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灭_第5节

佐，字明辅，大同左卫人，性情凶悍，喜骑杂色花马，人称“花马刘”。早年与高杰同为李自成手下，高杰护李自成内营，刘良佐护外营。投降了明廷，刘良佐长期在六安、庐州一带与农民军作战，因功得擢为总兵官。北京陷落时他率部屯驻在河南正阳地区，应马士英之邀转入南直隶。刘良佐的军纪比高杰还坏，沿途烧杀淫劫，无恶不作。临淮军民听说他的军队来了，莫不震响，严兵固守。刘良佐暴跳如雷，挥军猛攻，却屡不下。马士英于是让他移驻寿县一带。

刘泽清，字鹤洲，山东曹县人，人长得白面朱唇，俊俏异常，遥望犹如画中人，但读书不第，只好投笔从戎，混迹于行伍间，并有幸在平定登州孔有德之乱中做上了个总兵之职。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崇祯帝派他去河南攻打李自成，他平日爱取活人心肝佐酒，说是“养胆”，但这“胆”终究没养成，与闯军对阵，往往未战先乱，一触即溃。为报战功，则捕杀无辜百姓以充战功，毫无人性。李自成进围北京，崇祯帝勒令他率部火速入卫京师，他诡言坠马受伤，拒不奉诏。崇祯帝又令他扼守真定，他仍旧拒绝奉诏，并且一不做二不休，当日大掠临清，率军往南狂逃，所经之地，皆焚劫一空。坐困愁城的崇祯帝为得他增援，拟封他为东安伯，但他已掠至瓜洲，既而盘踞于淮安，散遣义士，桀骜者借之部下，抢劫村落一空，无心事国。

黄得功，字虎山，开原卫人，本姓王，少时家贫，父亲早逝。黄得功十二岁时就膂力过人，胆略出众，好酒。其母酿酒藏于地窖内，黄得功循着酒香，潜入地窖，将酒喝得干干净净。母亲觉察，骂他，要他赔偿，他哈哈大笑，说：“偿易事耳！”不久，辽东战事起，少年黄得功持刀杂行伍中，斩首二级，获赏白银五两。返家，将银子交给母亲，说：“以偿酒也。”

长大成人的黄得功生得相貌瑰伟，胡髯两颐倒竖。投军在总兵黄惟正手下，出入战阵，过刀头舔血的生活，屡建战功，得黄惟正赏识，收为养子，从此改姓黄。长大成人的黄得功善饮细酒和火酒，酒量居然高达五十斤。上阵作战，头上扎巾紧缚，目瞳突出；仗着酒意，突入敌阵，所向无前。《明季南略》记其曾乘醉匹马裸身却敌，挥双刀将数十名蒙古骑兵杀得丢盔弃甲，因此获得了一个“黄闯子”的称号。

在黄惟正麾下，黄得功参与了援蓟门、战大沙河；援抚宁，战索罗岭；收复滦州、永平等重大战役；积功升至总兵。

黄得功在战场上的代表作为公元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的鲍家岭之战。

彼时，黄得功阵斩张献忠部将闯世王马武、三鹞子王兴国。王兴国为张献忠养子，骁勇异常。恶战中，黄得功面部中箭，却全无惧色，愈自奋、战弥厉，转战十余日，杀伤极多。

此战结束，黄得功声达御座，崇祯帝曾亲赐其药，以彰其勋。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黄得功移镇庐州。

马士英平河南永城叛将刘超一役中，黄得功出力最多，论功封为靖南伯。

四镇中黄得功兵力较强、军纪较好。

高杰、刘泽清都是临战脱逃的溃军之将，本应受到军法处置；黄得功、刘良佐在国家遭受大难之年也无战功可叙，一切全因史可法的迟疑和摇摆，竟让他们成了定策功臣。

镇守武昌的左良玉没有参加定策，但手掌重兵，也晋封为宁南侯。

左良玉，字昆山，山东临清人，长身赤面，力气绝伦，虽目不识丁，却有一身好武艺，尤善弓射，可左右开弓，百发百中。投入军中，曾与后金激战辽东，有战功，升为辽东车右营都司。左良玉有胆略智谋之外，又善抚士卒，颇有大将之才。虽在宁远兵变时被撤职，但因才干出众，终得复用，与名将曹文诏等人一起围剿陕西、河南、河北一带的农民军。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督师杨嗣昌在崇祯帝跟前力荐左良玉，得拜“平贼将军”。改年，左良玉于玛瑙山大败张献忠，俘获张献忠妻妾，并擒杀了十六名流民军首要人物。杨嗣昌虽荐左良玉为“平贼将军”，但时间一久，便对左良玉的骄横表示出了不满，除了对左良玉留意约束外，又暗拟以贺人龙取代左良玉之职。左良玉以玛瑙山战功得加“太子少保”，贺人龙梦想落空，心生怨恨，索性将杨嗣昌阴事悉数告诉了左良玉。骄横跋扈的左良玉为了报复杨嗣昌，在川陕一战中放了杨嗣昌的鸽子，勒军作壁上观，冷眼看张献忠从川中杀出。张献忠既出，如同跳出八卦炉的孙大圣，一举而克襄阳。杨嗣昌气得水米不进，吐血而亡。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李自成复围开封，左良玉奉诏驰救，却兵溃于朱仙镇。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左良玉获封“宁南伯”，坐镇武昌。

