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灭_第6节

万之众，并屡挫贼锋，凯奏收复京师，功盖天下。”

很多朝臣都将吴三桂比作中兴唐朝名将郭子仪、李光弼，说他与郭、李同功，甚至还有人说：“吴三桂克复神京，功在唐郭、李之上！”

好消息还在不断传来。

中兴良将吴三桂不但收复了神京，还引东虏大军在庆都（今河北省望都县）城东追上贼军，阵斩李自成手下大将谷英。改日，又追至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再次大败贼军。

大顺贼军节节败退，只有招架之手，而无还手之力，已难在河北、河南、山东之地立足。

可惜，史可法将四镇驻地和进取之基都定位在南直隶境内，其督师驻地更近在江北咫尺之地扬州，未能趁这大好机会收复河南、山东之地。

时人张岱就说：“史阁部这样的安排，是一大失着。”

曾任商丘知县的梁以樟直接上书劝史可法不要把目光局限在江南之地，而应向北推进，其书侃侃而谈，说：“单单扼守长江并不是好办法。如果放弃了山东、河南二省而一味据守江北，则形势已屈，就算想要偏安一隅，也是不可得了！另外，高、黄、二刘四镇全都这样跋扈，朝廷应该将他们分散而不应将他们聚在一起，并以忠义相激励，阁部又大树兵以自强，就可以让他们听命于朝廷了。”

其实，梁以樟等人所说史可法如何不知？但现实根本不允许史可法有更大的作为。

试想想，高杰、刘泽清等人不过南逃奔命之将，因有“定策”有功，不免志骄气盈，留恋南直隶江北繁华之地，进而挟制朝廷，哪里还肯以国事为念？史可法此时不过一个失势悯墨之人，又哪里指挥得动这些骄悍跋扈的军大爷？他所能做的，只是焦头烂额地奔走调停于四镇之间，如奉骄子，不敢稍有差池。

由此，李清不无慨叹地说：“起初，四镇垂涎扬州繁华之地，史可法不得已，答应他们可以在战时将家眷安置在扬州，称彼此有份，可以免使一家独踞。即已经说好了是战时才可安置，不是战时不能安置，因为这事，朝廷不得不疲于奔命地进行调停，白白错过北伐良机，真是让人痛之恨之。”

现在，吴三桂已经取得了“借虏平寇”的初步胜利，如果能继续推行和贯彻“借虏平寇”这一政策，倒不失为恢复河南、山东的一条妙策。

遥想崇祯年间，任兵部尚书的杨嗣昌就曾提出过“攘外必先安内”的建议，意欲效法光武帝修好与匈奴的关系，与满清议和，以得集中兵力扫除“流寇”。

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务实的想法。

彼时，崇祯财政已经严重透支，入不敷出，很多部队的军饷一拖再拖，甚至欠饷长达五六年之多，军队士气不振、军心动乱、战斗力差，没有办法展开两线作战。

秦、汉、隋、唐、元等朝都是灭亡于民变民乱，鉴于这个血淋淋的历史教训，崇祯认为，满清不断与大明王朝为敌，其目的无非是要割据辽东自立并从大明帝国身上劫掠财物，与李自成等“流寇”相比，“辽事”不过是“癣疥之疾”，而“流寇”却是“腹心之疾”。

所以，崇祯曾一度考虑与满清议和，而求以全力征剿李自成。可是，大明王朝众多朝臣均以南宋绍兴年间的宋金议和为辱，众口一词地予以抗议和反对。

时至今日，从吴三桂借兵剿贼得胜的结果看来，与满清议和，并借助他们的力量彻底消灭李闯王，乃是最好不过的策略。

看来，是该考虑和满清议和合作了。

事实上，在吴三桂联合清军击败李自成起义军的提醒下，许多人也想起了安史之乱中唐廷借助回纥大军胜利平定叛乱的史实，开始从总结历史经验，倡议朝廷借虏平贼。

曾任大学士孙承宗幕僚的茅元仪就写了一部《平巢事迹考》，曾任史可法幕僚的姚康也撰了一部《太白剑》，两书均以唐朝平定黄巢起义为题，分析唐朝在面对黄巢这类大规模反政府武装时，除了有郭子仪、李光弼这类中兴之臣效忠报国之外，还必须有李克用之类的沙陀兵入援方有中兴之望，进而反复论证目前借虏的必要性。

由是，“借虏平寇”的呼声越来越高。

大家都一致认为，有吴三桂的连战连捷，又有清兵的援助，大明王朝中兴有望，纷纷建议朝廷要尽快与吴三桂取得联系，发兵进至黄河一带，与吴三桂成掎角之势，一鼓而收取全功。

五月二十七日，马士英正式上疏“陈恢复大计”，提出“借虏平寇”的四个可行因素：第一，必须迅速奖赏鼓励吴三桂，通过吴三桂和清朝达成和议，使清朝与李自成形成两虎相斗之势；第二，江北、淮上的军队，赶快收拾山东，以策应吴三桂；徐州、寿州、安庆的军队，赶快收拾湖北、河南，以策应左良玉；第三，催促左良玉收复荆襄之地，为下一步收复陕西做准备；第四，川陕的军队开始经略陕西。

