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灭_第4节

述条令者，即革为庶人，发往凤阳高墙圈禁，同行之人，一律发往极边的卫所充军到老死。宗室有居住乡村者，虽百里之内，也必须每隔十日到地方衙门签名报到一次，但凡一次不到，就定罪议罚。还有，宗室不得与文武官员往来交结，不得干预百姓的生活，所谓“仕宦永绝，农商莫通”……

正是在这些变态的宗藩条例的钳制下，大多数宗室蜕变成为被软禁于封地内不农不仕、啖民脂膏的造粪工具。

所以，以“不类事”来否定朱由崧，多少显得牵强。

另外，所提到的“七不可”到底是不是事实，也很难说得清。

据传闻（仅仅是传闻），崇祯十七年二月初三深夜，李自成大军剽掠至怀庆府，朱由崧和嫡母邹氏一起从洛阳东门出去，因为李自成军来得太急，朱由崧急于脱身逃命，竟置邹氏生死于不顾，独自偷溜了，狼狈不堪地潜入卫辉府依附于潞王。如果这传闻是真的，那朱由崧在危难关头只顾着自己跑路，将嫡母丢弃在兵荒马乱的半道上，那自然是不孝了。但这事的另一版本是：怀庆府陷落当日，朱由崧和嫡母邹氏及续弦王妃李氏一同出逃，逃到半路，被李自成乱军冲散了，他只好独自一个人投入卫辉潞王府中。混乱中与嫡母走失，那是意外之事，强扣上不孝的大帽子，就太过苛刻了。

不管怎么说，民间既然流传有置嫡母生死于不顾的说法，判定朱由崧“不孝”，还算有点影子。

但除了“不孝”这一桩，其余“六不可”就根本无可考究了。

可是，因为政治上的需要，朱由崧背定了“七不可”的黑锅。

礼部的官员忙忙碌碌着，张罗着乘舆法物，准备前往梧州迎接桂王。

在这一关键时刻，一个小人物登场了。

这个人是个太监，姓卢，名九德，外号“胎里红”。

“胎里红”曾在宫中伺候过朱由崧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和朱常洵父子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这时候在凤阳担任守备太监，是马士英的亲密同事。

从感情上出发，“胎里红”是希望故主之子能登上帝位的，从马士英口中，他得知朱由崧面临落选的危险，便四下奔走，串联起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总兵共同拥戴朱由崧。

宋、明两朝奉行的都是“以文制武”的文臣督兵政策，武将的地位极低，“立储”、“定策”这类大事，武将通常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

土木堡事变之后的北京保卫战中，大明皇帝被瓦剌人劫持，形势万分危急，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也是全由于谦、胡濙等文臣做主，武将只能靠边站。

正德帝病死，无子无弟，拥戴嘉靖帝朱厚熜登上帝位的，同样是杨廷和等一干文臣出的主意，根本没有武将说话的机会。

现在，这三个武官承“胎里红”看得起，高兴之余，不免有些飘飘然。同时，也贪立“定策大功”，就鸡啄米一样点头同意“胎里红”的邀请，振臂高呼拥立福王。

马士英回到凤阳，得知高、黄、刘三人已经抱成团，一致协谋拥戴福王，叫苦不迭。

事已至此，如果还一味遵守和史可法达成的“浦口协定”，其结果只能是自己被军队架空。

向来以机变著称的马士英没有太多犹豫，迅速地加入了“拥福”行列。

史可法哪里知道马士英的变化如此之快，为了彰显自己迎立桂王的凛然正气，还煞有介事地把姜曰广等人所总结出来的“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等七项不可立福王为帝的理由写在信里，寄给马士英。

马士英将史可法这封信小心翼翼地珍藏了起来。

在他看来，一旦福王得登大宝，这封信将是以后要挟史可法的最佳法宝。

接着，马士英也提笔写了一封信。

不过，他这信不是写给史可法的，而是写给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的。

在信中，他以凤阳总督和三镇名义正式宣布拥立福王朱由崧。

前文说过，韩赞周是崇祯专门钦点派到南京监军的大太监，是南京三大实权人物之一。接到了马士英的信，不敢怠慢，立刻遍邀南京各大臣到自己家中商议对策。

众人读了马士英的信，莫不震响失色。

俗话说，枪杆子里出政权。

现在，福王已经得到了三镇总兵的支持，大家还能有什么选择？

大家只好违心地表示同意，匆匆散去。

5 朱由崧登位

拥立潞王朱常汸最卖力的钱谦益从韩赞周家出来，一头钻入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家找高弘图通气。

