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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了的。目前的困难，是《自由谈》的篇幅还嫌小了些。为了发挥这刊物更大的作用，我们希望在经济上许可的时候，每星期能再加多一期。
一个梦想 一个杂志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二日
有一次和朋友们闲谈，大家觉得海外缺少一本供知识分子阅读的、比较高级的杂志。香港出版的杂志很多，销路最好的是电影画报与妇女家庭刊物。其次是《武侠与历史》之类的小说杂志，更其次是《野马》、《蓝皮书》之类的侦探小说杂志。至于政治性的、文艺性的杂志，销数都是少得可怜，能够长期维持的实在很少。政治杂志不是极左，便是极右。因为是存心作政治宣传，读起来就觉乏然无味。像我们这种既非共党人士、又非忠贞人士的知识分子，便没有什么合适的经常阅读的杂志。
在海外，既能供给知识，又能刺激思想的杂志，目前主要是外文的。当然，并非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都便于阅读外文。而这些外文杂志所谈论的问题，往往又不是中国读者所十分感觉兴趣的。例如英国的《新政治家与民族》，是一本很好的知识分子刊物，但它最近主要的兴趣所在，是英国工党政府上台之后那便如何如何。它偶尔分析一下中共的人民公社和中苏争执，在熟悉本国事务的中国人看来，不是了无新意，便是不着边际。
明报的知识分子读者越来越多，在读者的来信之中，有许多人要求我们把报纸办得更高级些，《自由谈》中多登一些学术文章。但报纸毕竟是一种通俗的读物，在报纸上讨论哲学思想、历史问题等等，终究是不适宜的。我们有这么一个想法，在适当时候，由明报出版一本很正派的、比较高级的刊物。在政治上，它仍是严守明报那种独立自由、不偏不倚的风格，但刊登一些正规的文艺创作，批评散文、学术论文、政治思想。办到两三年后，如果一切顺利，如果它的质素能不断提高，如果明报的业务能够发展，有能力支付相当高的稿费，说不定我们能约到海外最优秀的学者来给它写稿。
大陆上与台湾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只要是真正有价值的，我们这本杂志也可予以转载，例如大陆哲学家关锋先生最近对庄子所作的研究，吴世昌教授对红楼梦的研究，台湾蒋匀田先生关于现代政治学的新作。我们还可刊载一些赵无极先生在巴黎新作的绘画照片，或者李政道先生在纽约生活的近况等等。
在目前，这只是一个梦想，或许这梦想将来终于能变成事实，或许，过得三年四年，朋友们聚在一起闲谈时，仍旧会感叹海外没有一本比较好的中文杂志。
北京的资产阶级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伦敦《泰晤士报星期刊》上所登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若克·马苟斯的那篇通讯，题目很长，叫做“中国仍旧容许中产阶级存在，但在毛泽东的‘乐土’上，欢笑是消失了”。这篇通讯开头描写他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上海相识的一个老朋友，最近在北京一家专卖外国书的书店中遇到，因为相隔了二十年，几乎是互相不认识了。以下他这样描写：
“我问他：‘现在你在做什么？’他说：‘我什么也不做。我仍旧是有闲阶级。’于是我再仔细地看了他一眼。他穿着一套蓝色的棉袄，那是中国冬天人人都穿的制服，那套棉袄已很破烂肮脏。他头上戴一顶污秽的布帽。但他红光满面，过得很不错的样子。他邀我到北京一家最豪华的餐馆去吃晚饭。他还请了另外一些朋友。这顿晚宴丰盛之极。我们吃了鱼翅和北京填鸭，他道歉说，这几天买不到燕窝，所以少了这一道菜。但席上没有米饭馒头，因为他的粮食配给量早已用完了。后来，他把他的情况说给我听。
“他本来在天津开着一家工厂，国家接收了过去，但付给他定息。他在北京的房子可以保留，因为这所厂房的房间不超过十五个，他目前还住在那里。他没有薪水，也就没有‘工业证’，就不能买呢绒和皮鞋。事实上，所有的消费物品他都无权购买。他唯一可以用钱的地方就是吃，当然，在家里是不行的，因为每个月只配给三两猪肉。但在餐馆里，除了米面粮食外，什么东西都不必配给证。”
这位英国记者大概不知道，目前在中共大陆，只有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四个城市，上餐馆不用粮票，其余全国各地就不行了。文中接下去描写衣着的情形：
