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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大后方和本国后，以翔实的笔调大量宣传延安和解放区欣欣向荣的面貌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绩。福尔曼1945年在美国出版了一本《红色中国的报道》，引起了普遍关注。史坦因写了《红色中国的挑战》，1946年在美国出版。他还写过《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等文章，在美国、英国的报刊上发表。爱泼斯坦给《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写过不少文章，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他又写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1951年在美国出版。总之，中外记者团的延安之行，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宣传到了大后方和世界许多国家，对大后方人民以及美英盟国政府重新认识中共，起了一定的作用。史迪威将军一再表示对八路军的支持，1944年8月，美军派观察组长驻延安，沟通与盟军及大后方的联络。1944年9月赫尔利来华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曾奔走于延安和重庆之间，与毛主席、周恩来分别会谈，表示支持中共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迫使蒋介石在政治上作出让步。
然而，国民党和蒋介石拒不接受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意见。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以国民党为主的“国民大会”，排斥中共和民主党派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45年6月16日发表声明，宣布不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国共两党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引起了一部分民主人士的忧虑。他们对国民党政府还抱有幻想，希望中共作出让步，以求两党通过商谈解决矛盾，团结抗战。蒋介石也希望有人出来帮他游说，促使共产党人出席参政会。国民参政会中的六位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于1945年7月1日飞抵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会谈，陈述他们的愿望。双方谈了两天，态度坦率、诚恳。各抒己见，共商国是。六位参政员谈了他们来延安的目的、对国际国内的形势的看法、对国共合作的建议等。当他们谈到国共双方商谈的门没有关闭时，毛主席风趣地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头挡住了，这块大石头就是国民大会。”对此，双方的看法倒是十分接近。最后通过的会谈纪要主要有两点：①停止国民大会进行，②召开政治会议。
六位参政员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参观延安。他们利用会谈以外的时间，阅读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会见了李鼎铭副主席等边区民主人士，参观了延安市容、供销合作社、银行、延安大学、日本工农学校以及宝塔山等名胜古迹。对经济方面的减租减息，变工队、扎工队的互助方式，货币流通，商品贸易，机关供给制，工农业生产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访问了劳动英雄。延安的艰苦奋斗、同心同德的精神面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气，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国民党当局一贯宣传共产党人是一群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土匪”，但六位参政员与共产党干部接触时，却感到他们个个稳重、朴实、谨逊、诚恳，说起话来很有见地。在共产党人中间，真有如沐春风的感受。
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
7月5日，六位参政员的访问结束了。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送行。六位参政员的延安之行，效果是好的，这是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通过中央负责同志与六位参政员的面谈，延安各方人士对六位参政员的接待，双方增强了相互了解，扩大了中共在民主党派中的政治影响，并找到了民主建国的共同点。
延安之行对黄炎培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延安的五日成为黄炎培一生中重大的转折点。来延安之前，黄先生对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没有太多的认识，及至身临其境，特别是毛泽东与他的谈话，使他感受颇深。黄谈到历史上各代兴衰的周期率时，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感到：毛说出了社会发展的真理，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他回重庆后，写了《延安归来》，详细地记载了亲眼所见的中国共产党的施政政策和边区的成就，澄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造谣诬蔑。这本书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国讯书店出版发行，印十几万册，在大后方和中国香港、上海敌占区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8]
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他给山城重庆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大公报》记者彭子冈写下了经典的新闻报道《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在她的笔下，中共领袖朴实、谦虚、平易近人。在下榻的张公馆，“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的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毛泽东在重庆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受到热烈的欢迎，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人民心中的地位。
为了满足国统区人民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需要，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工作的许之桢，把中外记者会见毛泽东的报道和毛泽东在重庆的新闻报道汇集成册，于1946年10月编辑了《毛泽东印象记》。“编后记”说：“毛泽东是怎样一个人？他的生平事迹、战斗精神、崇高性格，是许多人都想知道的。过去虽然也有过毛泽东的传记、印象记之类的书刊，但早已无存。不是绝版，就是停售。编者便是在这样的要求下，来着手编这个小册子的。”这些文章虽然短，但寓意深刻，客观生动地反映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言谈举止，使人感到非常真实。1960年三联书店再版此书，作为内部发行。