他说：“处理好这四点，则天下事尚大有可为。”

左都御史刘宗周也力挺马士英的提议，说：“火速派遣一名使者，抄小路北上，或者传檄燕中父老，或者号召塞上夷王。”

监军佥士宋劼则上《仇耻最极疏》说：“如今李闯逆贼北败于吴三桂，踉跄入关，军心已散，宜速传檄吴三桂提全师，号召秦、晋两边夙将义旅并力入秦。”

督师于江北的史可法则在六月间上《为款虏灭寇庙算已周，乞敕速行，以雪国耻事》奏疏，振振有词地称：“先帝以圣明之主竟然遇难于非常的变故之中，现就就算是斩下逆闯李自成的脑袋枭首示众，也不足以发泄宗社臣民的仇恨。因此，目前第一紧急要务，就是收拾李自成的贼寇。如若我们倾全力用在李自成贼寇身上，而旁边有人牵制我，则我们的力量就会分散；反过来，如期李自成贼寇倾全力用在我们身上，而旁边有人帮助我们，则李自成贼寇的势力就会削弱。近日宁远总兵吴三桂杀贼十余万，追至晋界而还。有人说是请东虏以破贼，又有人说是借虏兵以成功，众说纷纭，不知哪种是真。然而从情理上来揣度，这时北直隶地区应该是已经被东虏占据住了。只不过，只要虏人能杀贼，便是为我国复仇。不如我们就宽赦东虏人先前犯下的罪行，以报国仇家恨为重，给东虏人仗义之名，因势利导，借助他们强劲的兵力，尽歼李自成贼寇。臣听说首辅马士英已经着手筹办‘借虏平寇’相关事宜了，但这种事情讲究效率和速度，一定不能迟缓。谍报说虏兵已经南下，而李自成的贼寇又将东突，还没看见朝廷议定派遣什么人，用什么样的敕文，办理多少银币，派哪些人随同北上议和。议论即使再多，光阴易逝。真要等到虏兵到了眼前，我们再派人去跟他们交涉，那时，本来虏人有助我之心，反而被我所抗拒；又或者，虏人对我图谋不轨，而我反为欢迎，事情岂不弄砸！对虏人来说，他们看重的是我国的疆土，看轻的是我们先帝的仇耻，我们一旦示弱，就会增长虏人的威风，就更会显得中国无人而北伐无望了！臣敬恳陛下召集廷臣早日拟定文武兼备的人选，或直接拜会虏主（指顺治帝），或先与九酋（指清摄政王多尔衮）沟通。一应所用敕书，从速撰拟，一应所用银币，从速置办。随行官吏差役人数，应支付的车马粮食路费，一并料理完备。最好定在本月内起行，总之，款虏不为无名，灭寇在此一举。”

史可法在呼吁借用清廷的力量全歼大顺军的同时，提出了紧急组建北使团北上和清廷洽谈合作相关事务的要求。

一时间，朝廷上上下下都是同一个声音，那就是尽快和吴三桂取得联系，借清军之力共灭“流寇”。

9 一意“折冲樽俎”的左懋第

经过通盘考虑，弘光朝廷于甲申年（公元1644年）五月二十八日做出了慎重的决定：封关门总兵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子孙世袭。加赐坐蟒滚纻丝八表里、银二百两。户部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差官赍送，自海道运送给吴三桂。其他有功将士，由吴三桂开列名单，以便给予升赏。

大学士王铎执笔，起草了加封赏赍吴三桂的敕谕，赏吴三桂军队粮食十万石、白银五万两。

弘光朝廷既然认准了要“联虏平寇”，就按史可法所说，开始着手组建“北使团”了。

最先报名加入北使团的是前都督同知总兵官陈洪范。

弘光朝廷考虑到陈洪范久历戎行，和吴三桂等人有旧，便于联络感情，就异常痛快地同意了他的申请。

应天安庆等处巡抚左懋第由于母亲病逝于京畿，请假守制不准，所以自请北行。

不过，在递交充任北行使节申请书时，左懋第并不很以和议为意，他主要是考虑到吴三桂独自一个人在北京孤掌难鸣，自己此番前去的主要目的是和吴三桂联系收复山东而已。

另外，马士英认为原崇祯朝太仆寺少卿马绍愉曾参与过崇祯、杨嗣昌、陈新甲等人所密商和议清廷事，并先后两次潜往义州（今辽宁省义县）与清人打交道，对清廷高层有一定的了解，又有这方面经验，是个难得的人选，特意提名，把他荐进了北使团。

这样，七月初五日，由陈洪范、左懋第和马绍愉三人为代表的北使团正式成立。

为隆重其事，加重北使团成员在北京说话的分量，南京朝廷进左懋第南京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理河北，联络关东军务；都督同知陈洪范进太子太傅；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则进太仆寺少卿。

