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它,只能偏安南方;游牧民族占有它,则可挥鞭南下。
当徐达、常遇春所率领的明朝大军犹如旋风之势席卷幽燕大地,这片困扰了中华汉族人民整整四百多年的“燕云十六州”终于回来了。
大明王朝的社会发展想要治隆唐宋,疆域拓展想要远迈汉唐,就必须把这片土地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永不再失。
这片土地离长江下游的南京有千里之遥,并且时时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要实现这一点,难度很大。
明太祖想到了迁都。
但北京历经辽、金、元等异族统治,胡化严重,还不适合作为新生明朝的国都。
迁都成了明太祖的一个心病,该心病,毕明太祖一生都没能解决。
最终,将国都成功迁到了北京的是明成祖朱棣。
虽说朱棣登上帝位并不是明太祖先前所设定的轨道,但朱棣迁都北京,绝对没有违背明太祖要迁离南京的本意。
燕王时代的朱棣在藩于燕地,多次与蒙元残余势力作战,深谙燕地的战略重要性。所以,他在即皇帝位后的第二年就改北平为北京,并经过长达二十多年的精心筹备,于公元1421年完成了迁都之举。
不过,在明仁宗、明宣宗两朝,北京一直被称为“行在”,即皇帝率文武百官驻扎的临时首都;这也就意味着南京还是大明王朝的首都,毕竟,它是太祖所定之都。
到了明英宗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北京才成为正式首都;南京被称为“留都”,即“置官留守的首都”。
这就是大明王朝“两京制”的由来。
虽说隋、唐两朝也有长安、洛阳两京,但明显可以看出,大明王朝的“两京制”与之相较有很大的不同——留都南京里面留置有一套与北京中央机构相差无几的政府部门,六部、都察院、五府和内廷的太监体系,一应俱全,堪称“朝廷的备份”。
“两京制”的形成,使北京成为明朝的政治、军事中心;南京则成为明朝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帝国的南北达到了一种很好的平衡。
不难设想,如果明朝一直将政治中心设置在南京,那么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都在南京,中国北方将不断凋敝下去,大帝国的统一与稳定就得不到保障。
话说回来,虽然两京各衙门官员地位相同,但北京的六部等衙门却是手握实权,可以直接参与国家管理,是名副其实的中央权力机构;而南京各衙门官员多为虚衔,公务清闲,到此任职,则被称为“吏隐”。
在留都南京,除了“吏隐”的六部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六科给事中,都察院的都御使、御史,翰林院侍读学士等文官及充任监军的太监外,还有一类很特殊的人——勋臣。
所谓“勋臣”,即指国家元勋的后裔,这些人所构成的集团也称世袭贵族集团。该集团中比较著名的有开国第一功臣徐达的后人魏国公徐弘基;开国第一猛将常遇春的后人怀远侯常延龄;开国第一谋臣刘伯温的后人诚意伯刘孔昭;靖难功臣赵彝的后人忻城伯赵之龙等。尽管这些人都有一个超级牛的祖上,但作为功臣之后,他们世代被国家豢养了起来,在政治上并不具有很大发言权,只好悠游林泉,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自小娇生惯养,养尊处优,动脑、动手能力相对较差。
衙门官员、太监、勋臣三类人员共同组成了南京政府部门。
这个政府部门有三个人掌握着实权,即:南京兵部尚书、提督南京军务勋臣、守备太监。
南京兵部尚书姓史,名可法,字宪之,又字道邻,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人。
崇祯皇帝曾有意提拔史可法在北京担任兵部尚书。有人却说:“史可法任南京兵部尚书,淮扬则平安无事;史可法一旦调离,则江淮危险,请圣上留他在南京以维系东南人望。”
崇祯经过慎重考虑,遂改任史可法为南京兵部尚书,主管东南一隅的军务。
提督南京军务勋臣的乃是忻城伯赵之龙。
担任南京内守备的大太监叫韩赞周。
张怡记载,崇祯末年,南京缺守备勋臣,廷臣经过讨论,首推忻城伯赵之龙。安排赵之龙担任提督南京军务勋臣的当日,崇祯帝带领三个儿子亲自接见了赵之龙,赐座、赐茶,特别交代说:“留都南京是根本重地,朕已经精心挑选及起用了两个人,其一为司礼太监韩赞周,此人忠诚勤谨,足当守备之任;另一为兵部尚书史可法,朕虽没见过他,但大家都说他大材堪用,朕便依言予以重用。现在加上你,一共是三个人,有你们三个人主持南京的工作,朕可以放心了。不过,韩赞周只擅长干扫地洒水之类的事儿,史可法出身于寒门,看问题的眼光恐怕欠缺。如果爱卿能与国家休戚相关,所起的作用会比韩、史二臣更大。朕也知道你一定会尽职尽责,所以朕委此重任于你。”
