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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被派去教物理和化学，电讯专家被派去做体育教练，有一位研究人类学的学者则在一家百货公司中做会计。”他认为这种情形在中国是有历史传统的，在一九〇〇年以前， 中国只有一种教育——儒家的学问。凡是精通四书五经的人，可以做行政官、法官、水利官。现在的情形也是一样，只要是共产党员，只须懂得马列主义的经典，中共就认为他无所不能，任何工作都由他来领导。所不同的，只是马克思和列宁代替了孔子和孟子而已。作者说，“不管被分派的人意愿如何，当局要他去做什么工作，他就非做不可，这种办法虽然有其便利之处，但害处之大，却也是不胜枚举。有许多人为了避免被派到他所不愿意去的地方，便竭力掩饰自己的才能，故意表现得庸庸碌碌，一无所长。”
他文中又谈到北京大学在反右浪潮冲击下的结果：“几乎每一系，每一个班级中都损失了教师和学生。其中有许多经过劳动改造后已经回来了；另外一些一直留在学校中，干着极低级的劳役……北大医院中有两位很有能力的医生。其中一位是外科专家，他还可留在自己家中，做些粗工。医院中如果出现了疑难的病症，他就被派去指导青年医生如何动手术。最近，他又受到大字报的激烈攻击。因为在诊治校外病人之时，他没有看出一个女子的乳癌来。大字报上说这是由于他的政治背景所致，他根本不关心人民。其实，院方对所有的医生都是有指示的，如果病象不能确定的时候，不要将病人随便收容入院，以免加重院方的负担。另外一个医生在反右运动中顺利过关。他现在的月薪有三十二镑（约等于港币五百元）。因为他有八个子女，经申请后加薪三镑十先令（约为港币五十五元）。但后来发现他家中装了两根灯管，认为生活奢侈，加薪部分取消。最近他开了一张药方，因为男护士没有受过适当训练，而他没有加以指导，那病人死了，结果这医生又被减薪三镑十先令。”
他文中还说到一个年已六十五岁的教德文的女教授，因为被判为反革命，现在每天在她从前所主持的德文系办公室中扫地抹桌。她被剥夺了公民权利，规定不得走出学校范围以外。
铁掌中的肥皂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三日
英国《孟彻斯特卫报》上那篇林维斯特所写的《中国内幕》，还在继续连载。在一段文字中，他讨论到中国人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手法是出奇的精巧。他文中写道：“中国人待人接物的天才本领，在人民政府的治理之下，那是减缩了许多，当局认为这是不切实际，浪费时间。然而这已成为中国人的第二天性，他们都自觉的认为，凡是有教养的人，都应当如此。当我和中国人相处时，在待人接物的艺术方面，总是感到自己的粗鲁笨拙，虽然，有时我也觉得，他们拐弯抹角的方式其实是相当不必要的。我常常发现中国人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他们以暗示来表示意见，对此颇为自豪。有时，一句直率粗鲁的话，使他们大大的不愉快，正如我们看到宴会上一位嘉宾把刀子放到口中去一般。”他谈到京剧中的表现方式，演员要指那一个人时，决不是伸手直指，而是对着所要指点的那个人的方向，用手指优美地绕一个圈子。他说，据他所知，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没有九曲桥这种东西，造一座桥到达彼岸，却在中间转许多不必要的曲折。
随后他又叙述到北京大学的情形：“北大是中国最重要的大学，外国来的访问者常常前去参观。它所表现的情况，使得某些人印象深刻，却使另一些人大感吃惊。图书馆中有大量现代西方国家的文学作品，但无人敢于借阅。学生有自由选读马列主义或西方哲学，但今年并没有哪一位教授开西方哲学的课。北大的环境是比从前大得多了。许多外国访问者来到这广大的校舍中时，对于大学生活的枯燥， 深为惊叹，大学的环境美丽之极， 青竹园林、碧水池塘，但在这美丽的校舍中，却隐藏着许多辛酸和苦难。”
“我并不想来描写政治迫害的情形。受到迫害的人事实上并不多，虽然，这些人的阴影，映到了每一个人的身上。在新的政策下，这些受害者可以得到补偿和道歉。我所要特别强调的，是北大师生们各种各样的规避取巧、各种明哲保身、各种极力设法避开祸害的手段。这是社会主义的最高学府，然而流行的风气却是虚伪和装假。人们在环境的铁掌之下，变得像肥皂一般的滑溜。中国传统的处世方式，在这里是非常非常的合用，长期来发展成功的决不得罪人的持身之道，人人都在使用，用这种圆滑灵巧的办法，来不得罪社会主义。其实，那是高度的虚伪，是互相欺骗。”
