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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论。有一位叫做郝金斯先生的，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写了一篇评论，对史诺这部书严厉批评，其中一个重要的论点，是关于史诺书中讨论到中印边界冲突的。史诺的说法比较公正，比较符合历史事实，这位郝金斯却大不服气。
史诺于是写了封信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答辩，关于中印冲突，他信中这样说：“不错，我在书中这样写，‘不论印度或是中国，都不会全心全意地认真准备来进行使用军事力量，以赢得一场“地图上的胜利”，须知这些地区大部分上是无人居住的不毛之地，对于中印都无实际的价值。毛泽东从来不主张发动侵略外国土地的战争’。我还写道：‘不论中国或印度，都不能希望在外交上赢得绝对的胜利’，我又说，‘用双方让步的办法来解决问题，那是无可避免的’。这两点，我今日仍会这样写。事实是这样，英国人曾将印度的边界向北推移，直入喜马拉雅山区，但没有一个中国政府曾承认过这条英国人计划的边界线。尼赫鲁政权所承继的地图上，有广大的地区都标着‘未定界’的字样。印度和中国都企图片面地划定国界，但因此而发生的冲突，却决不是如郝金斯先生所说的什么‘侵略外国土地的战争’。如果郝金斯先生能举出任何一位众所公认的国际法权威来证明我的说法错了，那么我会很愉快的将我所写的这些字吃了下去。”
葡萄牙大捧中国人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
尽管印度当局还在吵吵嚷嚷，不愿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但在冰雪解冻之前，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总是不会再发生的了。对于中印军事行动的停顿，全世界最感到冇瘾的是谁呢？是美国么？是苏联么？我想葡萄牙如果认了第二，就没有人敢认第一。
最近看到《纽约时报》上一篇保罗·霍夫曼所写的葡京里斯本通讯，材料是旧了一些，但仍是相当有趣。文中说，在最近这段时期中，中国人在葡萄牙大大的吃香，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情的招待。理由很简单：中国人替葡萄牙报了果亚（又译果阿，编者注）的一箭之仇。印度军长驱而入果亚，葡军司令束手就擒。葡萄牙认为此事是奇耻大辱，可是又无可奈何。哪知过不多时，印军旅长为中共军所擒，岂不快哉！
文中说：“里斯本对于外国人向来是客气的，但在最近这段时期中，任何国家的游客都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受到欢迎。事实上，中国人在里斯本所受到的热情招待，还胜于在阿尔巴尼亚受到的礼遇。因为，里斯本是全世界反印度的中心。”
果亚是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八日被印度攻取的。葡萄牙纪念“果亚沦陷一周年纪念”时，大大赞扬中共军的成就。那篇通讯中说：“我在里斯本新建成的地下车中，看见一个乘客看着另一个乘客手中的报纸，报上登着来自印度的消息，那乘客向第三个乘客说：‘中国人很了不起，我唯一对他们不满的是，如果他们早一年向印度佬动手，那就妙了！’
“里斯本号称有七山，其实恐怕远不止七座山，在其中一座山上，建有一所图书馆，有一位教授在那图书馆中说：‘葡萄牙语的表现能力是很丰富的，各种细致的感情，各种感情的细致层次，都能恰当地表达出来，但就是缺乏了相等于德文中Schadenfreude这个字，这字含有‘幸灾乐祸’之意，看到旁人倒霉，自己忍不住高兴。当中国人将印度军队打得一败涂地、 溃不成军的时候，我们是感到了多么的Schadenfreude！’
“这位教授是反对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柴博士的，但与葡萄牙政府当局的意见并无出入。一位政府官员公开宣称：‘中国如此对付印度，和共产主义并无什么关系。任何中国政府都会这样干。因为这符合于中国传统的民族情感。’”
这位美国记者在文中说，葡萄牙人目前真正对之狂热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果亚，二是足球。葡萄牙是一个小国，但它的“彭菲加”足球队却在欧洲和南美大大的有名。果亚是拿不回来的了，中国人狠狠的揍了一顿阿差，那自是替葡萄牙人出了一口鸟气。