大史学家谈迁时为高弘图府上幕客，目睹了钱谦益惊慌失措、满头大汗的丑态，尽述于《枣林杂俎》一书：钱谦益冒着酷暑天满头大汗走进高弘图府中，一句话不说，解开外套，连喝了三四碗绿豆汤，抹了抹嘴，又索汗巾擦干额头的汗，才问：“胶东（指高弘图，高弘图为山东胶州人）意欲拥立谁？”高弘图想也不想，说：“福王。”钱谦益脸色大变，一肚子不高兴，用力拱了拱手，告辞。高弘图挽留，并提醒他说：“大局已定，天子可不是我辈可以违抗的。”钱谦益如梦初醒，重新坐下，命令跟随在身后的仆人火速去订购乌纱帽，自我解嘲道：“我虽然被罢官，但已经获赦，来日一起候驾龙江关！”

原本，四镇总兵之中的山东总兵刘泽清是追随钱谦益一起拥立潞王的，但钱谦益既然这样见风使舵，而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又已经明确做出了表态，他自己一个人势孤力单，只好也跟着改弦易辙，弃潞拥福。

福王继统之事遂无可更改。

最冤的是史可法，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成了十足的冤大头。

不过，这件事也怨不得谁，一切都是他自找的。

试想想，你本来就是南京最大的实力派人物，如果一早就当机立断，按照伦序迎立福王朱由崧继统，谁能阻挡？

所谓“至德者不合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也！

而从马士英的角度来说，其临时变卦，也确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其若不随风而转，势必为手下军队所架空，进而被其他从龙官员所淘汰。

为避免节外生枝，马士英率领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卢九德等人在凤阳皇陵前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宣誓”活动，随后，亲自率兵前往淮安迎接福王朱由崧。

朱由崧的舟船在从淮安驶往浦口的途中，马士英四处张发文告，称：“新君已定，但听传闻南都有大臣还持不同意见，马某为谨慎起见，勒兵五万，沿江驻扎，以备不测。”

此举明显是针对史可法了——你史可法公开、高调地指责福王“七不可”，会不会从中作梗？

读了马士英的文告，史可法就像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却也不得不红着老脸前到江边朝拜和迎接朱由崧。

但，这个时候，无论史可法说尽多少好话，表尽多少忠心，献尽多少媚态，都难以补救先前所说过的伤人之语了。

明末大儒黄宗羲天真地以为，这个时候，只要史可法捅破那层窗户纸，大胆向弘光帝解释，就说刚开始之所以有不同意见，那是对事不对人，主要是遵循圣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训导，现在嘛，群臣的名分已经定下，圣上就不要把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放在心上了。

也不想想，你史可法既然一点口德也不积，恣意对朱由崧的人品做了全面的否定，又岂是口舌之辩可以挽回的？

不过，这时的朱由崧潦倒落魄不堪，还不一定有觊觎宝位之想。

甲申年（公元1644年）四月二十九日，朱由崧的舟船在马士英等人的拥护下，顺利抵达南京城外燕子矶。

南京官绅无不前往参拜。

朱由崧头戴角巾，身穿葛衣，孑影空囊，楚楚可怜。

史可法远远见了，赶紧跪下叩拜。

朱由崧听马士英介绍得知是史可法，赶紧回拜，并伸手扶起史可法，目中流泪，口中喃喃说道：“家耻未雪，国仇未报。”

史可法代表南京大小官员启请朱由崧监国。

朱由崧泪流不止，推辞说：“大明宗室多有贤明之士，朱由崧才浅德薄，万不敢担任。”

五月初一，朱由崧在众人的拥簇之下进入了南京城。

诸臣挨次觐见，素衣角带的朱由崧面对诸臣行礼皆以手扶，待茶款语，极其宽和。

众大臣所说只要涉及要迎立他监国的事，他就极力推辞，说：“宗社事重，不谷（古代诸侯对自己的谦称）不佞不足以称宗社。愿请讨宜者，不谷不敢当。”

众大臣所说只要谈论及当前的国难处境，他就掩面而泣，一味强调：“封疆大计，唯仗众先生主持。”

五月初二，大臣继续面奏劝进，朱由崧仍旧推辞道：“人生以忠孝为本，今大仇未报，是不能事君，父遭惨死，母无消息，是不能事亲。断无登位之理。”

想那朱由崧，孑然一身，孤苦伶仃，逃难于江淮，餐风宿露，漂泊不定，嘴里所说，并没有旁人指点、教授，每一言每一语都出于其本人之肺腑，而且，在明成祖朱棣所定严酷藩王制度下，还能以国家大事为重，哪里有半点史可法等人所说的“七不可”的迹象？又岂能不令群臣感动万分？

群臣继续劝谏。

朱由崧看实在推不开了，便诚恳解释道：“听说太子及永、定二王就陷落在李自成的贼军之中，应该还有机会迎回。就算迎不回，则桂、惠、瑞三王都是本王的叔父，还是请各位先生从他们仨中择贤而立。”

