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窗小札1963_第1节

明窗小札1963

内容简介

《明窗小札1963》本书辑录了金庸于1963年在专栏中发表的193篇社论、时评与漫谈等杂文。涉及内容包括：明报的立场与原则，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美国的内政和外交，古巴的导弹危机，亚洲各国的外援和内困，西欧国家之间的合纵连横，东欧的求变和困境，文艺创新与争议，生态与环保，各国的世态与风情，社会趣闻与传奇等等。 金庸数十年新闻生涯中近千万字的政论文字，一直没有结集出版。两年前，金庸秘书受命搜集、整理金庸上世纪六十年代撰写的专栏文章。其中比较重要的，是金庸用徐慧之为笔名撰写的明窗小札专栏。这一专栏从1962年12月开笔，持续到1968年10月，除1967年间中断几个月外，几乎每天一篇。 金庸秉持明辨是非，客观中立立场，可谓眼观全球，心怀民众，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而文风朴实简洁，观点鲜明犀利，见解独特新颖，尽显一代大师的风范。

七元五角买一份报纸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一位读者写信来问我：“你所看到的这许多外国新闻资料，是从哪里来的？”答复是这样：买来的。当然是买的，难道这是偷来的不成？这位读者的意思，大概是问我从什么地方买来的。那些主要的报纸杂志，例如《纽约时报》、《星期六晚邮报》、《展望》等等，我是向西书铺订的。《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有远东航空版，香港售价是每期两元，如果长期订，价钱就便宜得多。以《时代周刊》为例，我一次过订阅五年，只需一百九十五元，每期合到七角五分，只是市价的四分之一。

英美杂志的长期订阅价目，往往比零售便宜得多，主要原因在于广告。美国大公司刊登广告，最重视一家杂志的订户多少，总销数尚在其次。大概他们以为订户是固定读者，生活稳定，是广告的良好对象，西方国家杂志以广告收入为主，往往越销得多， 经济上越是没有好处。为了争取广告他们便以极大的折扣争取长期订户。

九龙尖沙咀码头前，有一档报贩专卖外文航空版的报纸，美国的《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英国的《泰晤士报》、《卫报》、《每日电讯报》、《每日快报》、《每日邮报》，西德的《佛兰克福日报》、《汉堡日报》，日本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以及《曼谷日报》，《马尼拉时报》，《新加坡海峡时报》等等都有。普通都是一元一份。如果每一种都订下来，当然太不经济，我也没有这许多时间去阅读和利用。我经常去翻翻，看到有合用的资料，就花一元买一份。那报贩是一位中年女子，见我是熟客仔，后来不反对我东翻西翻。逢到跑马日，她往往还笑嘻嘻的说几句：“老板，今日发财！”

我经常购买的报纸，最贵的是《泰晤士报星期刊》，在英国卖六便士（港币四角），香港西书店里却卖七元五角。这主要是航空邮费，还有一部分是利润。我相信利润一定要相当大，因为我见书店中常常存着卖不去的旧报。那份报纸很厚，航空邮费实在不便宜，只要有一份卖不掉，书店便颇有损失了。

在一月六日的《泰晤士报星期刊》中，有一篇该报驻北京记者若克·马苟斯（Jacque Marcuse）所写的报导，描写中共大陆上一般中层阶级者的生活。这位马苟斯先生是老北京，中国通，又是长驻的记者，他的观察当然比走马看花式的外国访客要深入得多。只是他身在北京，所写的报导如果太得罪中共，势必要成为不受欢迎的客人，不免有请他自动松人之虞，因此笔下留情之处，也可想而知。但一般说来，这篇报导态度颇为客观，又想到七元五角买一份报，血本有关，明天我在这专栏中译出，以供读者们欣赏，乘机也可回收成本。

从明报起价说起

一九六三年二月五日

新春假期中，大批香港客到澳门去玩，其中有不少是本报的“死党”。结果澳门的明报被炒起了价，一般是卖到三毫子一份，最抢手时更炒到每份五毫。这是好几位读者写信来告诉我们的。他们说，一般的香港报都没有起价。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情形是很普通的，那便是经济学中简单的“供求律”。顾客的需要增加了，但供应量没有增加，商品的价格自然会提高。但马克思的理论却不是这样。他认为，每件商品的价值，由劳动量来决定，以一份报纸为例，其中的劳动量包括排字工人、印刷工人、造纸工人、造印刷机工人、造油墨工人、写稿者、记者、编辑、校对、报贩、经理等等的劳动总和，报纸卖得贵了，超过了它本身的劳动量，所贵的部分，便是“剩余价值”，便是被人剥削了。