春天早临 印度不安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七日
今年印度北部的天气很热，印度人心里特别紧张不安。因为天气热得早，喜马拉雅山麓的积雪就融得快，中共的威胁也就来临得早。英国《卫报》上登载了一篇普莱姆·巴基亚（Prem Bhatia）最近发自新德里的通讯。文中说，由于中共不肯全部接受科伦彼会议所提出的建议，印度国防部、外交部等等政府机构之中，不断的在讨论这个问题：“他们会不会再进攻？”
印度当局所最担心的，是中共在西藏南部春丕河谷中结集大军。 请读者们打开地图一看，印度为什么担心的理由，立刻就能一目了然。两个月前，我有一次和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兄吃晚饭闲谈，讨论中印战局。当时酒酣耳热，爱国情绪高涨，我乱车大炮，说道：中共和印度作战，最妙的进军路线莫如从春丕河谷出兵，经不丹和锡金之间，前进不到一百英里，攻达东巴基斯坦边境，便将印度东北部完全切断。印度这一大片土地处在缅甸、巴基斯坦，中共四面包围之中，欲出海而不得，非投降不可。
不料印度当局目前所最担心的，也正是这一着棋。巴基亚那篇通讯中说：“在锡金和不丹之间，西藏南部那凸出的三角形地带的春丕河谷中，中共已结聚有强大的部队。从该处南攻，经过西孟加尔而至西里古里山麓，那就将印度东部和本土切断。这是一种新的威胁，看来在停火之后，这种威胁正在逐渐形成。同时，在拉克区和东北部的麦马洪线以南，中共军仍旧维持着强大的军力。然而，印度最担心的，乃是中共在春丕河谷方面的动向。中共军早已表示不承认锡金是印度的领土，对于印度在不丹所享有的特权，中共也不承认。这两件事，都会成为中共宣传的特殊目标。”
不过中共当然也有极大的理由，不再发动进攻，那篇通讯中说，整个说来，印度对中国的反感，已比前几个月缓和得多，尼赫鲁不赞成印度各种反华的行动，公开表示这是“不文明的”，“不符印度的传统”，“使他大为震惊”。他要求印度人认识中国深厚的文明和文化，并说，印度所反对的是中共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印度电台每晚有一个《印度和巨龙》的节目，内容是强烈反华的。现在这节目仍旧保持着，但措词的语气已温和得多。甘地的忠实信徒那拉扬（前国大党秘书长），则在宣传反战主张。他所主张的虽然不是甘地式的不抵抗主义，但竭力主张用和平手段来和中国解决纷争。
中共对印俘洗脑？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八日
有一段新德里的英文资料，谈到印度接收中共释放的三千余名战俘的情况。这些战俘在精神与体质上都显得很不坏。他们虽经过六个月的囚禁，且在严寒的西藏天气中生活，一个个仍是十分健康。他们随印度红十字会人员步行越过麦克马洪线的山径，并没有显出不支的样子。不过印度官员对他们的接收，却远不如中共官员欢送他们时热烈。每一个人均须经过相当详细的盘问，印度政府唯恐他们在被俘时受到中共的“洗脑”。尼赫鲁特别派出过去在韩战中有接受中共释俘经验的人员负责这项任务。
据研究的结果，中共似乎并没有像韩战时一般给这些战俘进行过洗脑。如果有的话，也可以说那目标不同了。中共不希望这些印度人成为共产党员，却希望能破坏他们的战斗意志。
印度士兵的特点，是知识水准很低，来自各处穷乡僻壤，头脑简单，对于上级军官是绝对的服从。由于他们头脑简单，对于什么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思想，简直一窍不通，因此中共并没有在这方面着手进行宣传，却用了另一套手法。
最普通的一套，是让印度士兵看到中印军队的显著区别。在中共军队中，军官与士兵间非常友善，军官有意在印度俘虏面前坐到士兵堆中，一同吃饭，一同抽烟、谈笑，这种情况在印度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印度士兵对长官敬若天神，在官与兵之间，有着极大的不可侵犯的距离。
印度俘虏们又被引导去参观中共的兵营，在那里，他们一方面看到中共军容之盛，起了无形的宣传作用。另一方面，让他们看到，中共军官与士兵的融洽相处，令印度大兵极之羡慕。这种作用，印度人以为，足可以严重破坏印度军队的纪律，散播一种怠慢的风气。
至于较有知识的军官，却受到另一种待遇。他们被引导在大陆到处参观。中共方面曾向印度表示，愿将战俘在香港释放，但印度方面予以拒绝了。
印度对大部分被释放的官兵，将设法使他们回到军队中，只有百分之一，大概要被派作另外的工作，这些人是被认为健康有问题，或者在思想上已有问题的。