武昌扼居南京上游，而左良玉又有兵八十余万，号百万，堪为弘光朝的屏蔽，弘光朝廷因此进封他为“宁南侯”。

朱由崧登上帝位，言行谨慎，谦恭自省，多方听取的意见，其所宣布及实行的“国政二十五款”，原本很有一派维新的气象，但由上述军镇的跋扈情况可知，弘光朝不过是一个有着严重缺陷、存在着致命硬伤的小政权。

这些缺陷和硬伤的形成，就因为史可法优柔寡断，徘徊犹豫，错失了决定社稷安危大计，从而使原本按伦序就可以继承帝位的朱由崧不得不求助于左良玉等武将，进而使左良玉等本来远离政治决策中心的武将跃居成了定策元勋，形成了军阀操纵朝廷的局面。

太阿倒持，军人专政，汉末董卓之祸、唐末朱温之乱将不可避免。

一些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如焚。

7 欲哭无泪“老媒婆”

甲申年（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六月二十日国子监典籍李模就上疏说：“今日拥立之事，如果皇上不以得帝位为利，诸臣又岂敢以定策为名？现在，甚至各路镇将都成了定策勋臣。这真是可笑啊。试想想，镇将事奉先帝，没能收取尺寸之地；镇将事奉当今皇上，更没有半点汗马之劳。如果认真追究的话，这些镇将个个都是失地戴罪之人。将他们列为定策勋臣，他们也不害臊！”

江西总督袁继咸在朝见弘光帝时也就面奏说：“得到封爵的人是因为劝谏有功。现在，没有功的人得封伯爵，则以后有功的人就不会再参与劝谏；跋扈的人得封伯爵，则以后跋扈的人就会更多。”

弘光并非不知问题的严重性，但唯有长叹道：“事已成，奈何？”

四镇既以定策功封爵，“人人有门生天子心”，开口闭口一句“天子乃我辈所立”，一个比一个牛气，一个比一个嚣张，骄悍跋扈，桀骜不驯。

比如说，史可法讲话每提及“圣旨”二字，高杰不高兴了，就出语相塞道：“旨、旨，何旨也！尔曾见皇极殿中有人走马耶！”

黄得功听使者宣读诏书，不耐烦了，就挽起袖子，露出胳膊，掀翻案桌，大喝道：“滚！快滚！我不知道什么叫作诏书！”

刘泽清在觐见弘光帝时也曾大言无忌地说：“太祖太宗的天下，都是被文官给葬送了的，这些文官应该全关起来，等老臣杀尽李自成的贼兵后，再慢慢收拾他们！现在，请先废除科考，不要给他们提供晋升的方便。”

这些军大爷一个个牛气哄哄，对廷臣略有不满就叫嚷着要用军法斩脑袋。

江北四镇是这样跋扈自雄，世镇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更是尾巴翘上天了。

试想想，在崇祯年间他就敢抗旨不遵，阳奉阴违，养寇玩寇，这时候哪里还把弘光一朝君臣放在眼里？

弘光监国和即位的诏书颁到武昌，他一度公开拒绝接听。

最后，是湖广巡抚何腾蛟、巡按黄澍等人苦苦相劝，他才同意接诏。

南明其他将领如郑芝龙、方国安等人也是各自盘算自身利益，不以国事为念。

五月初八日史可法呈上“敬陈第一紧急枢务事”启本，建议设立四个藩镇，封高杰为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地区；刘良佐封广昌伯，镇守凤阳、寿州地区；刘泽清封东平伯，镇守淮安、扬州地区；靖南伯黄得功加封侯爵，镇守滁州、和州一带。四镇遥相响应，并成为保卫江南的第一道屏障。

史可法说：“自古以来，要守住江南，必须把守江的军队屯驻在江北地区。当年的吴、晋、宋、齐、梁、陈六朝那么弱小，还能奋起与北朝争雄于徐、泗、颍、寿各州之间，可知守江者绝不能仅仅将军队安排在江岸。考虑到这时候李自成的贼军气焰嚣张，我军士气低迷，一旦分兵则势单力薄，军队向北推得太远则后方就会空虚，所以，必须选择好防守要地，立定根基，然后鼓勇而前，再图进取。因此，从战略地形上考虑，我建议紧急设置四个藩镇。”

弘光朝廷听从了史可法的建议，在徐、泗、颍、寿各州之间设立了四个藩镇。

藩镇既设，则各藩镇镇将也就按照历史上藩镇的管理成例，成了独立一方的军阀集团。

为此，姜曰广和大司寇（刑部尚书）解学龙等上言，说，如果不想法改变这个现状，以后局面将不可收拾。

马士英的回答是：“好人由史可法做，坏人由我来做，绝对不干！”