因此在实行共产主义的国家中，货物的价格不是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当局认为一斤米、一匹布应该值多少钱，便定多少价。供应不足便没有货，人民便买不到。他们用行政命令来限制，而不是用起价的办法来限制。

资本主义方式的经营企业，以追求利润为目的。明报希望销得多，固然是报纸的影响扩大了，在经济上，那便是每一份报纸的成本减低，利润增加。“利润”这两个字，看起来似乎不大清高，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除非你不经营企业，否则自街边的咸脆花生档，以至“某某学校有限公司”，都非注重利润不可，否则便是破产和执笠收档。

但“利润”这两个字，最近在苏联经济学界也讨论得非常起劲。去年九月间，苏联卡尔科夫工业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李勃曼，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批评苏联各种企业管理不得当，主张应当根据“利润观点”来经营。他提议，每一间工厂的生产，其成功和失败，须以是否得到利润来计算。在共产国家中，每一间工厂为了完成生产计划，总是只求产品增多，至于人力的浪费、原料的浪费、人民是否欢迎，那是根本不加考虑的。他们往往用一元二角的成本，来制造一件只值一元的商品。因为由政府规定价格，这件只值一元的商品，便被定价为一元三角。李勃曼抨击这种办法。他的意见还没得到政府的采纳，但苏联经济学界已展开了热烈讨论。

谈孟彻斯特的《卫报》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

《大公报》在张季鸾先生任总编辑、总主笔的时代，有“中国的孟彻斯特卫报”之称。因为当时大公报不注重新闻抢快，而注重社评的精辟，正和《孟彻斯特卫报》的作风相同。同时，两家报纸都是自由主义的信奉者。

孟彻斯特是香港的死对头，因为这是英国的纺织业中心，当地的纺织厂商竞争不过香港人，便想出了限额输入这一着毒招出来。使得香港这几年的经济大受打击，始作俑者便是孟彻斯特。这个地方的纺织厂商麻麻地（粤方言，一般、普通之意，编者注），却有一张好报纸。本来，英国一切以伦敦为中心，《孟彻斯特卫报》起初只不过是一张平平无奇的地方性报纸，但自从史高特（C.P.Scott）于一八七一年加入该报任总编辑后，三四十年之间，一张地方性的报纸竟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大报（大公报在天津初创时也只是普通的一家地方性报纸。至张季鸾先生主持笔政后，方始脱颖而出），现在该报仍在孟彻斯特出报，报名则已简单明了的改称“卫报”。目前的主持人虽然及不上史高特的才能，但因基础已很巩固，仍旧是英国极重要的大报。它的销数不到二十万份，言论的影响力，却比日销四百五十多万份的《每日镜报》（该报自称“本报宇宙间销数第一”）大得多，甚至可能超过日销四百十万余份的《每日快报》。

《卫报》所以成功，唯一的因素在于史高特所写的社评，他对于每一个问题，都提出了公正合理的主张，绝对不为政治因素所左右。他认为新闻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对新闻的看法和解释，他始终坚持真理，有时全国的舆论一致和他相反，但他绝对的不去迎合俗好。

他的社评写得平易近人。他经常向该报的工作人员指出：“在卫报上所登载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必须是普通男人和女人所能了解的。”他写社评的信条是：“必须有说服力”，每个研究新闻学的学生可能都知道他所写的一篇署名文章，那是《卫报》出版百年纪念的社评。他主张一切要诉诸理性，要容忍反对者的意见。那篇文章中说：“反对者的声音，应当和朋友们的声音一样，有同样的权利被人们听到。撰述评论的人必须能够自我节制。坦白是很好的；但公正更好。”英国许多报学史中都这样说：“他的言论很温和很平静。但他轻轻的说话比许多大声疾呼传送得更远。他的意见影响了制定英国国策的政治家们，也就是影响了英国整个国家的政策。”

《印度时报》和《自由谈》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八日

本报的《自由谈》越来越引起广大人士的注意，许多读者的来信中都曾提到过这个事实。日前在一个宴会之中，我遇到日本驻香港领事熊田先生，他从大衣袋中取出一份明报出来，对我说：“贵报《自由谈》中的资料丰富得很，内容真实，我是每期必买的。”熊田先生是中国通，他的国语讲得比我还好。

