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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多，漂亮的模特儿穿了各种时装（主要是模仿意大利的设计），在台上走来走去。不过这些展览会中不卖服装，卖的是每一号时装的照片和裁剪式样。观众将样本买回家去，就可照样裁剪。
苏联家中用女佣的很普通。这位女作家认为，莫斯科的家庭主妇，比美国主妇舒服得多，原因之一，是苏联连年战争，男子死得太多，年老的寡妇都出来做女佣，到五十五岁时退休，退休后大多数也改做女佣。
苏联女子教育普遍，很喜欢读书。书店中一本新书出版，十万册书很快就销售一空。苏联一般物价极贵，书籍却便宜。西方国家的许多文学作品，苏联都有译本。他们对福尔摩斯的作品极是喜欢，近年来流行全世界的英国女侦探小说家艾嘉瑟·克丽斯蒂（又译阿加莎·克里斯蒂，编者注）的作品，苏联也有译本，但苏联妇女却不见十分对之有兴趣。
苏联妇女近年很注重身材的苗条，年轻女子节食的很多。但因为她们的食物中淀粉质很多，蔬菜太少，所以节食减肥没有西方国家的妇女那样方便。
消息报上一场笔战
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日
苏联当今最出名的小说家是爱伦堡，最出名的文学批评家是叶尔米洛夫（他评论契诃夫戏剧的文章写得极好，有中文译本）。这两位权威作家最近在苏联政府的机关报《消息报》上展开一场笔战，情形显得很严重，双方互相不称同志，也不称先生，爱伦堡说叶尔米洛夫对他进行人身侮辱。《消息报》的总编辑亚佐拜（又译阿朱别依，编者注）是赫鲁晓夫的女婿，他是袒护叶尔米洛夫的，在《编者按》中，很明白的直指爱伦堡的不是。
事情起源于驴子的尾巴。赫鲁晓夫公开指责抽象派画家的不对，说他们的画好像是驴子用尾巴来画的。但爱伦堡在他新作《人物、岁月和生活》中，却表示艺术家应当有创作的自由，有权用他自己所喜欢的形式来创作。这种见解和赫鲁晓夫的意见刚好相反，何况爱伦堡始终不是共产党员，于是叶尔米洛夫在《消息报》上发表专文，说当斯大林大举迫害无辜的人士之时，爱伦堡身为名作家，是苏联的公民，为什么不站出来反对斯大林？为什么一个作家可以没有正义感？
爱伦堡的辩护在我们看来很是没有力量。他说，起初他是在巴黎，后来到西班牙，作《消息报》的战地记者，对国内的情形很隔膜，后来回到国内，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斯大林是不错的，许多无辜的人被捕，大家都认为是“斯大林的人民委员”叶卓夫的过失。
叶尔米洛夫特别猛烈的攻击他书中的两句话。那两句话说：“我并不放弃我认为宝贵的东西，我并不指责什么，但我知道：必须咬紧了牙关过日子，去学习那最难的科学——‘沉默的科学’。”叶尔米洛夫问他：你为什么沉默？为什么不根据自己的良心而大声疾呼？
在我们看来，叶尔米洛夫的指责是要求太苛的。爱伦堡如果在那时公开反对斯大林迫害无辜者，今日早就没有了爱伦堡。我们倒想问一问：当时赫鲁晓夫和叶尔米洛夫为什么不敢公然出来反对斯大林。
爱伦堡的文章中，有许多段写得极为沉痛，他说：“我知道已发生了不幸，我也知道，我自己、我的朋友们，以及我们全体人民总是支持十月革命，不论是少数人所造成的罪恶，还是在腐化我们生活的许多事物，都不能迫使我们放弃那条艰苦然而伟大的道路，在那些日子中，有时候我真的不愿再活下去了，但就是在那时候，我也知道我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
苏作家被押入疯人院
一九六三年三月七日
苏联作家巴斯特纳克（又译帕斯捷尔纳克，编者注）的小说《齐瓦哥医生》（又译《日瓦戈医生》，编者注），对共产主义制度是有相当辛辣的批评的。这部书在苏联当然无法出版，作者把原稿偷偷送到外国去出版，因而获得了一九五八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赫鲁晓夫对巴斯特纳克还算客气，愿意放他出国，但巴斯特纳克热爱祖国，不肯离境。现在作家本人已经逝世，协助他偷送原稿出国的他的情人奥嘉·伊云丝嘉霞及他女儿伊莲娜，现在还关在苏联的监狱里。
最近又有一件差不多的事情发生。作家华勒里·泰西斯的两部小说，《蓝瓶》及《红与黑》，英文版在英国出版。为了保护作家，书上所印的作者名字是假名，叫做伊凡·华勒里。其实，在这两部书到达英国之前的两个月（去年八月间），泰西斯早已被捕。苏联当局宣称他有神经病，将他送入了精神病院。比之监禁或劳改，这办法是巧妙得多。艺术家精神失常，那是毫不稀奇的，当局照顾艺术家的健康，给他终身医治，岂不人道也哉？
