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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可买鞋一对，肥皂两块。
物价也已普遍降低，在六〇年，在饭馆中吃最普通的一餐饭，要人民币十五元到二十元，以一个每月工资六十元的工人来说，那当然是绝对吃不起的。今年，这样一顿饭已降到了五元（约合港币十二元）。
本来空荡荡的店铺中，现在货架上又摆满了物品，但普通人要去买它一件，那是很不容易的，幽默的北京人将这些百货公司叫做“百货展览会”，意思是说只可看看，不能买回家去。中共现在有一种工业证制度，每二十元的工资加发一张工业证。每件定价一元的物品，购买时通常须缴一张工业证，一个热水瓶的售价是五元到十元，除了付给人民币外，还得缴五张到十张工业证，高价物品买的人少，工业证就可少些。一只木箱售二十元，只需十张证。一台收音机售价一百五十五元，只需四十五张证。某种货物存货较多，购买时所需工业证也可少些。
中共今后的农业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三日
中共的经济情况最近几个月来有若干好转的迹象，这一点美国反共的经济学家也是承认的。在最近一期的《共产主义问题》双月刊上，美国专门研究中共经济的专家艾荣·钟士（Edwin Jones）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北京的经济：上升还是下降？”对中共的经济现况，有很详细的分析。大跃进的失败、人民公社的调整、从经济大混乱中的逐步恢复，自留地和自由市场，这些中国读者们都是众所周知的，这里不必予以重述。
文中指出，在恢复人民信心这方面，中共也做了许多工作。他们提高专家的待遇，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减少开会和政治学习，减少劳动的时间，容许群众在非政治性问题上发表意见，各种烦琐的清规戒律大大减少了。“这种种措施似乎有某种程度的成功，最近从大陆出来的难民，虽然公开表示不满和失望，但很少有人对毛泽东和政府领导者表示强烈的敌意，这显示，如果目前这种改善人民生活的趋势继续下去，政府当局如能在一九六三年中选定一种合理的经济发展政策，那么在今后一两年中，民众的信心会显著的增强，对于政府的号召也会有更积极的响应。”
谈到中共今后的发展，钟士根据中共所公布的文件和报导，认为第三个五年计划（一九六三——六七）的重心在于农业，在于设法生产足够的粮食，供应逐年增长的人口。由于将很大一部分资源移到了农业上，以及苏联停止援助，中共原定一九六七年在基本工业和技术上能够独立自给，现在时间须延长到了一九七二年。本来计划在一九八二——九二这十年间，和世界各主要工业大国并驾齐驱，现在也将计划推后了十年。
中共目前全力发展农业，以日本为模范，注重机械化、灌溉、肥料这三个主要方面，以求每一亩土地上的产量增加。他们的重点尤其是放在大城市附近的农田，因为城郊交通运输便利，便于使用机械和电力。过去十年间，中共在水利建设的主要工程上已花了四十亿美元，在今后十年间，中共水利建设的大工程费用，可能会达到六十亿以至八十亿美元。中共每年需要一千五百万吨化学肥料，此后十年内在化肥厂上的投资，大约为三十亿美元。机械化的投资很难估计，从中共的需要和机械设备能力推算，十年内的投资可能为六十亿至八十亿美元。
中共今后的工业发展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四日
美国经济学家艾荣·钟士研究中共今后经济发展的情形，认为在此后十年内，中共在农业机械上的投资，估计为六十亿至八十亿美元。这数字当然不小，不过中共的农业机械，价格比美国贵得多，所以这数字如果折成美国的价格，只等于三十亿至四十亿美元。美国一九五九年全国所应用的农业机械，价值为一百四十亿美元。所以即使中共这样巨额投资，十年的累积，也不过是美国一年的四分之一而已。
中共的出口，在一九五八——六〇年间到达最高峰，此后便大大下降，如果以后能逐步回复到最高峰时的水准，估计在农业上的投资，可能为出口收入的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二十。如果肥料厂的机械设备不能如理想的迅速进口，那么肥料的进口数量就会增加。钟士认为，以上的估计投资是中共的经济能力所能办得到的。
