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真面目_第20节

导人在宣传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总结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表了许多讲话、文章和专著。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延安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毛泽东思想的论文和著作。他是第一个为毛泽东的理论命名的人。1941年3月，他在《共产党人》杂志第16期上发表了《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提出党的教育人才，“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在党内首次提出。同年4月，张如心在《解放》周刊上发表了《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的文章，明确指出：“说到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发展，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应指出的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1942年2月18、19日，他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提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把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分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三个组成部分，指出“这三个组成部分内在有机的统一便构成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体系”，对毛泽东作出了“是我们党天才的领袖，党的最好的政治家、理论家、战略家”“中国最好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高度评价。

1946年初，张如心在华北联合大学任教务长时，先后在华北联大及张家口市的“青年讲座”上，就“毛泽东的人生观”“毛泽东的科学方法”“毛泽东的科学预见”“毛泽东的作风”等问题，做了几场演讲。他从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的初步形成，早期革命实践活动，科学理论的来源，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关键时期对时局的分析和预见，平凡而伟大的人格魅力，甘当群众小学生的虚心态度，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等诸多方面对毛泽东进行了客观的宣传评价。文中特别强调，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但也是普通人，和人民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感情。演讲稿发表在晋察冀边区理论文艺刊物《北方文化》第一卷一至四期上。山东、冀南、香港等地书店纷纷进行翻印和再版，分别命名为《毛泽东论》《毛泽东的思想及作风》《毛泽东的人生观》《毛泽东的作风》《毛泽东的人生观与作风》等，广为发行。有的版本后集录了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王稼祥、艾思奇等18人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这些版本是党内出版的早期论述毛泽东思想和理论的专著。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书的后面，附录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孔厥写的《人民领袖这样爱咱们——吴满有去见毛主席的故事》，另一篇是贺敬之编辑的《人民歌颂毛泽东》。吴满有是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的劳动英雄，当年被毛泽东树立为勤劳致富的标兵。吴满有的方向，就是边区农民的方向。文章描述了毛泽东夫妇在枣园驻地会见吴满有的情景，充满了领袖和百姓的亲密感情：“真是知心的人儿说知心的话。毛主席的话，句句都说到吴满有的心里。他是那样关心农民呀！他问长问短，尽说些庄稼的事。他对庄稼事务可有研究哩！今年雨水广，他也跟咱农民一样，了解些事，就担心下雨，希望晴。他生怕咱们受损失呢！他说今年开荒多了，只要天时不太坏，大家再加把力，就有个好收成。人人吃饱穿暖了，还怕甚！”“大家一同坐在院子里，那院子也真是美，像个小花园！各人坐在矮凳上，围着一只小圆桌，在一棵大槐树的影子下，在花香、草香和果树园吹来的甜蜜蜜的香气里，毛主席还亲手递西瓜给吴满有吃，一面谈心。”

然而，吴满有的辉煌却因战争而中断。1948年5月，西北野战军在西府陇东战役中被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包围，受到了重大损失。随军支前的陕北民工队伍没有跟上突围，多数被国民党军俘虏，其中就有吴满有。当时他没有暴露身份，在审查过程中，国民党军官对这个老头产生怀疑，看他言谈自然大方，不像个没文化的普通农民。有人举报说他是吴满有，胡宗南闻讯立即召见，吴还是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谈完话胡宗南对部属说：“他就是吴满有！因为他一坐到沙发上，就架起了腿，态度自若，相当镇静。这功夫绝对不是一般人能有的态度。”消息传开，轰动一时。胡宗南把吴满有送到南京，为了宣传需要，国民党当局逼迫吴满有发表广播讲话。西安解放后，吴满有回到家乡，组织上把他定为“叛徒”，剥夺了一切荣誉称号。从此以后，这位延安大生产的明星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解放后一直默默无闻，在痛苦中了其余生。毛泽东当年与吴满有亲切交往的文章，再也看不到了。这次重新发表当年的采访记，对回顾毛泽东早期的经历，是有史料价值的。

《人民歌颂毛泽东》记录了当时陕北流行的歌颂毛泽东的几首民歌小调。这些来自民间歌手创作的曲子，后来变成了红色经典歌曲。特别是《东方红》，几十年来作为毛泽东的音乐艺术形象，是中国亿万人民最熟悉的歌曲。其他如《绣金匾》《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也都广为传唱，经久不衰。但是这些歌曲的原始歌词，却鲜为人知了。我们再次把它们发掘出来，让读者比较一下。原始歌词虽然粗糙一些，土气一些，却更贴近历史的真实和本色。从草根到经典，这个演变过程与毛泽东的传记一样，早期的作品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在张如心等理论家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美国著名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于1946年秋来到延安，对中共领导人和解放区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采访。直到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她才听从毛泽东的劝告，离开解放区回到美国。在延安期间，她曾与毛泽东多次谈话，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谈话，就是由她整理发表的。她在延安的时候，中共中央正在贯彻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方针路线，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斯特朗敏锐地抓住这个主题，采访了刘少奇和陆定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通过他们的介绍，使斯特朗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和中国革命的历史有了初步的了解。她把这些谈话整理出来，并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写成了《毛泽东的思想》这本小册子。向全世界介绍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斯特朗是第一人。她的介绍是客观准确的，写作态度是严肃的。1947年在美国《美亚》杂志上发表后，影响很大。这次采访之后，斯特朗的命运也改变了。她热爱新中国，和毛泽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

