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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极之庞大，当时西方记者不明白这个代表团的许多团员要来做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在日内瓦到处“游览”，想混熟这座城市。不久，中共的各种机构便一个一个地在日内瓦出现了。
西欧各国现在想与中共做生意，非常简单，只要派员到日内瓦就可与中国人碰头。这令一些西方小国觉得十分方便，一来可省旅费，二来不必千里迢迢派一个代表团到中共大陆去，或是由中共派一个代表团来，这两件事都显得太隆重，会引起世界的注意。不如现在悄悄的便做完一笔生意，神不知，鬼不觉。法国最近便与中共在日内瓦完成了一个商业协定。
中共与东欧共产国家的一些秘密往来也在日内瓦进行，这种交易包括各个方面，外人不易知晓。西方观察家以为中共能在西欧建立这样一个情报活动中心，是东方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一九三〇年时，日本曾试图作此种努力，但失败了。
中共驻日内瓦机构的另两项工作是争取欧洲各国共产党的支持，及侦查苏联与西方国家的“交易”，以免被“暗中出卖”。这两项工作都是极之重要。西欧各国共党中的“亲毛派”随时可以到日内瓦去获得他们的精神指导。
此外，在欧洲置一“分站”，也可使中共更易与美洲各国人士联络及做生意。
有此种种原因，故将来到日内瓦租房子的中国人看来还要陆续增加，而瑞士的包租佬与二房东少不免要坐地起价了。
美商人垂涎中共市场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当日本与中共的贸易已惹起台湾愤慨的时候，盛传美国也有一些商人要与中共贸易，这种消息已引起台北的密切注意。
约在一个月前，外电报导，美国西海岸商人有意与中共贸易，但后来没有获得证实。本月二十四日，合众社消息说：“由美国派往中共的一个类似英法荷等国的贸易代表团已抵香港，并在赴北京途中。”
这个消息，或许是误传，但空穴来风，未必无因，而美国西海岸商人一直在进行游说美国政府向中共放宽禁运，也是的确的事实。
本月十六日，美国商务部长何奇士在一次电视访问中曾指出，印度、中共大陆和非洲在开发中的地区都是潜在市场。这话虽经美国商务部于二十二日发表声明说：“并不表示美国对中共的禁运政策有任何的改变”，但何奇士于十八日的记者招待会中，却又说：“美国政府将郑重考虑商界领袖们所作重新检讨对共产集团贸易政策的建议。”
所谓“商界领袖”，指的是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奥勒冈（又译俄勒冈，编者注）和华盛顿各州的大商人。如旧金山区世界贸易协会主席古德门，旧金山商务会议贸易部门经理威尔逊和美国总统轮船公司董事长吉利昂等，都是极力主张与中共通商的人物。他们与众议员波特及“中国通”纳殊组织了一个“美国对华政策检讨委员会”，企图把美国现行对华政策作有利于中共的转变，主要是放宽禁运。所持的论点有三：（一）美国不与中共做生意，但是其他自由国家却把美国货卖给中共，既然无法绝对禁运，美国又何不直接与中共通商？（二）与中共通商，可以达成国际谅解。（三）与中共通商，可以避免逼其走上威胁世界局势的险途。
美国政府除了对这种观点可能加以考虑以外，另外还有两种危险的足以影响美国的因素。第一，美国与苏联贸易的扩展，势必使它对中共禁运政策日益遭到要求改变的压力。第二，日本与西欧自由国家的扩大对中共贸易，也会使美国的对中共禁运政策日益陷于孤立。这两种趋势均是清楚地摆于目前的。
因此台北方面对这种情况显得担忧，也并不是太早了。
香港是中共的大客仔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最近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杂志，用一堆生动的数字，证明香港对中共已越来越重要，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大陆货品的销场。
今年上半年，比之去年上半年，中共出口到香港的物资，共增加了百分之廿四。在同一时期，她的进口货品却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五。比对之下，造成一个很大的盈余额。
不可不知的一点是，去年（一九六二）中共自香港身上赚去港币一十一亿八千九百万元（合美金二亿一千万元，或一千一百八十九张头奖马票），比之前年的出超九亿二千九百万港元已大有增加。今年看样子还要发展：仅在今年头三个月，中共的出超数目已是港币六亿二千六百万元，比之去年上半年要增多了。
