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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恐怕也是不得不然。该诗意译如下：
“在俄罗斯，‘害怕’正在逐渐死去。过去年代的魅影，已像是在教堂中乞讨的老妇。我还记得在当年，‘害怕’是如何的威风凛凛，笼罩着一切。‘害怕’像黑影一般，无所不在，涌进了每个家庭之中。
“人们被管制得服服帖帖，规规矩矩，每个人身上都被盖上一个图章。在应当沉默的时候，我们被训练得高呼口号。在应当呼喊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敢作声。现在，这一切都已很遥远了。现在回忆昔日，甚至有些奇怪，那时偷偷地害怕被人检举告发，害怕有人敲门。害怕和外国人说话，你想一想，那是外国人！甚至于，害怕和自己的妻子说话。
“那无边无际的害怕……害怕当别人前进时，你被留在后面，你的伴侣就只有‘沉默’。这并不是由于怯懦。人们心中怀着勇敢和纯洁的信心，高高的大厦建造起来了，劳动英雄们忘我地工作。我们不怕在狂风大雪中造屋起坝，也不怕在枪林弹雨下冲锋陷阵。但我们往往自己心中不安，不敢坦白地跟自己说话。
“在俄罗斯，‘害怕’正在逐渐死去。试想一想，没有了‘害怕’，日子可真不坏啊。高楼大厦在飞快地建立，那是给活生生的人住的，不是给标语图画中的人住的。我们没有跌倒，我们没有腐化。敌人们说，在俄罗斯，‘害怕’是被克服了，可是又有了巨大的害怕。
“不错，我看到了新的害怕，光明的害怕：害怕对祖国不够忠诚，害怕亵渎了真理，害怕狂妄夸大以致变成傻瓜，害怕老是重复别人说过的话，害怕对别人缺乏信心，害怕对自己自信过了分。当我抒写这些诗句，我是太过匆忙草率，我只害怕，写诗的时候没有尽了我的全力。”
然而就在前天晚上，我看到了一则合众社发自莫斯科的电讯，说伊夫杜仁科受到共产党的强大压力，已同意改写他那首题为《巴比雅尔》的诗（该诗抗议纳粹杀害犹太人）。大音乐家萧斯塔科维奇根据该诗所作的第十三交响曲，也已宣布延期演出。据伊夫杜仁科说，他要在这诗中加上一节，描写一个俄国女人牺牲了自己的性命而救了两个犹太孩子，以表示苏联人并不反犹。
在俄罗斯，“害怕”是不是已死去了呢？
谈《集中营里的一天》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五日
昨天我们登完了苏仁尼津（又译索尔仁尼琴，编者注）所作的《集中营里的一天》的节译。这本短篇小说出版后轰动了苏联， 莫斯科、 列宁格勒、高尔基城……各处书店门外人们排着通宵的长龙，等候买这本书。人们到处说着，这是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出版的。一篇短篇小说，在苏联人生活中所造成的耸动，几乎是等于古巴事件。
我们所读到的虽只是片断的节译，但大致上已能了解到这篇小说的内容。起初，我们或许会觉得奇怪，这篇小说写得很平淡，没有惊心动魄的酷刑，没有逃亡和追捕，没有枪击和流血……一切在电影中、小说中已读到的集中营中的惨酷场面，这里都没有描写。所写的只是平常的枯燥的一天。然而我们多读一遍，再细细的想一下，便不禁佩服作者艺术手法的感人之深。这位本来做数学教员的作者，以他精确的白描手法，叙述了两个主题：寒冷和饥饿。集中营里的犯人不再想到冤屈和不平，思想只是集中在如何可以温暖一些，如何可以多吃一点面包。有灵魂的人，变成了和野兽没有多大分别。犯人们被卫兵用枪押着，去建造一个电力站，这个电力站的名称，叫做“社会主义生活”。那些奴隶们自会苦涩地想到，所谓“社会主义生活”，原来是这样子的。
评论家们指出，这本小说所以具有极大的重要性，除了它本身的艺术价值外，在政治上，有下列这些意义：
第一，它首次详细的向读者们报导， 苏联从前存在着这样不公平的制度，这样可怕的监狱。在这本小说出版以前，没有人这样生动具体的描写过斯大林的罪恶。
第二，它指出，牺牲在斯大林手下的，不单单是那些重要的政治家，更多的是无辜的普通人。读过赫鲁晓夫那篇清算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人，知道苏联一次又一次的清党，曾杀死了许多忠诚的共产党员，但读了这本小说，才知道无辜的平民死得更多。
第三，小说中又指出，这许多冤屈的事件，大部分是斯大林所根本不知道的。小说中有个犯人要向斯大林投诉申冤，另外有人叫道：“大胡子爷爷不会可怜你的！他连自己的兄弟也不信任，难道会信任你这狗娘养的？”