“布料的配给额实在太少，无法买一些绒料去做一套西装。就是要做一套新的布制服也不成，内衣裤的问题更加不能解决，他说，好在那是旁人瞧不见的。棉花的配给量每人每年只有二两，只够做一双棉鞋。他拿到的钱没法子用掉，便去存在人民银行，定期存款有年息五厘。我问他为什么不参加工作。他说他希望总有一天能得到批准出国，如果他表现得在什么地方对政府有用，那是永远别想得到批准了。也为了这个理由，他和他妻子决心不生孩子，因为当局极不愿意放下一代的年青人出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号称已没有阶级，但中产阶级还是有的，像他这种人，当然不能作为中共中产阶级的代表，他只是一些特殊分子的典型：有钱的、在外国留学的资产阶级，现在人到中年，已不能和新的环境相适应了。从政治上看来，这一类人数量极少，因此当局也没有强迫他们改变自由散漫的生活方式，强迫他们去从事生产，遵守纪律。在中国各大城市中，这种人共有数千人。”
三个问题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伦敦《泰晤士报星期刊》驻北京特派记者若克·马苟斯的那篇通讯中，描写了北京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的生活后，接下去描写一般参加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大都曾在英美法德等国留过学，现在是在政府机关、工厂、医院等机构中工作。那篇报导中说：“这些人极大多数是薪水极低，营养不足，工作过劳。在每天时间极长的工作之后，还须参加政治学习。这种政治与主义的灌输有多深，能发生什么作用，那是我所不知道的，但看来他们都很起劲和忠心，如果不是对共产主义忠心，那至少是对国家忠心。这些人之中，只有极少数的人敢于向一个外国人说真心话。每逢我遇到他们，总是向他们提出三个问题，我所得到的答复总是相同的。
“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否觉得中国的一般情况正在越来越差？’每个人都说不是。生活情况正在慢慢改善。在去年十一月以前，每个月配给猪肉二两，现在已有三两，虽然一个月三两肉还是少得可怜，但却已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蔬菜和水果的供应很充足。现在，北京市场上甚至已首次有柠檬出现——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运动在工业上是失败了，但那时候种的果树，现在却开始有收获。大家一致承认，物质生活是在逐步改善之中，虽然改善得极慢。
“第二个问题是：‘你是否觉得受人剥削？’答案仍旧不是。有一个医生，因为看病实在看得很辛苦，知道自己迟早会病倒下来；又有一个工程师，经常的加班工作，只希望能获批准出国（那是办不到的，凡是技术人才，决不可能被当局放出去），但他们都不以为自己是受到了剥削。他们对我说：‘没有人想在我们身上赚钱。’事实上的的确确是这样，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并没有变得有钱。部长们坐了苏联制的豪华大汽车去办公，但这些汽车是国家的财产。周恩来总理的薪水，比我上述那位上海资本家朋友所收的定息要少得多，当我听到这消息时，我丝毫也不感惊异。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你是否喜欢国民党回来？’我所得到的回答，又是一个很强调的‘不’字。有一位中国医师，我是经常和他见面的，他坦白表示对目前的政府十分不满，但他对我说，‘那批腐化贪污的国民党家伙将我们交在共产党手中，咱们还要他们来干么？’
“极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者到底是否快乐，我无法肯定。因为热心的共产党干部对我这种番鬼佬心存怀疑，说的话都是共产八股，不值一听，而肯和我说真心话的那些人，又都是对共产党不满的，说出来的都是黑暗的一面，未必公正。”马苟斯认为，据他所得到的印象，这些人最大的反感是“没有自由”，内容如何明天再在本栏介绍。
“他们都没有笑！”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伦敦《泰晤士报星期刊》驻北京特派记者若克·马苟斯在描写他所见到的中国资产阶级、中层阶级者的生活和心情后，接下去又写道：“今日中国真正的中层阶级，主要是共产党和政府的工作干部，那些人是我所绝对无法接近的，他们工作过度，所负的责任过多，成天只怕犯错误，因此事事不求有功，只求无过。在我所见到的那些人，很显然是没有什么快乐，一副郁郁不欢的样子，那决不是完全为了物质缺乏的缘故。
