多大地盘，他的心里还没有定画。

当然，也有人（特别是那些降清的明廷官员）为了拍马献媚，要多尔衮早定一统大策。心中无底的多尔衮当场呵斥说：“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

确实，就当时而言，情形也真的不容乐观。

京师附近的居民不甘沦陷于异族统治，揭竿而起者比比皆是。

三河县、昌平州、良乡、宛平、大兴、霸州、东安、武清、漷县、天津等地都举出了反清义旗，使得京师所用的西山煤炭因为道路阻隔无法运入城内。

清廷要平息这些动乱就不得不花费一番心思。

在多尔衮看来，即便平息了，也要再用上一段时间来巩固这平息的成果，才能在北京立定脚跟。

所以说，多尔衮是万不敢轻易以主力南下的，何况大顺军尚扼守着山西呢。

这样，自1644年五月大顺军西撤以后，除了山东、河北有些原本为大顺政权所控制的地方被明朝地方军队颠覆外，畿南、山东和豫东的大部分地区在长达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出现了几近权力真空的局面。

最后，是祖可法、张存仁等明朝降将一再劝说，说什么“山东是从南粮北运的必经之道，山西是商家行贾做生意的地区，殿下务必抓紧招抚，如果这两个大省的兵民划入了大清版图，则大清的财富就有着落，国家财政就不会匮乏了”，多尔衮才尝试着派人前去接管这些地区。

与山西以西的大顺政权及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明政权相比，清廷兵力有限，尤其是满族人口稀少，要有效地接收和管理这些地区难度实在太大了。

然而，出乎多尔衮等人意料的是，其派出的官员往往只需配以数百清兵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控制住一大片一大片的地方。

清兵部右侍郎金之俊被派去接管山东，其给清廷发回的报告全是“山东全区，并无一贼”、“但目下虽幸无贼，独苦无官”等字样。

偶有些地区的百姓不肯做清朝臣民，自发起来反抗，但都是些乌合之众，且得不到屯驻在江淮一带南京朝廷军队的支援，在清朝声威的震慑和威吓下，只好一哄而散。

饶是如此，清廷也不敢太大意。在他们的眼里，小心撑得万年船，退缩回陕西的大顺军仍然是一个可怕的敌手。

所以，当清将觉罗巴哈纳、石廷柱接管了霸州、沧州、德州、临清等地后，多尔衮严禁他们南下，而将他们调往山西合攻太原等地的大顺军。

总之，清廷准备接管的地方仅限于河北、河南、江淮，对于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尚显力不从心。

六月，多尔衮就发布文告对大明遗民说：“因为痛惜你们明朝皇帝崇祯的子嗣已死、帝脉已绝，势孤难存，我大清只好勉为其难，暂时接管北京土地，厉兵秣马，替你们歼灭跳梁小丑李自成，以还天下太平。再一次强调，我大清并没有占据天下的野心，所做的一切，全是为了拯救中国。你们河北、河南、江淮各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