泰西斯今年六十岁，是苏联名作家，作家协会的会员。他父亲曾参加一九〇五年反对沙皇的革命，后来在斯大林进行清算时失踪。他岳父是苏联著名的空军将领亚克史尼斯将军，也是被斯大林枪毙的。
他曾发表过许多研究西方文学的论文，但过去二十年中，他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等等，始终是写了之后，秘密保存，不敢拿出来。赫鲁晓夫执政后，情形是好转些了，但说到出版他的作品，那还是根本谈不上，因此他将作品送到国外。他希望等这两部小说在国外出版后，便写信给赫鲁晓夫，解释他不得已的苦衷，要求准许他的作品在苏联出版，如果不行，便希望批准他携同妻子、女儿出国。但结果是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和他同样遭遇的，有著名的建筑家拿里沙，被捕后也被送入精神病院。
奇怪的是，泰西斯对自己的命运似有预见。小说《蓝瓶》的主角，遭遇竟和他本人颇有些相同。他描写这位主角健康十分正常，只因为对现实不满，于是一个保安部人员很亲切的来访问，说他身体欠佳，似乎需要休养。他大学中的同事们也暗示他健康不好。他的情人对他说，“根据俄国向来的习惯”，他已面临被送入精神病院的严重危险。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在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土里，竟敢公开表示对现状不满，在当局眼中看来，那根本就是患了精神病的证据。
苏联集体农场真相
一九六三年四月六日
苏联最近又出版了一部轰动全国的小说，书名《迂回曲折》（又译《绕来绕去》，编者注），篇幅不长，作者亚勃拉谟夫（又译阿勃拉莫夫，编者注）本来是个籍籍无名的人物。但这部书在列宁格勒的文学杂志上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注意，其影响之大，比起描写西伯利亚集中营情况的那部《伊尼索维奇生活中的一天》，恐怕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迂回曲折》所描写的是苏联集体农民的生活，时间是一九六二年。故事不是发生在从前，而是发生于当代。作者没有掩饰集体农场中的各种缺点，在苏联文学作品中是第一部。
小说描写“新生”集体农场主席米索夫斯基生活中的一天，他是这农场战后的第十三任主席。他得到上级指令，要农民割集草藤，作为牲口的秣料。但他开始工作时，一个农民也找不到，于是他只好到处去叫人。好几个农民在农场的浴室中烧水，准备好好的洗个蒸汽浴。老年的女人都去采草菇去了。农场中有两名拖拉机手，一名摔在沟中，爬不起来，另一个却喝得醉醺醺的，走路跌跌撞撞。
农场主席花了很大力气，终于找到七名牛乳女工，来做他的突击队员。这七个少女本是在学校中读书的，农场主席经过几个月的说服教育，才劝得她们离开学校，到农场来工作。她们虽然同意了，但她们的母亲却又吵个不休：“什么？要我女儿来干田里的苦工，我丈夫和我花了多大心血，让她读上学校！”
小说中很清楚的描写出来，集体农场的农民收入极少，地位很低，他们的工资是根据每人劳动日的多少，来分配农场所得的盈余。结果变成了恶性循环：因为大家做工不起劲，农场的总盈余就很少，大家分到的工资少，那么工作就更加的不起劲。
农民们都很羡慕附近镇上的官员，因为官员的收入多，农女们都乐于嫁给官员。城市居民有身份证，农民却没有，因此不能随便出外旅行。报纸上提到农业生产时，总是说“农业战线上的捷报”，这种语句使这位农场主席大为愤慨，他想：“不错，战争已过去了十七年，但在农业中，我们还是在作战。每一袋麦子，都需要组织突击队去争取。”
过去，苏联的电影和小说都是描写集体农场的农民生活如何幸福，拖拉机手笑口常开，电动的挤牛奶机闪闪发光，只有这部《迂回曲折》，才首次大胆地把集体农场的真相描写了出来。
《迂回曲折》中的插曲
一九六三年四月七日
昨天本栏中介绍了最近轰动苏联全国的一部小说《迂回曲折》，作者是一向名不见经传的亚勃拉谟夫。小说的主角米索夫斯基，是“新生”集体农场的主席，小说描写他一天中的生活，以反映这农场的真实情况。今天再介绍小说中所叙述的两段小插曲。