（四）

1949年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年。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迅速解放了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大城市。国统区群众在欢迎解放的同时，急需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情况。上海文化界的进步人士配合这个需求，迅速出版了一批反映解放区情况、党的政策和领袖的传记读物，《学习毛泽东》作为“新生丛书”的一种，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这本书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国统区的书籍和刊物，特别是外国记者采访解放区和毛泽东的报道。作者汇集了不少资料，将其融会贯通，形成了一本有特色的毛泽东传记，既写毛泽东的生平，也介绍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延安时期的情况则使用了一些外国记者的报道。有些材料还是很有价值的，例如“阶级关系的性质”一节中引用了毛泽东会见外国记者的谈话，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基本情况，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书中引用的一些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出自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与建国后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有所不同。这些资料都是比较宝贵的。

这本书的编辑出版目的，与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传记有所不同。它反映了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急于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跟上新时代的愿望和要求。所以编者在前言中说：“我们出版这个集子（虽这小小的一本）的动机，除了让读者们熟悉我们这位人民领袖的思想，向他致以无限的敬意之外，主要还是想使大家跟着这位人民领袖学习，因为已经翻了身的全新的人民，在人生观、世界观、思想方法、处事条理、工作态度、工作技能等种种方面，都跟以往有本质上的不同，这就是我们印行本书的目的。”

但是，与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传记不同的是，斯诺、萧三、斯特朗等人都是与毛泽东有直接接触和采访的，写出的作品比较准确，有第一手资料的价值。而这本书主要参考的是已出版的毛泽东传记和著作，属间接的研究和反映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因而在资料的取舍和引用上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反映，一个除旧迎新的历史变革时期的作品，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五）

新中国建立后，思想舆论需要统一。宣传中共的历史和毛泽东的生平，是一项很严肃的工作。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署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当时又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新闻总署署长。这篇文章经过刘少奇等领导人的修改，毛泽东定稿，实际上是中共中央正式发表的简明党史。此后，全国党史界的口径，都遵循于此。毛泽东的传记除了萧三的《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李锐的《毛泽东同志初期的革命活动》等少数作品，多数都是回忆录和毛泽东活动的报道。这些作品充满了对领袖的爱戴和感激之情，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文章中对毛泽东的崇拜和溢美之词也越来越多。

在海外，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的敌对立场和封锁，很少有严肃的毛泽东传记问世。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进步作家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其作品的发行受到限制。但是1959年在美国出版的萧瑜著“Mao Tsedong and I were beggers”（《毛泽东和我曾经是乞丐》），引起了较大的轰动。

《毛泽东和我曾经是乞丐》

这是萧瑜撰写的有关毛泽东早期生活经历的回忆录。萧瑜，字子升，萧三的哥哥，毛泽东早年的同学和朋友。书中回忆了他和毛泽东自1916年至1921年期间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和组织“新民学会”的经历。萧瑜和毛泽东曾是关系密切的同学，他们都是杨昌济先生的得意门生，曾经一同怀有救国之志，纵论天下大事，寻求强国之路。他们一起创办“新民学会”，一起组织留法勤工俭学。1917年暑假，萧瑜和毛泽东为了调查社会，一起化装成“乞丐”，身无分文，步行千里，考察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和沅江五县，深入社会底层，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谈起此事：“（1917）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5个县。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与我同行。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13]这次社会调查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是他后来重视社会调查和实事求是作风的一个起源。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也使萧瑜终生难忘，所以他用5万字的篇幅详细叙述了考察的全过程，并且起了这样一个书名。其实文人“行乞”是当时湖南的一种社会风气。萧三在《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中这样说：“一个夏天，毛泽东同志利用暑假期间，游历湖南各县。身边一个钱也不带，走遍了许多地方。遇到政府机关、学校、商家，他们就作一副对联送去；然后人们给他吃饭，或打发几个钱，天黑了就留他住宿。这在旧社会叫作‘游学’——没有出路的‘读书人’，又不肯从事体力劳动生产，就靠写字作对联送人、‘打秋风’以糊口。毛泽东同志却用这个办法来游历乡土，考察农民生活，了解各处风俗习惯——这是他这个举动的现实主义的一面。”[14]以后，他与蔡和森又进行了类似的考察。

萧瑜手绘与毛泽东游学插图

在长沙的几年间，毛泽东与萧瑜交往密切，在现存的《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中，尚保存了1915年至1916年间毛泽东给萧的11封信。信中很少谈及私事，而是讨论学问、修身、道德、社会等一系列问题。正是因为这种求真知的共同理想，使他们共同创办了“新民学会”这个湖南早期革命组织。萧瑜在书中叙述了学会的一些活动情况，还是有历史研究价值的。而且书中反映出，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寻求救国的道路上，新民学会的会员中产生了两条道路：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为代表，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而以萧瑜等为代表，信奉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终于与毛泽东分道扬镳。尽管萧瑜以自我为中心，标榜自己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