苏联最近又出版了另一位作家亚克苏耶诺夫的小说《去星空的车票》，其中描写一群少年逃离了家庭学校，到波罗的海海滨去愉快地生活了一段时期，而不是像其他的少年先锋队员那样，到东方去垦荒。作者对这群少年显然抱赞同的态度。这样的主题，在以前简直是不可想像的。
苏联试行“利润动机论”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四日
苏联的经济学教授李勃曼于去年八九月间提出了“利润动机论”之后，苏联经济业学界和党的领导方面曾进行热烈讨论。大多数人心中都认为这是合理的，但这办法是显然的违反马克思主义。最近，赫鲁晓夫出来说话了。他说，资本主义也有某些好处值得我们学习。他决定局部试行李勃曼所建议的“利润动机论”，如果成绩优良，再行推广。
苏联所有的工厂本来完全是由中央政府管理的。每间工厂用多少工人、工人的薪金如何、福利如何、资金如何运用、如何添购设备等等，完全由中央下命令规定。于是每间工厂都存在了这样的情形：大家尽量争取用最多的工人，用最多的原料，将大量资金和配备积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同时工厂当局，是不敢开足马力，以免今年的生产数量太大之后，明年无法超过，以致成为“落后单位”。一家工厂本来可以生产一万吨物品的，管理当局宁可生产八千吨，以便明年生产八千五百吨，后年生产九千吨。
在香港人看来，李勃曼的办法一点也不新。他主张每家工厂有自由经营的充分权力。雇佣工人、薪金多寡等等全由厂方决定。国家只交予生产任务，至于如何达成，用什么方法，政府全然不加干预。哪一家工厂赚钱最多，便是最有效率，最先进。所赚的钱一部分上缴，但大部分可分配给职工分红，也可自行添购机器。除了不能自行推销货物之外，经营的方式几乎和香港的工厂没有什么分别。赚钱赚得多，职工不但分红多，在政治上也是对国家贡献多。
赫鲁晓夫说，这种“利润观点”，和资本主义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国家经济”以赚钱为目的，那是错误的，但每一家工厂可以以赚钱为目的。赚钱的多少，便是每家工厂效率高低的表示。这办法可以纠正工厂中官僚主义的管理方式，纠正敷衍上级、假装进步的各种虚伪作风。
苏联党的方面有许多人反对这个新办法。看来，这办法在工业方面一定会得到成功的。那么应用在农业上，集体农场的根本制度岂不是受到了威胁？如此发展下去，岂不是一步一步的向资本主义靠拢？那岂不是在理论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私底下认为，这种办法即使不是南斯拉夫的道路，至少也是波兰的道路。
在中共领袖们看来，那当然是修正主义了。
昔日名将 竞相谄谀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我们大家都知道，苏联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伟大的成就乃是斯大林格勒大战役。但今日你若在苏联提到“斯大林格勒”，你就是反党分子。因为斯大林格勒早已不存在，这个城市现在已改名为伏尔加城。
不久之前（二月二日），苏联举行“伏尔加城之战二十周年纪念”。苏联将领们纷纷撰文，指责斯大林当时指挥错误，真正使伏尔加大战取得胜利的并非别人，乃赫鲁晓夫是也。当时在斯大林格勒担任苏军总司令的是叶里孟科（又译叶廖缅科，编者注）元帅，他于一月廿七日在《真理报》上撰文说：“其时形势恶劣，斯大林说这是由于欧洲没有第二战场之故。当然，盟军如在西线进攻，当可减轻苏联战线上的压力，然而局势所以如此糟糕，主要是由于斯大林对局势的估计上，在战略计划上，在对军队的领导上，都犯了巨大的错误。根据于历史事实，我们必须纠正一种不正确的说法，所谓斯大林在伏尔加城地区的战役中发生决定性的作用，那完全是不确的。对他所起的作用完全估计过高。他许多主要的决定都是错误的。例如，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初，他决定将伏尔加城的防务分为两部分。这使防守上发生很大的困难，使友军不易互相支援，在组织上大大的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
至于谁是真正的英雄呢，叶里孟科元帅在文中写道：“领导着共产党人们，决定在伏尔加尔河两岸战至最后一人的，乃是那位杰出的列宁主义者，苏联共产党和国家那位卓越的领袖，尼基塔·赫鲁晓夫。”
现任副国防部长的崔可夫，当时在斯大林格勒曾指挥好几场剧烈的战斗，他于一月卅一日在莫斯科电台中广播说：“我要特别指出赫鲁晓夫同志所担任的重要角色。他不仅是党的代表，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把我们组织起来，才得到伏尔加城的大捷。”