不过，将马绍愉安排进北使团，左懋第个人持反对意见。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门户之见、私人恩怨。

当年马绍愉受崇祯之命潜往义州和清人秘密和议，左懋第一口咬定他有辱国体，是通蕃卖国的汉奸，曾在崇祯面前大力予以弹劾。两人因此结下了梁子。

左懋第这会儿旧事重提，上疏说：“马绍愉往年赴清议和，为清人淫威所折服，奴颜婢膝，清人因此送给他人参、貂皮，有人曾弹劾过此事。其与清人交情深浅，臣的确不知，但听说其私下许诺输送给清人黄金十万，白银百二十万，逢人便颂扬清人之德。臣不方便与他同行。”冤家宜解不宜结。

弘光帝劝左懋第以国事为重，放弃个人私怨，大家同心协力，共同办好“联虏”大事。

皇帝既然都这样说了，左懋第也只好闭上嘴巴，但他已经预见到这次北行不会愉快。

除马绍愉之外，朝廷还给北使团硬塞进了一个人，这个人竟然是在松山降清的总兵祖大寿的儿子锦衣卫指挥祖泽傅。

可以看得出，朝廷是想借重祖泽傅以唤醒其父祖大寿的故国之思，更大地激发其表哥吴三桂（吴三桂之母为祖大寿之妹，祖泽溥与吴三桂乃是中表之亲）的报国之情。

似乎，没有人会想到祖泽傅会在他父亲的影响下会对发起明廷反戈一击，将南京朝廷的利益卖给清廷。

北使团是成立了，那么，北使“联虏”的具体目标是什么，到底要“联”到哪种程度才算完成任务，另外，你要“联虏”，就必须给人家好处，这好处的底价是什么？这些，朝廷并没有给三名团长明确的指示，只是含糊其词地说是“前往北京谒陵，祭告先帝；通谢清王，并酬谢剿寇文武劳勋”。

左懋第大为不满，上了一道《辞阙效言疏》，道：“陛下遣重臣以银币酬谢虏人，举朝均以为本来就应当这样。臣奉命到北都办理先帝的后事、暗访太子（朱慈烺）和永王（朱慈灿）、定王（朱慈炤）的消息及敕书中所说的与虏通好之事。陵京在北，实我故都，成祖文皇帝、列宗的弓箭已藏，先帝先后的梓宫未奠，就算是普通百姓都会守护坟墓，难道天子可以放弃陵园？虏酋如果真的急公好义就应该稳居在山海关以东，而安排勋臣吴三桂为京师留守，南北互市，即以山海关为界，恢复到万历以前往例，华夷各安其所，各得其欲，中国之利，亦虏之利。这是我所知道的。不过，道路传闻，闯贼盘踞晋中，以众多贼寇拒守紫荆、倒马、井陉等关，似乎贼寇不甘心与虏人为难。镇帅吴三桂鼓君父不共之仇，东虏能效始终不渝之义，鼓行而西，破贼于晋，追贼及秦，必尽歼之而止。即我国家亦应当兴师十万，以声讨闯贼大罪而诛之。臣过扬州，昭冏臣万元吉曾对我说：‘虏若肯为我杀贼，即可给其军饷。替我用兵则发饷，兵止则停饷，无岁币之议。’臣觉其言大有道理。”

按照左懋第的想法，清人要与我大明天朝修好，就必须退居到山海关以东的地方，京师交由大明勋臣吴三桂镇守，此后，两国互市，和平相处。

另外，清廷同意出兵协助大明天朝征剿大顺军的话，则我大明天朝可以提供粮饷，但“用兵则用饷，兵止则饷止”，没有岁币一说。

左懋第的条件，连马士英、史可法等人都觉得这对清廷来说太苛刻，试想想，现在人家已经控制京畿、山东、河南这些地方了，怎么还肯以山海关为界？而且，你要向人家借兵，要人家给你效力，你不但不给点看得到的报酬人家，还要人家把已经到手的东西交出来，和议肯定不能成功。现在形势已经和崇祯朝不同了，大明天朝所渴望的就是能和清廷效法当年南宋与金划淮水而治的格局，然后每年再给清廷交点保护费，仅此而已。

所以，马士英、史可法等人对左懋第所说不赞同、不鼓励，却也不反对，免得打击到左懋第“折冲樽俎”的积极性，只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催促其抓紧北行。

户部尚书高弘图倒是补充了几个细则：一、割山海关以外地方与清朝，以山海关为界；二、承认清朝，以南北朝之例平等待之；三、确定岁币的数目，以十万为上限；四、改葬崇祯梓宫；五、两国建交，弘光帝年长，称“叔”；顺治帝年幼，称“侄”。

朝廷重臣越这样，左懋第越不安。

左懋第觉得，如果这次出使不是两个大国间的平等对话，那还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