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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少林、昆仑、崆峒等名门正派的高手，在那少年侠士之前，变成半点施展不出的庸才。
情节固然大同小异，所用的文字也另有他们一套，什么“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什么“亡魂皆冒”，什么“一朵武林奇苞”，那都是香港武侠小说家所不用的。武侠小说大流行不到十年，台湾方面似乎比香港流行得更加厉害，但十年之间，许多套子和公式居然已如此根深蒂固，确实是令人感到十分惊异的。
《自由谈》中三问题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自由谈》中关于文艺，曾讨论过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共大陆近年来出版的小说好不好。有人认为读之索然无味，有人认为极有价值。第二个问题，是马列主义和文艺，有人认为艺术应当着重技巧和感人的力量，有人认为政治思想第一。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抽象画的，有人认为抽象画莫名其妙，令人无法看懂，因此是毫无价值，也有人认为抽象画乃是一种新的风格，用以表现现代人的情感。
三个问题归纳起来，其实只是一个问题，一个在文艺史上争执了千百年的老问题，那就是形式和内容之争。关于这个问题，许许多多有学问的专家和学者，早已写过不少著作，发表过大量文章。《自由谈》中这些争辩，都不能越出以往学者们见解的范围。到底哪一种看法对，在我认为，这不是能用道理来说服别人的。信仰这一种世界观的人，自然会认为形式重要，持另一种世界观的人，不可避免的会觉得内容高于一切。赫鲁晓夫要反对抽象画，毛泽东说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你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这谈不上谁对谁错。有人主张诗中要有哲理，美术要用来宣扬上帝的伟大和耶稣的慈爱，小说应当为无产阶级服务，电影须有劝人为善的教育意义。也有人认为诗歌以抒发自己的感情为主，文章以气韵为先而不必求其载道，看小说电影在求“美”的欣赏而不必理会“善”的陶冶。
简单说来，那是“善”与“美”是否应当统一的问题。在形式主义者的看法，“美”是可以独立的。一幅裸女的图画或照片，我们只欣赏它线条的美丽、色彩的和谐、构图的独创性，至于这幅裸女是否能引起观看者不道德的想像，那不是艺术家要关心的。“载道派”的意见，却认为艺术创作必须另有目的，小说必须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或利于反攻大陆，戏剧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等等。
满清的大官认为《水浒》诲盗，必须禁绝，中共认为那是农民造反的革命文学，值得重视，两者都是“内容第一论者”。一般读者，却只问好看不好看，不去研究它有什么内在思想。
美国的武侠小说迷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一位自美国回来度假的青年朋友，在我家里作客。他谈到很多在美国的生活情形，以及美国人对中共的看法。
他是攻读数学系的学生，今年已转入研究院。学校在华盛顿。他谈到的第一点有趣的地方，是美国的华侨学生都是武侠小说迷，尤其是金庸迷。他对《倚天屠龙记》人物的熟悉，比我要好出数倍。在美国，只有大城市才能买到刊载这篇小说的杂志《武侠与历史》。每一期“武史”到达华盛顿后，他们派一个同学驾车到市区去买四五本回来，在学校里分配。十几个同学可分到一本，抽签轮阅，人人都以第一个获悉张无忌和赵明的近况为快。有人不止看一次，重复翻阅至三四次，才觉够味。一个星期的等待毕竟过长，人人都盼望“武史”是五日刊，或者是三日刊。
这位年青的朋友说，看武侠小说的风气，不仅他们一校为然。在美国，华侨学生碰头，都爱拿武侠小说做话题。这种风气与学校生活的单调很有关系，有人以为到外国留学是享福，事实上并不然。像他，每星期除上课外，要兼做各种零星工作，以赚取日常的生活费。周末或假日，最多去看一场电影，除此别无什么消遣。美国本国的学生常常有派对等节目，华侨学生很少参加。故此，他们宁可不要假日，到了假日，更觉得无聊。在这种情形下，各种较吸引人的小说很自然地成为他们消遣的对象。