群臣仍是执意劝谏。

不得已，朱由崧最后松了口，说：“那我就权且担任监国，登帝位那是万万不敢的。”同意了暂时出任监国。

当日，颁谕天下称：“天下不可无主，帝位不可久虚，诸臣执意根据伦序强行推举本王，劝谏的文章一篇连接一篇，本王实在无从推辞，就勉强循从群请，于崇祯十七年五月初三暂受监国之号。”

马士英有策立大功，位列文臣之首，为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衔，仍任凤阳总督，入阁辅政。

史可法退居次位，仍为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

两大阁臣，到底谁留京居守，谁出镇督师？马士英首先表态，说：“马某前年出擒刘超，艰辛劳苦，筋疲力尽，已经老无所用了。史老先生镇抚皖城时，屡建奇迹，如今淮安士民仰慕史公盛德，不亚于神明慈父，有能力督领这支军队的人除了史公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

史可法也清楚自己已不能见宠于朱由崧，又考虑扬州重镇委他人有失，只好自请出朝，督师江北，说：“马老先生言过其实了，马老先生言过其实了！不过，为国家效力，我怎敢挑肥拣瘦、贪生惜命？但凡对国家有利，无论是往东西南北哪个方向，史某甘愿受命！”

就这样，原先手执第一实权的史可法被排挤出新建小朝廷的政治中心。

魏国公徐弘基等勋臣向来敬奉史可法犹如神明，现在恨史可法两面三刀、做事无主见，人前人后一个劲地说史可法“勤王无功”“可杀”。

而钱谦益、吕大器等人眼看朱由崧出任监国，都担心朱由崧会追究起自己议立潞王的事来，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劝朱由崧登帝位。

这样，仅仅过了十二天，即五月十五日，后经群臣再三进谏，朱由崧只好同意登基，他说道：“先前我说得已经很清楚了，大家还是不停地连章劝谏，各位先生对我拳拳忠爱，无非是从国家大业出发。我也不忍心再坚持违背大家的请求了，暂且勉强从命，等选到了佳日便举行。”

择日不如撞日。

由不得朱由崧细选佳日，在群臣的强烈推动下，当日，朱由崧正式登上了大位，改明年为弘光元年。

6 南明镇将的本来面目

朱由崧初登大宝，便捐弃前嫌，广揽人才，任用大批东林、复社人士。

除史可法任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外，高弘图也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并入阁办事；姜曰广为礼部左侍郎亦入阁；另外，张慎言、徐石麒为吏部尚书，张有誉为户部尚书，顾锡畴为礼部尚书；又起用刘宗周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翰林、卿尹、台谏、部曹等也都各有任命。

一时间，小朝廷整治得井井有条。

弘光本人也很勤勉，对大臣提出的各项奏疏都虚心听取，并经常召见廷臣，听取意见，处理政事，每日忙碌个不停。

不过，在乱世，军事建设的重要性远比政事重要。

由此，弘光厚封“定策元勋”高杰为兴平伯、刘良佐为广昌伯、刘泽清为东平伯、黄得功为靖南侯。

高杰，字英吾，陕西米脂人，和李自成是同乡，跟随李自成起事。其本人长得精悍矮小，却勇悍绝人，为李自成麾下得力干将，军中绰号为“翻山鹞”。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十月，李自成被明将贺人龙围于陇州。为了能逃脱围困，李自成施诈降计，派高杰向同为米脂老乡的贺人龙约降。高杰与贺人龙搭上线后，相互间来往密切，颇有弄假成真的迹象，李自成大犯狐疑。就在猜忌已生之际，高杰到军资仓库去支粮米，迷恋上了李自成妻邢氏，一对奸夫淫妇，天雷勾动地火，迅速勾搭成奸。云雨过后，邢氏反复劝高杰脱离李自成。高杰遂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与邢氏一起率部投降了明将贺人龙，得授予游击之职。

降明后的高杰异常卖力，多次大败李自成、罗汝才、张献忠等人，累功升任总兵。

崇祯八年（公元1644年）初，大顺军渡河东征，气势如虹，直取明都北京。大明王朝国势江河日下，大大小小的明廷将士望风而附。但高杰与李自成之间已有夺妻之仇，哪敢投降？只得仓皇遁逃，沿途纵兵大掠，由陕西经山西、河南怀庆窜入山东。

高杰进入山东时，崇祯皇帝已命丧煤山，百姓都认为天下要改姓李了，翘首盼望大顺军早日到来。

逃亡路上的高杰便假名“闯王安民”，冒充大顺军索取粮饷。其兵得了犒军的牛酒，狂走如骛，汹汹难遏。

马士英知他部下有悍兵三万、马骡九千，将他招至徐州，勉励说：“将军以身许国，当带砺共之。”

刘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