《自由谈》中曾详细讨论到中共的《参考资料》问题，这些讨论的内容，被新德里《印度时报》的驻港记者归纳起来，写了一篇长篇的通讯，登在一月十六日的该报，这通讯的题目叫做“红色中国的秘密武器”。我初看到这题目时，还以为是讨论中共的核子武器，哪知一读内文，才知材料主要摘自明报《自由谈》，颇为意外。

文中详细介绍了《参考资料》的形式和内容、消息来源、编辑方法、读者对象等等，这一些，与《自由谈》中所说的没有什么出入， 这里不再重复。这通讯中说：“香港一位统战工作者辩称，参考资料中所登载的新闻，并不限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他说所有重要的国际新闻，不管思想的倾向如何，都有登载。有时上面甚至会登出帝国主义国家新闻记者关于新中国的报导。这一位统战人士的话或许是不错的，但该刊所登的西方记者的报导，往往是歪曲的恶意的诬蔑，表示了西方国家对中共的敌意。”文中所说的那位统战工作者，当是指曹聚仁先生了。《自由谈》热烈讨论《参考资料》的问题，那正是曹先生所引起的。

文中说：“有一个来自大陆的年青干部说，他过去三年来不断的阅读参考资料，当苏联的廿二次党代表大会整肃莫洛托夫时，参考资料上却发表了一篇称赞莫洛托夫的文章，说他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是斯大林的左右手。这篇文章中描写的赫鲁晓夫只不过是来自顿巴斯的一个矿工，内心深深妒忌斯大林伟大的功绩。为了要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赫鲁晓夫才不得不进行反斯运动，整肃斯大林的信徒。因为斯大林从前批评过赫鲁晓夫，所以在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进行卑鄙的报复私仇。”一九六〇年十月，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中除下鞋子来猛击桌子。在这时期中，他又对狄托表示十分友好。这种情况在《参考资料》中，都有详细叙述，中国的干部们知道之后，对赫鲁晓夫便很瞧不起，这大大的便于中共日后所进行的反赫运动。

谈《自由谈》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前几天，和几位朋友一起饮茶，谈到了明报的立场、作风和做法的各种问题。有一位朋友说：“你们主张站在中国老百姓的立场，以积极中立的态度，希望国家富强，人民生活过得幸福！这是明报的读者们都能了解的。但你们显得有些摇摆不定，以《自由谈》为例，你们刊登任何一派的思想和见解，到底你们自己的思想和见解是什么呢？各方面的文章都登，不是容易造成混乱么？”

关于这问题，金庸兄和我向这几位朋友谈了很久。我们认为，当前世界上的大问题之一，在于偏执，不能容忍；在于迷信某一种教条，缺乏科学精神。《自由谈》所刊登的稿件，主要是谈事实，而不是谈思想和意见，即使是表白某一种意见，也是以事实为根据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辨别来稿所写的内容是真的还是捏造的。当然我们的判断很可能发生错误，如果一篇文章的作者技巧很高，那我们就会被骗过了。但广大读者的眼睛，那是决不能被骗过的。不久我们就会得到反映，《自由谈》上就会刊出辩驳和讨论。容忍各方面的意见，我们相信这是民主自由的真正精神。

《自由谈》发刊之初的征稿启事中，曾说：车大炮的文章只要车得精彩，也是欢迎的。但事情发展的结果，证明我们起初把这个刊物的作用估计得太低了。我们起初以为，可以在这刊物中登些谈笑风生的、幽默风趣的文字，这刊物可以是介乎文艺性和政治性之间。可是《自由谈》出版几期之后，立刻证明我们从前的想法错了。明报的读者们要求严肃的讨论事实，反对车大炮。读者们可以从近来《自由谈》的稿件中看出来，香港人并不如一般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个个醉生梦死，只是追求金钱、享乐，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完全不加关心。我每天阅读数十份来稿，由于篇幅有限，这些稿件大部分无法刊出，但我个人是每一个字都详细读过了的。我深深的体会到，这些投稿者虽然生活在香港，可是忧国忧民之心，丝毫不弱于住在大陆和台湾的同胞。

《自由谈》的发刊词中，提出“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八个字，作为这刊物的信条。经过七十多期之后，虽然“大”是谈不上，“刚”也不见得，至少，“有容”与“无欲”，我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