在美国与在香港生活的差别，是在美国平静，在香港紧张。
美国没有那样密密麻麻的人，没有那样多忙碌的脸孔。很多大自然的美丽景色，这是香港人所享受不到的。本来，美国人是以紧张生活著称的国家，但却还比不上香港。我们听起来不知应当感觉自豪，还是惭愧？
他有一句精彩的评语：“香港人只学了美国人一切坏的榜样。”换句话说，好的地方并没有学过来。在美国并没有香港这样多的阿飞事件，一般人从荷里活电影看来的美国情况都是不真实的。
谈到政治的上头，他说美国人最害怕中共。苏联还可“拍拍膊头”，中共不能。他们已把中共当作未来必然的敌人。在大陆出版的片纸只字，从高级科学杂志到儿童刊物，美国人都加以翻译研究。美国官方积极培养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对大陆地理的知识，山川河流、行省划分，许多美国人滚瓜烂熟，说起来可令中国人目瞪口呆。
最特别的一点是，美国已下令所有海军陆战队要学习中国国语。这大概是准备与中共作战时的一种便利吧？
最畅销的间谍小说
一九六三年十月九日
如果问今天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间谍小说作家是谁，答案恐怕是伊恩·法莱明。他是英国人，所创作的以占士邦为主角的小说，热闹曲折，每部销售达七百万份。许多当今的政海要人，都是他的小说迷，包括美国总统坚尼迪及前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内。
法莱明小说的特点，是细节描写得很真实。许多人写侦探小说或间谍小说，苦于无实际经验，写来如隔靴搔痒。法莱明本身却从事过情报工作，他本人是个生气勃勃，活泼非凡的人物，少年时，即学习法文与德文，从学校出来后，担任新闻记者，曾领导路透社一个小组到苏联莫斯科去工作，学会了俄文，和秘密任务的跟踪术。
一九三九年，英国海军部召法莱明返国，并授阶为海军上尉。实际上，当时海军物色多才多智而富有想像力的人，从事情报工作，法莱明不久即成为海军情报局长葛德福瑞将军的个人助理。
这个时期的间谍工作，给法莱明以后写小说，带来了许多宝贵的材料。举例来说，有一次，一九四一年，法莱明为商谈极机密的案件，赴华盛顿途中，在葡萄牙的一所俱乐部玩球时，认出了一名德国情报官员也在场，法莱明那天穿着斗篷和佩刀，很像一个纳粹分子，于是他便顺水推舟伪称为纳粹军官，与那家伙接触，他不仅是想赢他们的钱，而且想藉以获得情报。结果，他非但没有获得情报，反而输得两手空空，最后，不得不忸怩不安的向上级申请贷款，才了清债务。这件事，以后在他的小说中，活龙活现地被描写进去。
一九四五年，战事结束，法莱明回到报馆任外事部主任工作。这时候还没有开始他的写作生涯，直到他结婚后，生活较前平静，才开始写作以占士邦为主角的间谍故事。
他所塑造的占士邦，有人以为是他本人。但事实上不然，占士邦是贪吃的，他本人却常找借口拒绝一切宴会。占士邦衣饰讲究，他本人却只以普通的服装应付一切。
世界最大胆的影片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据美国《时代周刊》载，这两星期来，瑞典全国各地报章都在讨论一部影片，片名叫《沉默》。由于读者的反应是这样热烈与广泛，以致所有报纸的重要国际新闻都被挤出第一版。他们所争论的焦点是：“艺术还是诲淫？”被讨论的影片是驰誉世界的当代大师殷玛宝曼（Ingmar Bergman）的新作。
这部影片已经在斯德哥尔摩放映过。由于内容提出了非常复杂而罕见的关于性的问题，因而使素来对于性的看法最开通的瑞典人，也不免迷惘起来。他们大多数人认为，其中的关于性的描写，分量太多了，以致于可能使人们中“性”毒。有的观众实在受不住影片中的性问题的刺激而中途悄悄离场。有一部分人在看完之后，变得发呆了，全身软下，无法立即离座。他们说，他们像是在小孩时代，凑近钥匙孔偷看房内的男女活动一样，感到又是新奇，但却又是不解。
影片的主要人物只有四个。一个中年女人，她的一个小孩，一个未出嫁的妹妹及一个餐室里的男侍者。他们以及他们周围的人物，都像是生活在深洋底里的黑暗世界一样。他们除了只知道吃喝与性之外，什么也不知道。这种环境，当然是导演所发明创造的。他们的语言思想，也是导演脑中所创造的。
那个未婚的女子，生来就是具有两性恋的变态倾向，因此，她和她已婚的姊姊发生了奇异的关系。有一次，她和姊姊及她的孩子同去看戏。她在戏院中看到一对男女在做爱。这使她春心大动，也想与男孩子厮混一下。最后，她遇见一个餐室的侍者，他向她调情，她也就带他回家。不料，她姊姊闯进房间，看到她和男人在一起，不免又妒又恨。她的小儿子，这时也在场，目睹着阿姨和侍役在抚爱，竟被深深的吸引着，居然要求他母亲与他要好。那个女的由于第一次尝到与男人共处的滋味，过度刺激，次日一命呜呼。