人民公社和干部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五日
我们都知道中共的人民公社经过了惨重的失败，也知道去年的农业生产有了若干进步。到底中共如何接受人民公社失败的教训？如何补救改进？这些问题在《自由谈》中曾大量地发表读者来稿予以讨论，报导他们的亲身经历。英国记者林维斯特所写《中国内幕》第四篇，题目叫做“人民公社和干部”。其中关于公社的成立和失败，已是众所周知，不必重述。他报导中共当局所采取的各种补救措施，我在这里译述一部分，作为《自由谈》的一些补充。
中共面临公社的大失败后，颁布了“六十点”调整纲领，主要内容如下：
一、让群众有更多的发言权。纠正干部的错误，由各级干部承担失败的责任。以“突击”“苦战”“军事纪律”等等手段来强迫农民作过多劳动的干部，受到处分，进行“卫星田试验”的干部们，必须向老农学习经验。
二、分割规模过于庞大的人民公社。将土地所有权下放到生产大队，亦即倒退到十年前实行合作社时的情况。生产队的规模缩小，目前每一队约为三十人左右，有权自行决定如何耕种。
三、农民有权保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自留地。饲养家畜的农民可得到物质补偿。在实行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时所杀的家畜、所拆毁的房屋、所熔去的铁锅农具等，可适当的得到赔偿。
四、取消吃饭不要钱的公社食堂，根据每人的劳动能力而分六级付给工资。不得无偿的征用劳役。开会和政治性运动尽量减少。
实行了这六十点的调整后，农村情况颇有改进，林维斯特说他在《宝安公报》（那是广东省只供干部阅读的一种内部刊物）上读到了十一份观察报告，其中说人民公社经过整理后，农民私有性的秘密耕作已经减少；由于互相监视，盗窃行为已经减少；社员能直接监察干部，贪污和浪费行为已经减少；富有生产队和穷困生产队之间的冲突摩擦减少；生产队的耕作更能适应实际情况；社员的劳动情绪提高，不再有故意抛荒土地不耕的情形。
整个说来，那是大大的倒退，是向农民大大的让步。但农民的情绪提高之后，干部们的情绪低落了。干部遵照上级的命令行事，到头来却要承担全部失败的责任，许多热心的干部都受到了处分。于是他们便以“放任不理”的态度来对付公社工作，情形如何，明天再谈。
“包产、包工、包肥料”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六日
中共认识到大跃进的失败，向农民们作了重大的让步，结果领导干部们在精神上大受打击。林维斯特在文中说，他曾看到过一些广东省共产党的内部刊物，其中登着调查各地情况的报告。有一份报告中说：“干部们的领导变得十分松懈。他们只说国家规定的任务太重，只希望上级来替他们解决问题。老干部被免职了，新干部们担心自己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因此他们不敢鼓足干劲的去指导生产。他们说：‘我们何必大卖力气，引得旁人怨恨？’由于干部们没有好好的领导，公社中的工作就处于无组织和无纪律的状态。社员们从上午七时工作到九时。中午再开始工作，二时休息。四时再开工，不到五时便停工了。四百多头鸭子到田里食谷，干部们也置之不理。群众见生产处理得不好，大家精神很差，知道配粮一定又会减少。他们说，‘干部不负责任。我们的汗全白流了。’”
另外一份报告中说，群众对生产漠不关心。他们对前途失却了信心，说道：“我们宁可在别处做狗，胜于在这里做人。”生产队的管理十分混乱，新选出的七名队委谁也不肯负起领导的责任。社员每逢市集就停止工作，谁都不肯干粗重的劳动。
为了纠正这种混乱的情况，中共又想了一种新办法出来。公社和每一个家庭订约，将每一块田包给一家一家。如果生产不足规定产量，这一家要赔偿不足之数的百分之三十，如果超额完成任务，那么超额的半数归农民所有。这种包产合同订得非常细致，甚至如有家畜到田中吃谷，那便如何如何的情形也一一订明。合同中也订明每亩田必须施肥若干。据报告，这办法实行之后，收效极佳，农民们能自动的工作，不必由干部打锣召集，妇女儿童，全家出动。如果白天做不完工夫，他们自动会在晚上接着干。