说到工业的发展，钟士认为中共有三个优点，第一是天然资源丰富，第二是劳动力巨大，第三是政治统治严密，能将人民的消费减到最低限度，节省金钱出来作为投资。它主要的弱点在于技术，如果苏联在技术上的援助不能恢复，中共的工业发展会受到极大的阻碍。大跃进的失败，使中共的工业生产在一九六〇年年中时减少了一半，回复到一九五七年时的水准。中共在六一、 六二年中，竭力设法使工业转变去生产农业设备、消费品及出口物品，但每间工厂性质不同，这种迅速转变是极不容易的。如果中共希望在今后十年之内，在工业上回复到最高峰时期的产量，必须大量进口机械设备。但在今后三年之内，中共必须还苏联五亿美元的欠债，此外有二亿美元的粮食欠债，要还给加拿大、澳洲等国，如果继续进口粮食，那么外汇支出更多。现在北京方面希望能以赊欠的方式，从日本及西欧进口机械设备。假使能得相当数量的赊账，那么在一九六五年以后，中共的工业可以开始逐步复苏。
由于技术的落后，中共目前对大学教育十分重视。在一九六〇——六二年间，全国有四十七万三千名大学生毕业，加上以前的数字，一共有一百一十万大学毕业生，不过近年来的大学生专业训练不足，所以目前高等教育的重点，是从数量转到质量。大学教育的期限延长为五年，许多不够水准的高等校院解散了，学生的劳动和政治活动大大地减少。如果这种比较现实的政策以后能够不变，那么十年之后，中共可以增加二三百万水准相当高的技术人才。
中共恢复经济的关键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五日
外国人对于中国问题的了解，往往是隔着一层的。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人研究英国问题或是美国问题，比之英美人研究中国问题，那是要容易得多。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历史长久而复杂、中国的文字难学、文学作品不易欣赏、语言发音困难、方言众多、中国地大人多，各个地区的情况有很大差别。像我们这种从小到大，读了三十几年书的人，一生和书籍笔墨为伍，但还会有许多中国字不认识，许多会写错、用错、读错，要一个外国人来研究中国问题，确是有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许多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在读到中国史时不免有许多笑话，而这种错误，一个不必是学者的中国人，也会很容易发现的。这些日子中我在读英国史学家汤恩比的大部头著作《历史的研究》，便不禁有这样的感想。显然，钱穆先生一本薄薄的《中国文化史专论》，对于中国文化本质的了解，比汤恩比说得正确得多。
但在政治与经济问题的研究上，外国人就不这么吃亏。政治牵涉到人事、心理和性格，比较困难些，经济却主要是具体的事实和数字，可以说是社会科学中最接近于真正科学的。我以为外国人对中共经济的分析研究，虽然不及中共的当政者或专家们了解得清楚透澈，但他们也有一个极大的长处，那便是比较客观，不必顾忌到成为右派、观潮派、“前怕狼后怕虎分子”等等。当然，政治和阶级性的偏见还是避免不了的，但我个人以为，在外国人所写关于中国问题的各种文章中，以经济性的论文最有参考价值。
例如，美国人艾荣·钟士对中共经济近况的分析，我以为很接近于事实。他那篇专文的结论是说，中共在五十年代中经济上有很大的成就，这主要是政治力量和社会革命所推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巨大的失败，使得北京的当政者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六十年代中所遭遇到的问题，已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以思想改造、发动群众、苦战三年等办法来解决。他们需要一种稳定的制度、渐进的进步。他认为中共目前所推行的缓进而现实的政策可以克服各种经济困难。真正的问题在于，当中共有了若干成就之后，是否又会急躁起来，又会沉不住气而“癫”了起来，是否又会过于信任党的组织力量而在经济上采取革命性的行动，如果再来一场大盲进，那又会全功尽弃。因此，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自制”。
“野兽被吃光了！”
一九六三年五月五日
我手边有一些英文资料，提到大陆人民以野兽为食的情形。
中国人（尤其是广东人）一向嗜吃各种各样的“珍禽异兽”，这本来不足为异，不过据广州报章刊载，一些农民因粮食缺乏，不约而同都向山野的飞禽走兽着手，捕而烹之，大快朵颐。这种现象已引起广东农林部的关注，中共官员很怕野兽会因此而致绝迹。
捕猎野兽的方式应有尽有，用毒药、炸药、矛枪、陷阱，以及许多极其天才的方法。有时候，在山林中纵火，迫使野兽从隐藏的地方窜出来，这使山区森林遭到很大的损害。