可是在此以前，谁也没听说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格勒大战中建过什么殊勋，便是在去年出版的新版《苏联百科全书》中，也只说赫鲁晓夫当时是斯大林格勒作战委员会的委员，在鼓励士气方面“担任”一种“重要工作”，除此之外，那是什么都没有了。在赫鲁晓夫死后，斯大林格勒的战史势必又要重写一次，如果那叶里孟科、崔可夫等名将还没死，他们又要另抬一位斯大林格勒的英雄出来。抬谁呢？容易得很，当时谁是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谁便是“斯大林格勒大战的当然英雄”。
西伯利亚 人口难增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许多西方国家的政论家都说，苏联有许多事情忌惮中共，其中之一是害怕中共庞大的人口终于侵入到西伯利亚。苏联海参崴一带的远东省，本来是中国的土地，清朝时被俄国侵占去的， 如果中国将来提出收复失地的要求，苏联势必十分头痛。因此苏联有一个长期的计划，要增加西伯利亚的人口。只有西伯利亚住的俄国人有相当数量，才不怕中国人的渗入。
苏联的《经济公报》透露，目前西伯利亚的人口是七百五十万人（这块如此巨大的土地上，人口只不过等于两个香港），计划到一九八〇年时，要增为一千二百七十万人。所希望增加的人口并不算多，但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二十多年之中，苏联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该地人口还是只增加二百万人。
据该报载，去年在卡巴罗斯克和伊尔库斯克两地，曾召开数次会议，讨论如何迅速增加西伯利亚的人口。最大的困难，在于当地太过寒冷，生活条件实在太差。会中一位代表说，过去三年之间，移居到西伯利亚地区的人数，还不及离开该地的多。苏联当局用尽各种办法，鼓励人民向东移，凡是到西伯利亚工作的人，当局发给特别津贴。然而由于房屋设备不佳等等原因，很少有人肯到西伯利亚来。会中许多代表说，来到西伯利亚的，大部分是游手好闲的冒险家，领了政府发给的移民奖金，到西伯利亚来敷衍一阵，游荡一阵，又回到欧洲去了，真正定居而工作的人很少。以马加顿一家工厂为例，许多工人名不符实，事实上并不上工，只领薪水。工厂当局只好将他们开除，还有许多则酗酒、行为不良。在某一段时期中，新招募到五十五名工人，其中十六人工作不到一个月就自动松人了，又有二十人不久即被开除。
共产党的机关报 《共产党人》报导说：西伯利亚布拉斯克大水电站的建筑基地上，在去年一月到八月之间，有一万一千人弃工松人，这数字和该期间内新招工人约略相等。卡萨克斯坦（该地和中国接界）共产党第一书记最近报告说，在一九六二年一年之中，卡萨克斯坦新招工人二十一万人，但弃工不干的则有二十万人，如果不是大力招募，各工厂中的工人就会急剧减少。工程师的缺乏情形同样严重。苏联远东省的木材工业缺少七百名木材工程师，然而每年所能招聘到的，只不过是二三十名而已。
苏联妇女努力扮靓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英国的报业巨子汤姆生（加拿大人）去年曾来香港。当时有人问他，是否有兴趣买一家香港报纸。他说没有兴趣，因为他不懂中文，如果买了一家香港报，却看不懂自己的报上说些什么，被人揾了笨也唔知。他最近到苏联访问，曾和赫鲁晓夫会面，他曾问赫鲁晓夫，苏联是否会和中共破裂而和西方国家靠拢。赫鲁晓夫说中共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汤姆生拥有一百多家报纸，其中最出名的是《泰晤士报星期刊》（《泰晤士报》的老板另有其人）。该报的彩色版上最近登了一篇文章，是英国女小说家巴美拉·汉斯福·约翰逊的访问记。这位女作家常到苏联游历，谈到了苏联妇女的近况。
她说，最近十年来，苏联妇女的外貌已有大大的改变，越来越和西方国家的妇女接近，这显然是整个社会风气改变的结果。她们搽唇膏。用化妆品、烫头发，只是不搽眼膏。因为天气冷，她们很少戴帽子，喜欢用布包头。年长妇女的头布是俄国旧式的，年轻女子却都用碧姬巴铎式的头巾。在莫斯科，一对普通女鞋约为四镑（港币六十四元），这与伦敦差不多，比香港却要贵得多了。尼龙丝袜很贵，但时髦女子都穿尼龙袜。衣服也是很贵的，大城市中常常举行时装展览会，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