2 被时代推上了风口浪尖的史可法
据说,史可法的母亲在身怀史可法期间,经常梦见南宋忠臣文天祥——如果从解梦的角度来说,这其实是很不吉利的,要知道,文天祥乃是殉国大英雄,一个孕妇屡屡梦见文天祥,这是不是意味着大明王朝有什么不测之祸呀?这也由此可知,这个传说多半是后人附会的无稽之谈。
史家世代为锦衣百户,史可法的祖父史应元曾乡试中举,授官黄平知州,有仁惠之政。史可法的父亲史从质却屡试不第,仅为庠生。
史可法的资质远胜乃祖、乃父,很小的时候,就以聪明好学闻名乡里。
此外,史可法还特别孝顺。
俗话说,忠臣死忠,孝子死孝。一个能孝顺父母的人,必能处处与人为善,亲爱友邻,体恤他人,悲天悯人,从而精忠报国。
成年后的史可法身躯短小,肤色黝黑,相貌丑陋,口拙舌笨,不大会说话。但双眉带彩,目有精光,写得一手好文章,且胸怀大志,喜经世方略。
清初散文大家、古文“桐城派”创始人之一的方苞在他的名作《左忠毅公逸事》中记有与史可法有关的逸事。
说桐城先贤左光斗曾在京畿任学政,负责督察京师学官工作并主持京城地区的院试。某天,风雪严寒,左光斗带领几个随从乘着马微服私访,入一古寺避风雪。恰巧,史可法就索居在古寺内用功读书,备战科考。左光斗他们进来前,史可法刚刚写了一篇习作,累了伏在书桌上沉沉睡去。寺内没有炉火,寒气逼人,左光斗看着这个寒窗苦读的年轻人,关切之心油然而生,轻轻地走到书桌边,细细读了那篇刚写成草稿,喜其文才难得,便解下了自己身上的貂袍盖在他的背上,并帮他关闭好所有门窗。日暮,左光斗准备离去,史可法尚未睡醒。左光斗向寺内僧人问知了史可法的名字,牢牢地记在了心里。该年院试(并非正式科考,乃是考生为了获得参加正式科考资格所必需的一种考试,也叫章试。由各省学政担任主考,考场设在学政巡回案临的府、县,每年举行一次,应试者称童生、儒生,通过了考试即称生员、秀才),官吏刚呼喊到史可法的姓名,左光斗灼然注视,睁大眼睛看着史可法。等史可法交上考卷,左光斗当面批他为第一名,定为北直隶八府之冠。
当日,左光斗与史可法的师生名分就定下来了。
左光斗带史可法回自己家,让他拜见妻子,对妻子说:“咱们的儿子皆碌碌之辈,他日继承我辅君治国事业的,只有这个书生可以担任。”
史可法家境贫寒,缺衣少食,左光斗怜他家贫,收作弟子,留于馆署,言传身授,辩论古今,情若父子。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左光斗任左佥都御史,先是与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接着又草奏弹劾魏忠贤等三十二斩罪,被魏忠贤构陷下诏狱,在狱中受到了炮烙酷刑,奄奄待毙。史可法冒着被株连的危险到狱中探望,左光斗大惊,怒骂道:“臭小子!这是你来的地方吗?!现在,国家大事已经糜烂到这个地步了,老夫算是完了,你可不能不珍惜自己而轻弃大义,天下大事就靠你们年轻人支撑了!快走,要不走,不用等奸人害你,我今天先打死你!”史可法含泪而出,逢人就说:“我老师的肝肠肺腑,全是铁石铸造成啊。”
史可法入仕的时间是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这一年,二十七岁的史可法参加会试,中进士第,被任命为西安府推官。试想想,左光斗遇害时,史可法还只是一介白身,可是左光斗却已认定了史可法是可任“天下事”的中流砥柱,真可谓慧眼识珠,有知人之明。
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到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史可法除了任西安府推官外,又先后任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到了崇祯八年秋,史可法开始参与平叛剿贼,与卢象升、左良玉、刘良佐等人一起,立下了许多战功,曾一度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四府,以及河南的光州、光山、固始、罗田,湖广的蕲州、广济、黄梅,江西的德化、湖口等县,提督军务。
不过,因为没能在朝廷限定时间内剿灭叛贼,史可法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9年)遭到廷臣弹劾,被勒令戴罪立功。