其实，马士英虽然投机附和镇将得以位居首辅，但他同样受制于四镇和左良玉，毫无作为。

可笑的是，原本高杰是驻军于扬州的，为了牵制高杰，史可法就安排黄得功驻军于仪征。

与黄得功同宗族的崇祯朝登莱总兵黄蜚想入南京觐见弘光帝，担心途中会遭到高杰、刘良佐等人的劫掠，就写信给黄得功，让他接应一下自己。黄得功率三百精骑至距邗关五十里以外的土桥相迎，双方饮马吃饭，高杰派出大队兵马突然杀出，矢石如雨，黄得功三百精骑死伤殆尽。黄得功狼狈不堪，仗着武艺高强，杀出了一条血路，但也只是仅以身免。高杰还不满足，又趁黄得功离镇，仪征空虚，继续发大兵进袭。哪料黄军已早有准备，将高杰部打得满地找牙，就势歼灭了千余兵马。

怨仇结下，双方磨刀霍霍，意欲火拼到底。

史可法后悔不迭，失魂落魄地奔至仪征调停，苦苦劝说，让高杰认错。为做表率，他自己从腰包里掏钱偿补黄得功的损失，高杰无奈，也勉强同意送千金与黄母做寿，黄、高二人之间的矛盾才稍有缓解。但高、黄二部已经形同水火，再也不能相容。史可法只得调黄得功移驻庐州，派高杰移镇徐州。

高杰移镇徐州前，因贪图扬州富庶，想将家口安置于城内。扬州百姓恨高杰军平时抢掠焚杀太狠，集体罢市登陴，拒绝高军入城。这么一来，搞得高杰暴跳如雷，竟然尽起精锐，疯狂攻城。扬州进士郑元勋想充当和事佬，出面调停，却被因愤怒失去理智的扬州百姓当场击杀。

史可法又不得不焦心如焚地到扬州城外的高杰军营里反复劝说，一味姑息迁就，答应把扬州附近的瓜州作为高杰军家口的安顿之地，一场纷争才算平息。

史可法为了协调这些骄兵悍将的矛盾，就经常这样多方奔走，穿梭其间，老百姓背后给他送上了一个妥妥的外号——“老媒婆”。

江淮一带有民谣这样唱：“谁唤番山鹞子来（高杰绰号），闯仔（黄得功绰号）不和谐，平地起刀兵，亏杀老媒婆（即史可法），走江又走淮，俺皇爷醉烧酒全不睬。”

听到这些民谣，史可法连死的心都有了，私下对人说：“天下大事已经糜烂不可为。先帝遇难之日，我待罪于南京，本应殉主自尽，只是念及国家大业，这才留下贱躯希望能为国家重建出一把力，哪承想竟然弄出了今天这个局面！四镇已经尾大不掉，现在能做的，就是将这四个镇将的头颅斩下，高悬在国门上，以警诫任事不忠者，事情或许还有转机。”

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也叹息说：“马士英借四镇势力成就迎立大功，则四镇便成了马士英的同盟者。史可法为了将四镇争夺过来，就火急火燎地对他们进行加官晋爵。这么一来，官爵贬值，有识之士均知大明无望了。”

愤慨也好，悲叹也罢，全都无济于事了。

诚如李清所说：“如果众人当然果断地根据伦序迎朱由崧登位，那么登位后的弘光就不用依靠四镇护送到南京，则马士英和高杰这些人又哪里会有居功自傲的资本？”

种什么样的因结什么样的果。

谁种下的恶果，就由谁慢慢去咀嚼、慢慢去品味。

8 “借虏平寇”到底靠不靠谱

朱由崧初登大位就发表宣言，称自己“痛感社稷已成废墟，激愤于父母之仇，誓与李自成贼人不共戴天，志图必报”，“朕日夜不能安睡，只思早日清扫李自成贼军，报大仇、除国难”。

应该说，朱由崧和他所代表的小朝廷把建国后的第一政治目标定位为报国仇家恨，这完全合情合理。

国都破、君王死、宗庙隳，此仇不共戴天。非报仇不足彰显立国的正气，非报仇不足振作军民士气。

但要报此大仇，难度不可谓不高，任务不可谓不艰巨。

想那李自成的大顺军挥师北上之时，兵若山移，马如潮至，北京帝都的陷落，不过旬月之间。现在重建的小朝廷所可以倚重的军队，不过是劫后余灰，积贫积弱，要灭李自成，谈何容易？！

值得庆祝的是，有消息传来，李闯的大顺军已于四月二十九日从北京撤出，望西而遁。

其原因竟然是大明王朝的平西伯吴三桂从东虏借得精兵，于山海关前把李闯大顺军打得落花流水，并乘胜追击，使得李闯难以在北京立足，夹着尾巴往西安方向遁逃了。

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弘光君臣一个个弹冠相庆，交口称赞吴三桂乃是大明王朝的中兴良将。

弘光帝盛赞道：“吴三桂倡义讨贼，雪耻除凶，功在社稷。”

太仆少卿万元吉也跟着说：“吴三桂凭借一股忠义之气，力挡闯贼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