这数目说明香港人是大陆货品一个很大的主顾。（当然，反过来也说明香港对大陆的依赖性；彼此均不能缺少）在各项货品中，最大宗的输入是棉纱、布品，其次是食用牲畜；再其次是谷类。香港去年输入大陆猪、牛肉约一亿三千七百万港元，完全是吃进肚里去的。
大陆农村的情况似乎已好转了不少，水果、蔬菜来港均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二十。我们从市面上也可以感觉到，大陆的水果今年每一样都有很好的收成，据说中共特别在深圳方面经营一巨型农场，专门饲养猪牛羊以供给香港人食用。
另据香港商人的感觉，中共设在香港的贸易商行，已采取一条较为现实的道路，以营业为目的，而不再将政治放在第一位。从前要讲关系、讲“照顾”，现在只要有钱赚就行了。
中共要战争还是安定？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早在一两个月前，我摘录过一段西方记者的报导，说中共在欧洲设下一个分站，那就是瑞士的日内瓦。欧洲人如果要与中共谈政治，谈生意，可以到日内瓦去，不必远路迢迢跑去北京。
昨天，台湾征信新闻报有一篇《香港通讯》，也谈到“日内瓦中心”的问题。该文说：在香港某华丽俱乐部中，有一天的晚上，几位有身份的英国商人在酒后谈到贸易问题，其中一人焦急而忧惶地说：“无论如何，我们要联合起来想办法，打倒日内瓦中心。”其他的人同声相和。“日内瓦中心”是国际贸易上的一个新名词，中共与西方国家的重要贸易，近来都在日内瓦谈判、签约。香港与中共接壤，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香港成为大陆对西方贸易的中心，但是，这一个中心地位，如今已显著地转移了。
为什么中共对西方贸易中心转入日内瓦？据香港商人表示，原因有五点：
一、法、意、西德与中共贸易的急剧增加。二、中共在日内瓦与西方进行贸易，是高阶层的直接谈判。在香港做生意，香港商人必然赚去中间利益。三、付款问题，香港商人对中共放账有戒心。四、香港的特殊政治环境与美国的经济势力，都影响香港与中共的贸易发展。五、香港无法保密。
日内瓦中心不但夺去香港的地位，而且夺去香港的人才。西德、比利时、意大利和法国，都自香港商务机构调回通中文和曾经与中共有贸易经验的人去服务。
一些有地位的香港英商说：香港的商人在积极争取日内瓦的地位时，美国商人恐怕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卷入对中共贸易的关系中。美国的政策早已有松弛的趋向。
这种种情况，对中共来说，当然极为有利。该文的结论是：台北如果要抵制中共在国际贸易上的进展，最好的办法是把战争带入中共大陆，只要战争发生，西方国家决不会做中共的赊账生意。现在就由于局面太安定了，人们看不到兵革之争，于是放心放债给中共。
这一点见解，看来幼稚，却也不无理由。它正好反面给中共提出一个启示：安定是对中共有利的。在这二三年间，中共最好不要致力于国际争端，人家吵人家的，我干我的，到得将来国力强盛，羽毛丰满，那时候我不出一声，人家也不得不对我另眼相看了。
九龙城寨 六拆六罢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九日
由于香港政府拆迁九龙城寨的房屋，中共提出了抗议，成为全世界群相瞩目的大新闻。不明真相的人，以为这是中共为了答复赫鲁晓夫的批评，故意在香港向英国当局显些颜色，其实中国政府反对港府拆迁九龙城民居，已有极悠久的历史，自一九一九年开始，中国政府即曾为此和港府交涉。那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诞生，苏俄的革命也刚刚成功了不到一年。
一八六〇年，当九龙半岛的尖端割让给香港时，中英所签的条约中规定，九龙城寨的统治权是由中国政府保留的。及至一八九八年，订立扩大九龙租借条约，对于保留九龙城寨内中国治权，在《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这样订明：“又议定：所有现在九龙城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其余新租之地，专归英国管辖。至九龙向通新安陆路，中国官民照常行走。又议定仍留附近九龙城原旧码头一区，以便中国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来湾泊，且便城内官民任便行走。将来中国建造铁路至九龙英国管辖之界，临时商办。又议定在所展界内，不可将居民迫令迁移，产业入官。”