影片的故事至此告终。殷玛宝曼在摄影方面，尽量暴露性爱的动作。甚至还拍写那位姐姐由于看到妹妹已和男人相好，自己感到苦恼，于是只好回到房里以自渎为安慰的镜头。
这无疑是世上最龌龊的影片，但它却是世界最有名的导演的作品，因而引起剧烈的争论，那些争论，明天再谈。
最大胆影片的争论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瑞典报章对殷玛宝曼的影片《沉默》所争论的要点是：它是艺术？还是“咸湿”？
有人说，这是一部天才的艺术品，是一个感情强烈的诗篇。有人说，这是最肮脏的影片。知识分子则提出一个问题：难道一部电影描写了不道德的人物，它就是不道德的吗？这场争论在斯德哥尔摩继续展开着。
导演自己的意见是：人类具有肮脏的一面，这是上帝安排好的，然而，上帝却对这问题掉脸不愿正视，只好由我们凡人去大胆揭露。他又说，我们的电影虽然要教育观众，但艺术家也须像医生医治病人一样，有时要给他一些有毒性的药品，才能将病治疗好。性的问题在该片中，也是具有最强烈化学性能的药物。要医好道德上的重病，必须以毒攻毒！
我们虽然没看过这部影片，但从其所描写的内容看来，总不免有点过分。人生诚然有其阴暗与丑恶的一面，但一部艺术品若经常强调这一面，必然会使更多的人受到传染。
再说，像《沉默》这种影片的人物与遭遇，在真实生活中恐怕是很难找到的，一个艺术家凭空去制造出这样一种事件（它的艺术手法越高，影响力便越大），实不能逃出“诲淫”的指责。
殷玛宝曼是一个很有名的导演，但他的作品越来越阴沉而难懂。像他近年在各地电影节获奖的影片《野杨莓》与《处女泉》，都是枯涩而高深莫测。这两部片子我都在本港试映时看过（似乎均没有正式上映），即使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对于这位“大师”的作品，恐怕还是懂得不大透彻。
因此，对于一部艺术作品的评价，实在不能为了作者的盛名而受到迷惑，不幸，瑞典人正是如此。
自称新潮不免可惜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中共与苏联之间，除了在政治问题上辩论之外，在电影领域上也展开热烈的论战。这一点，香港左报上似乎还不曾报导过。
争论的要点，是电影应不应该摆脱教条主义的形式。这问题是怎样的，我想暂且不谈，先谈谈其中令人感到兴趣的一点，苏联电影居然提出了“新潮派”的口号，一些年青的导演自称为苏联的“新潮派”。
新潮派是什么？它是在法国首先形成的一种电影风格。用极少的费用、极少的布景，拍摄一些故事简单、主观成分极浓的影片。譬如说，一部描写爱情的新潮派电影，可以从一双男女的偶然邂逅说起，到他们如何接吻、如何两情缱绻、在旅邸共宿一宵，以至次晨醒来而结束。此外并没有其他内容，你要问它想说什么，导演也答复不出。他们会说：“我觉得我喜欢这样拍，就这样拍了。”
第一部这样的电影出来的时候，很轰动一时，因为它太新颖。西方人都是好奇的，不免拍手叫好。但第一位想出新念头的人是天才，第二位就不免有些那个。因此，在新潮派电影热闹一个时期之后，便渐渐冷静了。后来虽有一些新潮派影片出现，却不免流于色情，已变成低级趣味的影片。
或许，一些现代绘画可以代表新潮派的风格，没有主题、没有内容，有的只是一些技巧的线条。作者只注意他个人的兴趣，而不考虑观众是否接受。
世界各地舆论，对于新潮派电影都缺乏好评（只有一二部是例外）。它与现实主义的风格是完全相背的。想不到举世公认在现实主义影坛中执牛耳的苏联电影，现在居然朝新潮派的方向走。这是堕落，并非进步。
我们反对中共电影的教条主义的作风，但同时也不觉得苏联之有新潮派而可喜。至于它反映苏联社会的什么变化，明天再谈。
“第四十一个”及其他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约在四五年前，香港上映过一部苏联片《第四十一个》。这部影片在国际电影节上得过奖，轰动一时。但是在中共大陆却不准上映。
当时我们几个朋友谈起，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部苏联片会受到中共的禁映？这简直是破天荒的新闻了。
中共没有隐藏对这部影片的指责。他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