“原因之一是没有自由。另一个原因是生活沉闷，没有什么调剂和娱乐。第三个原因，在中年的夫妇而言，如果他们的孩子已长大了，那么父母和子女之间，往往有思想上的冲突。做父母的心中对共产党的各种做法颇有反感，而子女却饱受了共产党的思想灌输。
“我那个做医生的朋友在说到自由时，他对自由的定义是这样：‘自由就是能离开中共大陆的权利。’还有，如果你喜欢去看哪一个人就能去看他，不会被门房阻止，被他问许多问题，那就是自由。要知在大陆上，做门房的往往就相当于警察。还有，自由的意义表示你不必每星期去参加政治学习会，能够公开发表意见而不怕被人偷听了去，在这里，这种事情是被禁止的，认为是有毒害的。至于生活沉闷，那是由于没有什么娱乐。京戏本身就很单调。戏剧和电影中充满了教育性和政治性。音乐会和芭蕾舞的水准甚低。餐馆的烹调是很好的，但只开到下午八时为止。除此之外，什么娱乐都没有了。麻将等等各种赌博一概禁绝，酒馆中也没有人猜拳。
“家庭中父母和子女之间，往往发生令人很伤心的困难。孩子小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从幼稚园中出来的幼童，双颊红红，很是可爱。但一进小学，国家就把孩子接收过去了，至少在精神上是接收去了，因为政治教育从小学开始。父母在家里不敢和子女争辩有关思想上的问题，因为第二天孩子们很可能会去报告学校当局，做父母的不免要承担一切后果。在这样情形下，家庭中的气氛自然不会愉快的了。不过在大多数家庭中，亲子之爱虽然受到了影响，总算还是保持着的，这是中国人的天性，那是铲除不了的。
“当我到达北京不久之后，我一个老朋友问我对新北京有什么印象，我说：‘好像谁都不笑了。’他回答得很妙：‘从前日子非常难过，人们只好开开玩笑，以忘记自己的痛苦。现在他们都很快乐。’我问：‘他们真的都很快乐么？’他说：‘你自己可以看到的。他们都没有笑！’”
北京大学的一个故事
一九六三年二月九日
英国《孟彻斯特卫报》在英国新闻界的地位，是被认为仅次于《泰晤士报》的。该报最近连续登载了驻北京通讯员斯温·林维斯特（Sven Lindqvist）的一连串通讯，总题目用得很大，叫做“中国内幕”。其第三篇通讯的题目叫做“转弯抹角，旁敲侧击”，说到了一个很特别的故事。这位林维斯特先生和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很熟，这故事是那教授跟他说的。
北京大学校园中有许多池塘，两年以前，学校当局利用这些池塘来养鱼。校方雇了两个人来管理。大学中有一位老教授，他对明代的木刻特别有研究。有一天，管理池塘的一个工人来到教授的屋中，自称对木刻很有兴趣，想借一些明代的木刻来欣赏。老教授当然很高兴，搬了许多木刻给他看。过了几天，那工人又来了，偶然提到一位著名作家的名字，他说听说老教授是这位作家的好朋友，藏有不少那作家初版的作品，他想借来看看。那教授恍然大悟，原来这工人其意不在木刻，目的是在借阅一些珍本书籍，当下也欣然答允了。
那养鱼工人第三次拜访时，无意中又提到，他原来和那教授的厨子是同乡，从小在一起长大，这次故友重逢，很是高兴，当晚两人要小小地庆祝一番。那教授自也不便拒绝。从此之后，这养鱼工人便经常拿了池塘中最好的鲜鱼，在教授的厨房中和那厨子开怀大嚼。学校当局发现鱼塘生产不符理想， 出了煌煌告示，严禁员工学生私自捕鱼，但那养鱼工人监守自盗，煮食如故。因为他是在教授的厨房中烹煮的，所以旁人不会发觉。那教授得悉自己被人利用之后，很是气愤，但一加调查，却又不怎么气恼了。原来这养鱼工人是学工程出身的。他被派来管理鱼塘，原有说不出的满肚委屈。教授反而对他颇为同情。
岂知事情的结局更是出人意料之外。最后发觉（据林维斯特说，那是北京大学一个爱管闲事的外国学生告诉他的），这个管理鱼塘的人竟是一个共产党员。他除了养鱼之外，还负责这一部分校园中的保安工作，以防止坏分子捣乱。因为北京大学中思想复杂的人很多，说不定有人会在僻静处图谋不轨，由一个养鱼工人来暗中监视，谁也不会疑心于他。
我们不知道这故事是真是假，听起来似乎古怪得很。译写着这故事的时候，自己心中很感到一阵悲哀。
马列代替了孔孟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
英国《孟彻斯特卫报》那篇《中国内幕》的连载中，作者林维斯特（Sven Lindqvist）在叙述北京大学那个管理鱼塘工人的偷鱼事件时，讨论到大陆上许多人学非所用。他文中说：“据我所知，有些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