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灭_第3节

想把帝位传给朱常洵。可是，按照宗法制度，帝位的传承应该是这样的：皇位继承，父死子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帝无子嗣，兄终弟及。

朱常洛和朱常洵都不是皇后生的嫡子，但朱常洛年长，比朱常洵整整大了四岁，是长子。

万历帝真不愿意把帝位传给朱常洛。

为此，迟迟不肯册封皇太子。

这个事儿，前前后后一共拖了十九年。在这十九年时间内，朝臣前赴后继，不断劝万历早日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哭骂、打闹、抗争，发生过无数鸡飞狗跳的事件，甚至是流血、死亡的恶性事件。史书上把这件事称为“争国本”。

一直到了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万历帝终于在强大的外界压力下做出了妥协，同意立十九岁的朱常洛为太子。这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才算尘埃落定。

可以想象，如果万历皇帝真拿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精神坚持下去，或者心再狠一点，像晋献公害死太子申生一样提前害死了朱常洛，这帝位就轮不到后来的天启、崇祯兄弟来坐了。身居九五之尊的，那是朱常洵、朱由崧父子了。

所以，要在崇祯皇帝的儿子之外另找朱明子孙作为新君，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福王朱由崧。

当然，福王朱由崧之外，也有人提到了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

万历共有八子，目下还存活着的只有瑞王朱常浩、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

这三个人，都是万历帝的儿子，和朱常洛、朱常洵一样，是具有帝位继承资格的。

只是，瑞王朱常浩就藩于汉中，为避李自成之乱，早在七年前（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就遁入了四川，路途比较遥远。而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同为一母所生，两人分别就藩于荆州、衡州（今衡阳），最近，为避张献忠大军，一个逃入绍兴，一个奔至广西梧州。

而且，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都是福恭王朱常洵的弟弟，以“立长”论，比不上由福王朱由崧继位名正言顺；另外，他们的辈分比崇祯帝高了一辈，从名分上说，“侄死叔继”也不如福王朱由崧的“弟终兄及”合适；最主要的是他们离南京太远，一时也难联系得上，而福王朱由崧就与潞王朱常淓等人一同避战乱于距留都南京不远的淮安。

福王朱由崧既然在伦序和地理上占据了明显的有利地位，那么，在议新帝问题上，立福王的呼声最高。

淮安巡抚路振飞写信给史可法，强调：“按照伦常制度排序，帝位当在福王，先生请尽快确定社稷之主。”

大臣刘城也催促史可法赶快率领众大臣奉迎福王入南京，称“此中外臣民之愿也”。

工科给事中李清、吏科给事中章正宸、进士郑元勋等人均持相同态度。

但在籍礼部侍郎钱谦益、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南京兵部右侍郎吕大器、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张慎言、掌翰林院事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等南京大臣并不以为然，他们心目中的帝位候选人却是与福王朱由崧一起避难于淮安的潞王朱常淓。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钱谦益和吕大器、张慎言、姜曰广等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林党。

想当年，“国本”之争虽然结束，但紧接着又发生了著名的“妖书案”和“梃击案”。

所谓的“妖书案”是有人托“郑福成”之名著《续忧危竑议》一书，“郑福成”三字分别由郑贵妃、福王、成功三个词语拆合成，书中所写，是说万历帝不得已立了朱常洛为太子，但过不了多久，就会改立福王朱常洵为太子。

“梃击案”则是有人持棍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似乎是要对太子不利，但此人却被守门的太监轻松制服。

显而易见，“妖书案”和“梃击案”就是“争国本”事件的延续，其表面似乎是皇帝的家事，但实质上却是影响国家发展的大事。

这两桩离奇的案子最终被万历帝压下去了，但疑云迷雾贯穿其中，让人挥之不去，遐想万千。

这以后，大臣们常借题发挥，“奏章累数千百”，门户之祸大起，形成了诸如东林党、浙党、楚党、宣党、齐党等党派之间的激烈政治斗争。

天启末年，浙、楚、宣、齐各党更是融入了魏忠贤所率领的“阉党”之中，结成了一个“反东林联盟”，进而与东林党展开了一轮轮你死我活的诋毁攻讦。

这些攻讦死人无数，大明朝廷内耗严重，元气大伤。

后人语：“大明亡于党争。”所语非谬。

钱谦益和吕大器、张慎言、姜曰广等人不赞成立福王朱由崧，是担心福王朱由崧一旦帝位坐稳，会翻起旧账，对东林党发起打击报复——要知道，在“争国本”及后来发生的“妖书案”、“梃击案”、“红丸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就是东林党人，在这些事件中，东林党人所打击和排斥的对象就是朱由崧的父亲朱常洵及其祖母郑贵妃。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自称牧翁、虞山老民、篯后人、聚沙居士，晚号蒙叟、绛云老人、敬他老人、聋骏道人、没口居士、东涧遗老，苏州府常熟（今属江苏）人。