没有一种野兽能逃过被捕杀的命运，广东当局特别指出，鼬鼠、猿猴、山羊、野牛、鹿、野兔等已有绝种之虞。虽然这种现象，是因人民的饥饿所引起，但中共干部起初还想掩饰这种情况，将公社社员捕食野兽的情形，说是为农田除害。最后，他们加以解释，由于社员太热心驱除害兽的缘故，他们把其他的野兽也误杀了。
在这种解释的同时，那些干部们也许正在享用着炖羊脑、炒鹿肉和烤兔子，那么反对社员们误杀野生动物，自然不会怎样的热心。
不过广东当局已开始注意这种情况，有一项报告指出，海南岛的猴子已被人们吃光了。海南人捕猴，成群结队，当作一件业务，他们硬说，猴子对庄稼是有害的。
以上是仅就广东的情形而言，邻近的省份如广西、湖南，都有这种情况。因为野兽到底还不是“人民的财产”，吃了不至于犯法，那么在腹饥如雷的时候，自然最先想到这些肉类。
广东农林部已颁下一项严厉的禁令，声明除了狼是可以随便击杀的动物之外，其他的野兽都不准捕猎。虽然山羊、鹿、猿猴、狒狒，这些动物，有时能造成农田的一些损害，但那是不重要的，不应该以此为借口无故加以杀害。
中共与西方距离缩短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日
中共与巴基斯坦正在谈判一项“航空协定”。这项协定表面上看来只与航运有关，但却有着重大的含义。
如果这个协定成立，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将于明年初开办它的喀喇蚩（又译卡拉奇，编者注）、达卡、广州、上海、东京的航线。
巴基斯坦且会建议协助中共发展民航，民航是中共比其他开发国家落后的一个部门，比方说，关于该航线将使用的波音式机，广州和上海的机场跑道还不够大，不能供其起落。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向周恩来提议扩张。
在巴基斯坦与中共之间建立航空连系的观念是在六月间提出的，想不到进展如此快速。
在筹备方面，中共的麻烦多一点，除了扩大跑道外，在广州和上海必须设立某些近代的导航设备。北京和非共国家间的此类协定，这还是第一次。其中包含的问题很多，例如过境旅客的处理，其中可能有美国人。在这些事项上，巴基斯坦将试图获得中共的充分安全保证。巴基斯坦还试图获得广州上海间的运输权利。
即使得不到此项权利，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也定然有利可图。以广州和上海为中途站，从达卡至东京的飞行，将只需七小时，为巴基斯坦至日本间最快的航线。运货与搭客的可能性，都很良好。
巴基斯坦将给予中共在达卡和喀喇蚩降落的权利，这种新安排，将减少中共前往欧洲和美洲货物与旅客必须借道莫斯科的依赖性，较短的飞行时间缩小了中共与世界其余部分的距离。
据悉，日本航空和英国海外航空两个公司，对于获得大陆上的交通权利，也都感到兴趣。英国海外航空公司业务经理，于上月对此问题还作了一次暗示，虽然他审慎地补充说，与中共并无“直接”谈判。
巴基斯坦与中共的这笔买卖，美国国务院最感到关切，认为将破坏自由世界的团结，并暗示可能因此停止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或者波音机的零件拒绝售予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
巴基斯坦已决心抗拒美国的压力，这将使已在下陷的美巴关系更为恶劣。如同巴基斯坦航空公司飞尼泊尔的航线一般，巴基斯坦与印度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恶化之后，才开辟对中共的航线，这表示巴基斯坦扩大其接触范围，一面为了商业利益，一面可作为其外交上有新转变的预兆。
中共在欧洲的“分站”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自中共与苏联发生歧见后，日内瓦的房租日渐上涨了。”这是西方记者嘉柏伦的幽默语。 骤听起来，好像没头没脑，但熟悉中共动态的人，却可能会作会心微笑。原来这两年，中共已将日内瓦作为欧洲活动中心，在这美丽的瑞士城市中租赁了五六十座房屋作为各种机构的办事处。表面上，这些机构都是与经济、商业有关，但西方情报工作者怀疑这正是中共间谍活动的大本营。
一九五九年以前，中共大概还没有在欧洲活动的念头。那时候，欧洲被看作是“受苏联影响的地盘”，中共却全心全意地对付亚洲。自中苏共背道而驰的迹象日渐明显后，中共觉得不能在欧洲留下一片“空白”，便在瑞士日内瓦动起脑筋来。
一九六一年，寮国（又译老挝，编者注）和平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中共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