第一段是米索夫斯基的一段回忆。那时他初任农场主席不久，有一天早晨，他到办公室去开始工作，发觉里面挤满了农场上的农民，大家情绪十分兴奋，米索夫斯基几乎没法挤到自己的桌子旁。农场会计解释道：“明天是选举地方苏维埃的日子，他们都是来领钱的。”原来这农场一向的习惯，在选举的前一天，每个选民可以预支十个或十五个卢布，因为在选举日，俱乐部的酒排开放，在当地的供应商店中可以买到腊肠、罐头牛肉，以及一些平时买不到的东西。但米索夫斯基认为这习惯不合理，不符国家规定的会计制度。他说：“我不能预支工资。你们的工钱早已领去了。”一个坐在火炉旁的红脸汉子说：“很好，你不给我们钱，我们就不投票。”米索夫斯基发怒了，说道：“你们为什么而去投票？为了钱呢，还是为了选举苏维埃政府？”那红脸汉子笑了笑，道：“嗯，我们投票就投票，不过不会选你。”因为米索夫斯基是地方苏维埃的候选人。
第二个小插曲是关于采草菇的。米索夫斯基到处找人来为农场工作，但他看见有三个女人到树林去采草菇。他就去质问她们：“喂，难道这也算是劳动吗？”一个女人道：“许多人都去采草菇，又不是只有我们三个。”亚嘉芬娜好像要哭出来了，道：“只要集体农场能多发几毫子给我们，谁还愿意来采草菇？”米索夫斯基道：“大家不劳动，农场里哪里来的毫子啊？钱会生在树上吗？”那女人胆子大了起来，道：“这种话我们听了十五年啦。整个夏天，我都在田里工作，工分积得很多。我的孩子们就要上学了，可是他们衣服也没有，鞋子也没有。咱们在树林里采草菇，冷得发抖，全身都沾湿了，难道你以为我们很快活么？我们是没有办法，只好采了草菇，卖给商店，赚几毫子。”另一个女人插口道：“我们有什么法子？大概我们是根本不必吃饭的。一年多来，我又没母牛，日子过得真难。”米索夫斯基咬着嘴唇，不知如何才好。如果在八年以前，他会抬出上帝来恐吓这些女人，但现在……
造反、反党和通敌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七日
毛泽东所说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那句名言，是一九四六年八月对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的。这位斯特朗女士一向左倾，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报导不遗余力，但后来在苏联访问时，却被苏联当局认为是美国间谍而驱逐出境。当时香港文汇报正在连载她的一篇长文，因此而不得不突然中止。事后事实证明，苏联这指责是没有根据的。中共在一九六〇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提到斯特朗时，丝毫没有当她是敌人的表示。
在共产主义内部的斗争中，苏联人最喜欢把政敌说成是敌国的间谍。斯大林大清党，将大批红军将领和高级共产党人枪毙，罪名一概是通敌叛国。大概间谍的罪名一来极重，二来容易使人相信，三来旁人不敢为得罪者辩护。
中国皇帝要杀一个人，罪名往往是“造反”。岳飞三十二岁任节度使，他得意之余，说过一句：“三十二岁建节，古来罕有。”哪知罕是罕的，却不是没有，宋太祖赵匡胤也就是三十二岁当节度使。这句话后来成为他的主要罪名，秦桧一党说他自比太祖，显然有“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意图。汉景帝时大将周亚夫的儿子给父亲买葬器，有甲循五百具（相当于现在烧给死人用的纸汽车、纸洋楼之类），就有人告他造反。周亚夫辩护说：“我买的是葬器，那是死人用的东西，怎么能证明我造反？”主审的大法官道：“就算你不准备在活着的时候造反，那也足以证明你有死后在阴世造反的意图。”就此而定了他的罪。
到了赫鲁晓夫，加在政敌头上的罪名都是“反党”。莫洛托夫、马伦可夫（又译马林科夫，编者注）、卡冈诺维奇、朱可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无一而非反党。“反党”的罪名是比“通敌”轻得多，因此这些人的性命还可保留。
比较起来，还是中国皇帝所用的方法是直截爽快，也是最不虚伪卑鄙。因为造反就是想做皇帝。中国皇帝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皇帝是我做的，有谁想觊觎大宝，企图取我而代之，此事就该杀头，根本不必研究反得对不对，有没有理由。赫鲁晓夫的目的是一样的，凡是威胁到我宝座的，一概需要排斥，不过“反赫”而成为罪名，究竟不大好听，于是硬加一个“反党”的罪状。其实党的领袖并不等于党，反赫也不等于反党。斯大林则更为狂妄，自以为斯大林就是国家，反斯就是叛国，不拥护斯大林就是通敌。
爱伦堡为何受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