钱谦益为时之文坛巨擘，独领风骚数十年。

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钱谦益参加科考，本来有望中头牌状元，但因浙江归安（今浙江省湖州市）人韩敬行斥巨资作弊提前内定成为状元，钱谦益只好屈居探花。

钱谦益受科场舞弊之害可不止一次。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他任浙江省乡试主考，又被卷入另一场科场舞弊案中。

这场科场舞弊案把钱谦益害惨了。

以致他在官场上数番起落，最终还是倒在了权臣温体仁、周廷儒的联手攻击之下，落了个革职查办的下场。

所以，这个时候，他只是个在籍礼部侍郎，即官籍保留的“在野党”人士。

叶向高、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黄道周、文震孟等东林元老相继离去后，钱谦益俨然成了“文冠东南”的东林党魁、清流领袖。

许许多多不满温体仁专权的士大夫都投到了钱谦益的门下。

一时间，钱谦益的声名如日中天。

现在，大家都议立新君，钱谦益就危言耸听地对姜曰广、张慎言、吕大器、高弘图等东林党要人说：“潞王，是穆宗（隆庆帝朱载垕）的孙子，神宗（万历帝朱翊钧）的侄子，血缘关系很近，贤良聪明，可拥立登帝。当年，福恭王（指福王朱由崧的父亲朱常洵）觊觎帝位，几乎酿成大祸，如果他的儿子（指朱由崧）登上帝位，他势必为‘三案’翻案，将我们东林党人视为俎上肉。”

听了钱谦益的话，大家的心头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为了避免出现福王对东林党“反攻倒算”的隐患，他们一致主张立与福王朱由崧同在淮安避难的潞王朱常汸，对外开出的理由是潞王朱常汸“贤明”，而福王“不孝”。

其实，潞王朱常汸是不是真的“贤明”，福王是不是真的“不孝”，这些人是根本无从知晓的，他们这会儿一个劲地瞎嚷嚷，无非是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罢了。

而退一步说，就算他们真的了解二王的为人，那么，他们判定“贤明”和“不孝”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明朝制度，特别是宣德之后，藩王既不统兵又不治民，所谓的“贤”，不过是生活低调，不殃民，不扰民，仅此而已。

钱谦益等人节外生枝，另立潞王，非惹出大乱子不可。

想当年，万历喜朱常洵而恶朱常洛，又何尝不想以朱常洵的“贤明”来代替朱常洛的“不孝”，进而破坏“伦序”和“祖制”？而当时，东林党人就是用“伦序”和“祖制”为依据来战胜了万历。

现在，你钱谦益又一反争国本的逻辑来否定福王朱由崧继位的合法性，其所引起的灾难是不难预料的。

吏科给事中章正宸就说：“光庙（指光宗朱常洛）居住在东宫为太子时，大家都以光宗为国本；现在光宗与熹、毅二宗（指熹宗朱由校和毅宗朱由检）已经绝嗣，就必须以福藩为国本。如果说潞藩可以代替福藩，就犹如当年福藩可以代替光宗一样，国本岂不乱套了？”

并且，潞王朱常汸只是万历皇帝的侄子，血缘上比福王朱由崧远多了，其继承法理甚至还比不上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钱谦益等人非要硬插这一杠子，真正是唯恐天下不乱！

扬州进士郑元勋预言：“若立潞藩，则大祸从此而始！神宗（指万历帝）当国的四十八年德泽久系人心，我等怎么可以舍弃他的孙子而另立他的侄子？一旦应该拥立的不予拥立，则天下宗室都有可能被拥立为君。那时，各路藩镇都拥立一个天子来号令诸侯，又有谁能制止？再者说了，潞王若真的登位了，则我等应该怎么安排福王？杀死他，还是幽禁他？天下各路军马从此将纷争不休了。”

的确，单就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见载于玉牒的宗室人口，就达到十五万七千余人。到了崇祯十七年，保守估算，宗室人口至少已经超过二十万人。如果个个都可有资格登帝位，那天下岂不乱了套了？！