（三）
从1942年延安整风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的领袖地位逐渐确立，毛泽东思想成为统一全党的指导思想。在这期间，中共中央有意识地宣传毛泽东，建立他的威望。党内一些专家学者撰写的毛泽东的传记和研究著作，也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出版发行的。传记类作品当推萧三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研究类著作则有张如心的《毛泽东论》。
萧三（1896—1983），现代作家、诗人。湖南湘乡人，原名萧子嶂，萧子升（瑜）之弟。兄弟二人先后就读于湘乡东山学堂、长沙湖南第一师范，与毛泽东同学。后与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1936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起他早年在湘乡小学堂读书的往事时说：“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因为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可是在他们当中也有我的朋友，特别有两个人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9]毛泽东提到的两个人，就是萧氏兄弟；作家就是指萧三。
1939年4月，萧三在苏联居住工作多年后，回到延安。他负责文联工作，主编《大众文艺》和《新诗歌》两个刊物。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中央直属学习小组组长王若飞曾要萧三报告毛泽东的生平事迹，萧三讲了两个下午，引起听众的极大兴趣。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郑重嘱咐萧三：“写一本毛主席传，以庆祝他的五十大寿。”这说明萧三为毛泽东写传记，不仅是个人行为，而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但毛泽东不同意宣传他个人，不肯做寿，写传记的事情拖了下来。萧三却为此遍访了延安的许多老同志，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贺龙、陈毅、罗瑞卿、蔡畅、谭政、陈正人、何长工、郭化若等，搜集了大量的素材。1944年7月1日和2日，萧三在《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
当时，萧三准备写完整的毛泽东传记。写了初期活动后，他又继续写了井冈山、古田、遵义会议，直至颇为完整的“七大”一章。一方面受到读者的欢迎，另一方面毛泽东几次传话，叫萧三停止写他个人，还亲自劝萧三多写群众。1945年在延安枣园春节联欢会的午餐之前，朱德向毛泽东提议，让当时在延安学习的许多高级将领、干部写出各个解放区的缘起、略史，毛泽东极为赞成。萧三在旁插言说：“那就好了！省得我一个人跳来跳去。”毛泽东听了，转过身子，盯着萧三说：“那你还是有心人喏！”停一会儿又说：“那你就搞下去吧。”[10]
毛泽东的同意使萧三受到鼓励。1946年张家口出版的《北方文化》月刊第1号发表了萧三的《毛泽东同志传略》。同年7月1日，即中国共产党建党25周年，《晋察冀日报》整版刊发了萧三的《大革命时代的毛泽东同志》。华北解放区出版的《时代青年》发表了萧三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儿童时代》《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从此，萧三便以研究毛泽东生平的第一位专家而声誉大起。
在此之后，出于宣传歌颂毛泽东的需要，各解放区书店未经萧三同意，就将他的作品出版了单行本。版本繁多，名称也各不相同，如《毛泽东故事选》（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5年版）、《毛泽东故事》（东北书店1946年版）、《毛泽东印象记》（晋绥新华书店1947年版）、《毛泽东同志——儿童时代、青年时代与初期革命活动》（山东新华书店1947年版）、《毛泽东的青年时代》（东北书店1948年版）。这些版本需要统一，1949年年春，萧三修订了《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经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审查批准，同年8月在北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中共中央批准出版的第一本毛泽东传记，发行量很大，并很快被翻译成日、德、英、捷、匈等文本，法文也有摘译。
这本毛泽东早期生活的传记，最初的版本是比较生动真实的。有些情节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交往，具有第一手的价值。书中有个故事：
在东山学堂里，有一次也是黄昏时，游戏完了，到了上自修的时间，摇铃了，一群小学生经过操场蜂拥而入自修室去。一个同学和毛泽东同志一起也向着学校第二道大门走，他看见那个小朋友手里有本书。
——你那是什么书？
——《世界英雄豪杰传》。
——借给我读一读……
过了几天，他很客气地，像犯了错误似的还书给那个小朋友：
——对不住，我把书弄脏了！
那个同学打开一看，整册书都用墨笔打了许多圈点，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加德林女皇、惠灵吞、格兰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那些人的传记。
这个同学就是萧三本人。毛泽东读了这本伟人传记，深受感动，自己也立志要把救国救民作为自己崇高的责任。后来毛泽东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事迹使我向往……在一部叫作《世界英雄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可见那本书对毛泽东影响之深。[11]
1954年萧三在已有版本的基础上，修订改写了《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建国后毛泽东是领袖，写领袖传记是件严肃的事情，由个人来写似乎不太适宜。再者毛泽东建国初反对宣传个人，搞个人崇拜，有关毛泽东的传记不再出版。1979年“文革”结束后，萧三又修订了1954年的版本，1980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重版。
重修的版本，内容更加严谨，文字更为圆熟，毛泽东已经是神圣的偶像，萧三在修订过程中，必须遵循已有的规则。这就使1949年版的那些自然朴实的情节，不自然地被拔高和神圣化了。我们从一个故事来看其中的变化：
也是姓毛的一个邻人，把自己的猪卖给了泽东同志的父亲。说好了价，也交了些钱，但是没有立即赶猪回家。过了十来天，猪价又涨了，父亲叫泽东同志把猪赶回来。泽东同志到了邻家，邻人说：“猪价涨了；我又喂了十多天，现在我是不卖了。”泽东同志说：“是呀！你又喂了十多天，还是说好了那些钱，你当然不卖了。”泽东同志空手回到家里……[12]
1980年版修订为：
也是姓毛的一个邻居，老妇人，把自己的猪卖给了泽东同志的父亲。说好了价，也交了定钱，但是没有赶猪回家。过了六七天，猪价也涨了，父亲叫泽东同志把猪赶回来。泽东同志到了邻家，那老妇人正在唉声叹气，埋怨自己的运气不好，因为把猪卖早了。她又说：“有钱的人损失这几元钱不要紧，穷苦人少两块钱就是一个大缺空呵。如今也没有办法，既已卖了，又放了定钱，你就赶去好了。”泽东同志听了这些话，想了一番，就对她说：“是呀！你又喂了六天，还是说好了的那些钱，你当然不卖了。”泽东同志只拿了邻人退还的那一元定钱，回到家里。
原来的版本简单情节，表现毛泽东是个善良、纯朴的孩子。现在经过修订，毛泽东变成了从小就会关心穷人利益、考虑问题周全的早熟儿童。究竟哪个版本更为真实，读者自有分辨。
延安整风时期到“七大”前后，中共中央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