史可法知耻而后勇,率领将士拼死作战,终于在英山、六合一带连续击败贼军。一时间,天下咸知“史都堂之兵号称强”。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史可法服岳父之丧离职。服满回朝,起用为户部右侍郎兼任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淮安、扬州,暂时离开了战场。
在主持漕运事务上,史可法也极有才干,其疏通了南河,使漕务工作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久,调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密政务。
崇祯皇帝有意提拔他在北京担任兵部尚书。有人却说:“史可法任南京兵部尚书,淮扬则平安无事;史可法一旦调离,则江淮危险,请圣上留他在南京以维系东南人望。”
崇祯经过慎重考虑,遂改任史可法为南京兵部尚书,主管东南一隅的军务。
到了南京,史可法深感南京的军备废弛,军队久不训练,缺乏战斗力,迅速制订了八条整革措施,并严格执行该措施进行练兵。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听说李自成要西出东征,攻取北京,史可法赶紧于四月初一领衔发布了“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赀急事”的南都公檄,火速率军进京勤王。
先后起兵勤王的江南官员有:在籍兵部侍郎徐人龙,主事雷祚,浙江台绍道傅云龙,台州知州关继缙、通判杨体元、推官张明弼、知县宋腾熊,在籍前靖江知县陈函,临川佥事曾益,吴县生员王圣风、徐珩等。
史可法大军到了浦口,北方突然有消息说崇祯皇帝已乘舟由海道南下,太子也从间道得以逃出。
在北京失守前夕以大学士身份退休南归的蒋德璟不知从哪儿得来消息,对史可法有鼻子有眼地说:“圣上已经从北京南来,有人曾在天津遇上,圣上与周皇后及内官数十人都穿着相同的服饰。”又强调说:“现在各郡各邑都不适宜在惶遽间设置龙亭哭祭。”
史可法一时惶惑无计,只好按兵不动。
没过几天,确切地说是四月初八日,淮安巡抚路振飞发回塘报,宣布了一个惊天噩耗——北京失陷,皇上驾崩。
这真是一颗重磅炸弹,所有人都被震傻了。
这个噩耗又在四月十七日,由北京逃出来的原大学士魏炤乘予以证实。
但史可法并不认为这就是世界末日。
是,大明王朝的北京是失陷了,但还有南京呢。大明崇祯皇帝是龙驭宾天了,但还可以再立一个新皇帝!
按照伦理,新皇帝的候选人当是太子无疑。
早在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崇祯皇帝就将自己和周皇后所生、刚满周岁的长子朱慈烺立为皇太子了。
这位朱慈烺太子天资聪颖,跟随姜逢元、姚明恭、王铎、屈可伸、方逢年、项煜、刘理顺、吴伟业、杨廷麟、林曾志、胡守恒、杨士聪等名儒名臣读书,学习了许多治国做学问的道理。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月,李自成攻破太原,群臣有让太子南下监抚南京之议,但遭到了阁臣陈演、魏藻德等人的强烈反对。崇祯本人也悲观无比地叹息说:“朕经营天下几十年,尚不能济,哥儿孩子家,做得甚事?”此议遂被搁置。
等到北京的外城、内城皆已失守,崇祯这才吩咐太子和另外的两个儿子永王朱慈灿、定王朱慈炤(崇祯帝共有七个儿子,但长大成人的只有三个)各自逃难。
可是,大厦将倾,他们能逃到哪里去?覆巢之下,又安有完卵?!
太子和永王、定王均消失在乱军之中。
国不可一日无主,就算不能马上拥立出一位新皇帝,也必须先拥立出一个藩王来监国。
立谁好呢?
按明代制度,南京兵部尚书位居留都百官之首,执掌着南京兵权的史可法被历史推上了时代浪尖。
史可法与南京守备太监及众提督南京军务勋臣就立君问题上展开了一番热闹讨论。
依据血统关系,除了崇祯帝皇帝的三个儿子与崇祯皇帝最亲近,及从法理上说,最有资格当皇帝的非福王朱由崧莫属。
3 新君候选人
福王朱由崧是崇祯帝的堂兄,其父朱常洵和崇祯皇帝的父亲朱常洛同为万历皇帝的儿子。
朱常洛的生母王氏原是万历母亲李太后身边的一名长相普通的小宫女,很偶然的机会,却被万历宠幸了。
“宠幸”是委婉的说法,其实是强奸。
那时,万历才十八岁,雄性荷尔蒙分泌旺盛,春情勃发,理智被情欲战胜,犯了错误。
事后,万历百般抵赖,打死不承认发生过这事。
但小宫女王氏怀孕了,并在九个月后生下了朱常洛。
可以想得到,朱常洛的到来完全是个意外。而朱常洛本人,应该不会受到万历帝的欢迎和喜爱。
万历皇帝喜爱的是郑贵妃,爱屋及乌,就特别喜欢郑贵妃后来所生的儿子朱常洵。
万历帝
登录信息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