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南京首席大臣史可法乃是东林党元老左光斗的得意门生，本来是想按伦序迎立福王朱由崧的，偏偏又在和东林党人私下讨论立君人选时口无遮拦地说了一句：“想那齐桓公身为一代霸主，用管仲则齐国大治；用易牙、开方则齐国大乱。现在，无论我们拥立谁，只要我们不全听他的吩咐，又会有什么祸患？”

此话一出，准备拥立潞王的人一片哗然，而准备推举福王的人更是对史可法痛恨无比。

史可法只好自掌嘴巴，不敢再坚持拥立福王了——再坚持下去，就有“挟天子令诸侯”的专权之嫌。

但，他也很清楚，立潞王朱常汸绝对是个错误。怎么办呢？

在无穷尽的焦虑和纠结中，他决定前往浦口同另一个手掌兵权的重要人物商量定策大计。

4 马士英定策

史可法要找的这个人乃是凤阳总督马士英。

马士英，字瑶草，贵阳人，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进士，初授南京户部主事，天启年间迁郎中，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迁山西阳和道副使，崇祯五年（公元1635年）擢右佥都御史、宣府巡抚。在宣府任上，因行贿被人告发，坐遣边防，不久流寓留都南京。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李自成、张献忠所部农民起义军的气势延盛，攻城略地，所向披靡。马士英得以起用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庐州、风阳等地军务。

重新入仕的马士英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该年，保定总兵刘超叛乱，巡抚王汉率兵讨伐身亡，崇祯命马士英率军进讨。

马士英驱兵前往，连战皆捷，进而筑长围困城。

刘超为河南永城人，与马士英是旧相识，出城请降。马士英疑其有诈，待刘超甫一出城，便夺其佩刀，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除掉城内叛军武装，将刘超捆绑成一个大粽子，献俘朝廷。

马士英此事做得干脆利落，得到了崇祯帝的高度赞赏。

也从这件事看出马士英办事有勇有谋，反应快，善机变。

当然，史可法找马士英商量定策大事并非是借重于马士英的谋略和机变，主要是因为马士英同样是手掌兵权的督师文臣，其直接节制着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总兵，若是得到马士英的支持，无疑会取得这几支军队的支持。

在前往浦口的路上，史可法已经琢磨出了一个折中之计，即既不立福王朱由崧，也不立潞王朱常汸，而立远在广西梧州的桂王朱常瀛。

史、马密商的过程是愉快的，结果也是史可法所希望得到的。

史可法说：“不管是论血缘还是论贤明，桂王都是最佳人选。”

马士英快人快语，答：“立桂王也很好，但必须从速。”

马士英这么配合，是因为他没料到自己会在史可法心中占据这么重的分量，有些受宠若惊，无论史可法说什么他都跟着附和。

因为太过于激动，马士英还想马上邀请南京各衙门官员齐赴浦口，以做成拥立桂王的事实。

史可法考虑到马士英所任的凤阳总督不过是地方高级官僚，无权召集朝廷大臣开会，没有答应。

饶是如此，史可法还是在第一时间内从浦口给南京高级官员发回一封亲笔信，直陈定策意见：“既然立福王、立惠王大家都有争议，不如二者皆舍而改立桂王吧。”

为了照顾到东林人士的情绪，史可法又郑重其事加了一句“至于潞王，可以仿古代兵马元帅的制度由他统天下兵马”。

对于这个折中方案，南京的钱谦益等人并没有太大的意见。在他们看来，只要不是立福王朱由崧，一切都不是大问题。

但要立桂王，就必须从理论和道义上彻底否定福王。

于是，史可法给福王定下了“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的调子，剩下的事交给钱谦益等东林党人进行完善和补充。

这样，众东林党人士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对福王进行操行评定。

这个说福王朱由崧“在邸不类事”，那个说福王朱由崧“非天子器”。

吕大器、张慎言、姜曰广、钱谦益等人最后总结出了福王朱由崧有七条不可登位的理由，即：“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提交给史可法。

实际上，给朱由崧冠以“七不可”的恶名，进而说他“不类事”，多为凭空捏造。

的确，老福王朱常洵为郑贵妃所生，深受万历帝所爱，封藩时得到了远远丰厚于其他藩王的赏赐，以至于民间流传有“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的说法。

不过，明成祖本身是由藩王举兵而取得帝位的，对藩王的防范就特别严苛，专门为藩王制定了许许多多不合人情的条令，有些甚至已经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了。比如说，亲王封国后非奉诏不得进京，且必须老老实实待在封地的百里之内，不得擅离封地，而且不能出现二王相见的现象。有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