然而深一层的考察，这种最新的办法便是“农田归户”，便是在基本上取消集体劳动。不过农田的所有权是属于人民公社的。从前，农民向地主租田，现在则是向公社租田。
中共目前的办法还是在试行阶段，林维斯特认为，这办法是违反人民公社的根本精神的。如果更进一步，把每一块田永久性地租给一家农家户，那么比之向地主租田的时代，农民的社会地位是提高了，可是那也是表示人民公社的解体。实质上是农田归户，但农民须得将极大部分的收成交给国家。
塞翁失马 多难兴邦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日
瑞典作家斯温·林维斯特在北京住了两年多，他所写的六篇《中国内幕》，已于二月十五日在《卫报》上刊载完毕。本港泛亚社曾将他的通讯选译了一些发布，本港有些报纸也曾登载。但泛亚社的选择说不上公正，专选林维斯特报导中不利于中共的部分，至于他说中共的好话，那就全然不提，还不如本栏那样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事实上，林维斯特的报导也有不正确的地方，不过我相信这不是由于他故意歪曲，而是由于了解得不充分。例如他提到人民公社和农民订约包工、包产、包肥料，就有一位读者来信指出，订约的对象是生产队而不是农户。我相信这位读者的话对，林维斯特是错了。那封读者的信，将在《自由谈》发表。
林维斯特在最后一篇文章中，认为中共在各方面正在向人民让步。他说：“在我住在中国的这段时期中，中国社会是变得比较的合于人道、有更多的容忍、比较有理性的了。看到局势是这样一天天地发展，那是很愉快的。没有人知道，这种趋势能维持多久。在一个集权主义的社会中，决不能保证这种情况能够一定继续下去。但我相信，中共目前的政策，对中国而言，乃是最佳的政策。”“我个人的许多经历，虽然并不能使我赞美中共，然而使我懂得，中国目前所遭遇的巨大悲剧，使它不得不改弦易辙，在许多情形下，当局在设法改善局势，使得本来不必如此糟糕的情况，有所改进。在两年之间，我看到中共的政策有了整个的改变。中共党内确是有斯大林主义的倾向，然而它避免了斯大林式的暴力行动。中共领袖们要人民流泪流汗，来建设他们的国家，但并没有要他们流血。中共的领袖们知道他们已失却了人民的信心，幸而他们还有足够的聪明，正在竭尽所能，来设法重新得到人民的信心。”
林维斯特认为，一九六〇年时的中共，和一九六二年时是完全不同的，他说，“我相信，中共最困难的年月中所造成的局势，比之它最兴旺的年月还更有希望。中共初期的胜利，使它自大狂妄，以致造成了失败。然而在遭遇到失败之后，它却埋头苦干，反而成为长久进步的基础。中共只要脚踏实地，克制它过分的野心，那么这种长期的进步，或许便能逐步改变中国困苦的面貌。”他的结论正是合于中国人的古老哲学：晏安鸩毒，多难兴邦。也正是：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百货展览会”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有一位署名为“志明”的读者来信，问我这专栏所介绍的林维斯特的《中国内幕》，原文可以在什么地方买到。他认为我的译文只是摘录，看来不够过瘾。我是在英国的《卫报》上读到的，不知美国其他什么报上是否还有登载。这位志明先生若想读齐全文，只有写信去孟彻斯特补购旧报了，那是分别刊载在一月下旬至二月上旬该报的。我看过的旧报没有保留，手边只存有该文的第二段，现择要译介如下：
林维斯特是在一九六〇年冬天到北京的，那时中共正在遭到经济上的极大困难。他说：“整个城市似乎已经死了，店铺中都是空的，饭馆关着门。没法子买到一枚钉子、一团线、一张纸。大跃进的口号还是在叫着，但在这个空壳子的里面，什么都没有，什么事都没法干。整个国家似乎已经窒息了。在两年之后的今天，危机还在发展，但已不是那样的严重。已有东西在店中出卖。虽然，购买的人很少。当局已放松了管制。街上有了小贩，有了争取顾客的工匠。北京是全国管制得最严的地区，但当局也不得不适应经济危机所产生的局面，任由人民自谋出路。”
那篇文章中说到今日北京居民的配给是这样：面粉的每月配给量，主妇是二十四斤，脑力劳动者三十斤，体力劳动者四十斤。数量仍和一九五九年以来没有分别，但质量已有改善。食油每月半斤，猪肉或鱼肉每月三两。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