中印冲突事件一周年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中共与印度的边界冲突，至今恰巧是一年。去年十月二十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这段期间，中共军驱逐阿差，势如破竹，越过喜马拉雅山，南下占据约五万方英里的地方，然后撤回至原边界线，令尼赫鲁大大丢了一次脸。
如今一年已过，但印度人对中共的敌意并未消除。据一位新德里西方记者报导，印度全国仍然有着战时的气氛，新德里的报纸使人想起二次大战时的英美报纸。社评和新闻的目的都是使印度人团结在一起，对付同一的敌人中共，报章受新闻管制，不能提到军事行动或军事设备。凡是在过去表示过支持中共的人，现在仍然被关在狱中。在印度全国，自左至右，即使是共产党人，也不像从前（或不敢）称中共为印度的“兄弟”。“毛泽东”的名字常常和“希特拉”联在一起，中共军队被比喻作纳粹军队。
在中共方面，自然也不会客气，他们在报章上骂尼赫鲁是“被帝国主义高价收买的走狗”，是“爱好和平的人类的敌人”，在这方面，他的排名仅次于坚尼迪，而成为敌人“第二号”。
中共会不会再与印度发生冲突？在我们香港人看来，这件事是绝不可能的，但印度人与我们的看法不同，如果你在新德里街头随便问一个人，他们会告诉你，中共必然会再一次“入侵”印度。
这种意见，在印度接近边界的地区尤其激烈。几乎每一天，边区都会传出中共军队调动的消息。印度报章不厌求详地将这种谣言描述一番。于是西方记者又绘影绘声地搬到电讯去发给全世界。可怜像我们这些读者们，便经常读到无聊的消息了。
尼赫鲁是制造紧张的大师，印度人在今天会成为惊弓之鸟，可说完全拜此公之赐。他不止一次地在国会上强调：“中共不久将进攻印度。”尼赫鲁这样做，当然有他的企图，他可以使散漫的印度趋于团结，可以自美苏双方源源取得援助。关于此点，本报早有论述，不必多赘了，可怜的是印度人，天天活在紧张的气氛下，而不知道真正威胁他们的人乃是尼赫鲁。
老戴不死 美国不安
一九六三年二月四日
戴高乐的坚决拒绝，使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谈判归于破裂。英国政府固然沮丧万分，称之为“近十年来英国最黑暗的日子”，美国亦是同样的不愉快。因为美国企盼英国能加入共同市场，使西欧更加强大，与美国的关系更加密切。目前的阻碍看来完全在于戴高乐一身，坚尼迪总统身边的幕僚们，好多人便这样说：“美国总统会比法国总统顶得长久。”
所谓“顶得耐”，分两方面来说。就寿命这一点而言，坚尼迪年轻力壮，大概总比戴高乐后死，但做总统的期限却未必一定长过他。坚尼迪由于古巴事件的胜利，再连任一届是非常可能的，然而只以连任一届为限，戴高乐只要不死，极可能无限期的连任下去。美国专栏作家约瑟·艾索普说：“如果要打赌谁先下台，押坚尼迪先下台容易获胜。”因此美国人把希望寄托在戴高乐的“瓜得”上，未免有些遥遥无期。
法国认为，西欧经济的发展，那是自然的结束，和共同市场毫无关系。共同市场只是一种政治工具，将西欧六国紧紧的团结在一起。西德、意大利、荷、比、卢五国的看法却和法国不同，他们认为六国经济的兴旺，主要是由于共同市场。他们对戴高乐的专横是很有反感的，不论是西德的阿登纳，还是意大利总理范法尼，都不赞成法国独断独行的作风。但因为他们对共同市场依赖甚深，无论如何，不肯做任何使共同市场受到损害的事，戴高乐看准了这一点而独自反对英国加入，其余五国虽然赞成接纳英国，却决计不肯甘冒共同市场破裂之险。戴高乐的主要力量，便在于此。
再者，在其余五国之中，拥护戴高乐的人也有很大势力。意大利北部米兰一带资力雄厚的企业家，都不愿英国加入，生怕英国的工业品抢去了他们的生意。
艾索普分析西欧六国的关系是这样：戴高乐意志坚强，一意孤行。其余五国的政治家们心中都很不快，在背后拼命说他坏话，冷嘲热讽，却又对他无可奈何。这并不是由于法国的政治、经济、或军事力量使他们害怕。他们所害怕的，乃是共同市场的散伙。如果戴高乐大发脾气，宣布法国退出共同市场，那就大事不妙了。西欧五国对共同市场寄托以极大的希望，将来的繁荣兴旺，皆赖于此，因此事事只好向戴高乐迁就一些。
“翘鼻冷对千夫指”
一九六三年二月八日
关于戴高乐拒绝英国加入共同市场，世界各国的报章这几天中还在热烈讨论。
英国《泰晤士报》认为此事已无可挽救，英国必须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另谋出路。该报说：“布鲁塞尔会议的破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