九龙城内驻扎中国官员，在城内各司其事，那是在条约中订得明白的，并且还特别规定了陆上和水道的交通。这情形，和目前西柏林的处境其实很相似。西柏林孤零零的处于东德的大片土地之中，但它与外界的交通，似乎还不及九龙城这样规定得明白，不过长期来，中国官员早就不在九龙城寨驻扎，于是九龙城成为英国无权管，中国有权管而不管，变成了两不管的特殊地区。
一九一九年，英当局口头通知拆迁九龙城寨民居，后经国民政府广东外交署朱兆萃交涉而作罢论。一九三二年，英当局又进行拆迁，九龙城内居民反对，广州派员来港交涉，英当局作罢。一九三三年，英当局要求九龙城居民自动拆迁，否则强制执行，当时甘介侯任外交特派员，向英国交涉，英国驻华公使蓝浦森复文称：并无其事。一九三四年，英当局企图拆迁未果。一九三六年，香港当局再度进行拆迁，着九龙城居民申请换屋换地，并予补偿，居民不同意。国民政府外交特派员刁作谦和英国驻广州总领事费理伯交涉。不久日军在广东登陆，此事不了了之。到一九四八年，为了九龙城拆迁事件，闹成轩然大波，广州英国领事馆也被烧毁，拆迁终于没有成为事实。
由上述简单的历史事件可知，香港英当局，一再想拆迁九龙城寨民居，中国政府一再交涉，在中共当政以前，先后已发生了六次之多，这次已是第七次。以往每一次交涉，英国当局都接受了中国政府的意见，停止拆迁，相信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十五年前的九龙城事件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日
在历史上，自一九一九年起直至今日，香港英国当局曾有七次企图拆迁及徙置九龙城寨的民居，每一次都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抗议。以前六次，提出抗议的是在南京的国民政府，这一次则是中共政府，在以前六次事件中，纠纷闹得最大的是一九四八年那一次。
一九四八年一月初，港府当局强制执行拆除九龙城寨的寮屋。国府外交部于一月十日发表声明，认为港府破坏一八九八年的中英条约，向英国提出抗议；要求港府释放被扣留的两个九龙城寨居民代表（刘毅夫和朱沛唐）。同时，国府驻两广外交特派员郭德华，亦四次访问港督，力促尊重我国的主权。
到一月十二日，港府又进行扫荡。此时当地居民已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警察进行强制拆屋时，居民投石抵抗，代警司施巴路的鼻子上被石头击中。于是警察开枪，居民代表张忠武中枪而死，此外有十余人中枪受伤。
于是事件扩大，中国全国各地示威抗议。广州沙面的英国领事馆被群众焚毁，英国领事逃到美国领事馆避难。英国国旗被扯下，连广州太古公司也被焚。这是中英之间最近的一次外交大纠纷。后来港府当局停止拆迁，同时各处中共军积极进攻，军事局势日见恶化，全国人民自顾不暇，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也有人说，这次全国性的反英运动，是国民党ＣＣ派组织的，目的是在转移人民的眼光，以掩饰国府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重大困难。不论真相如何，为了这样一件小事，以致酿成流血惨案，烧毁英国领事馆，实在对谁也没有好处。
这件事发生时，我还在上海读书，听到来自香港的同学们谈起九龙城的真相，大家都觉得这本来是一件小事。香港当局不应当破坏条约，不应当开枪杀人，而广州群众烧毁英国领事馆，侮辱英国国旗，也是太过冲动。
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港府企图拆迁九龙城民居那一次，代表国府向英国交涉的两广外交特派员是刁作谦先生。刁先生是广东人，是前清的翰林，又是英国留学的博士（好像是剑桥大学的）。身兼翰林和博士两个头衔的，以我所知，古往今来似乎只有刁先生一人。另有一奇，他又是剑桥大学的网球选手，经常代表学校和外界比赛。他入外交界后做过驻墨西哥和巴拿马的公使。抗战期间，他在重庆教英文，我曾听过他讲课，做过他半年学生，当时他教的课本，是英国女小说家奥丝丁的《傲慢的偏见》。刁先生中英文俱好，那是不消说了，只是说的国话全是广东腔，十分难懂。刁先生现居香港，数年前我曾见过他老先生一次，白发如银，精神矍铄如昔，当是长年爱打网球之功。
一首苏联新诗：《害怕》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四日
最近又读到了几首苏联青年诗人伊夫杜仁科的政治诗，像《古巴和美国》、《来自古巴的一封信》等，太像是《真理报》的社论，枯燥乏味，但那首《害怕》，却颇足以令人深思。这首诗揭露在斯大林时代，人民如何生活在恐怖统治之下，最后则歌颂“赫鲁晓夫时代”的光明。这个“光明的尾巴”读来微觉肉麻，但想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