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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争论，但是历史早已作了结论。毛泽东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伟大领袖，而萧瑜则在政治上连遭失败，最后流落海外。
因为萧瑜与毛泽东的关系，作为当事人写的回忆录，对研究早年的毛泽东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例如萧瑜留法回国后，与毛泽东作最后的长谈。毛泽东阐述了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主张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而萧则主张走蒲鲁东主义的道路，导致他们最后的分手。这反映了毛泽东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从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过程。书中写毛泽东对知识的渴求，对国家和社会前途的关注，对封建礼教的反抗，性格的豁达奔放，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书中也有明显的不实之词。例如在萧瑜笔下，毛泽东表现得像一个追随者。什么大事都是萧瑜做决断，当他们讨论问题时，萧瑜的滔滔不绝常使毛泽东没有话说。这显然不能让人相信，从毛泽东早期给萧的信来看，他们讨论问题都是平等的，各抒己见。毛泽东虽然尊重萧瑜，但绝不盲目服从他的意见。萧瑜还写到毛泽东邀请他一起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更属杜撰。他们已经政见不合，毛泽东是不会把党的机密大事随便告诉他的。而且当时毛泽东和何叔衡在一起，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证实毛泽东根本没有带任何朋友来上海开会。
此外，书中还有一些情节属于对毛泽东的人身攻击和丑化。例如写毛泽东对当皇帝的向往，感情的冷酷，等等，与书中的大部分内容自相矛盾。这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中对萧瑜评价不好，毛泽东说：“和我一同旅行的萧瑜这个家伙，后来在南京在易培基手下当国民党的官。易培基原来是湖南师范的校长，后来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给萧瑜谋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管理的职位。萧瑜盗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贵的文物，于1934年卷款潜逃。”[15]这是毛泽东看报得来的消息。事情的真相是1928年易培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萧瑜与易培基因为是老乡和学生的关系，被安排在故宫任委员。他与故宫和文物素无渊源，所以故宫的同事都很冷落他。为了解决故宫的维持和修缮经费，故宫管理者将宫中非文物的黄金、绸缎、器物等变卖。后来出了监守自盗的事情，将珍珠和钻石调包。于是易培基陷入“故宫盗宝案”的纠纷，萧瑜也连带作为被告之一，上了法庭。这个案子虽然不了了之，却断送了萧瑜的声誉，使他在国内无法立足，流亡海外。此事吴祖光先生的父亲吴景洲（瀛）在其回忆录《故宫盗宝案真相》（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中有详细记载，此不赘述。《西行漫记》是一本广泛流传的著作，萧瑜想必也读过。出于个人的恩怨，他在回忆录中对毛的丑化也就不足为奇。
另外，萧瑜写回忆录的时代，正是全球处于“冷战”的时期，美国和西方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封锁的时代。在西方那种反共的氛围中，萧瑜如果写一本颂扬毛泽东的书，是不可能出版的。这本书的写作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赞助，其立场也必然迎合西方的需要。对书中那些属于人身攻击的内容，我们进行了必要的处理。这部分文字并不多，不会损害全书的完整。
虽然有上述的问题，但这本回忆录依然具有参考价值。因为萧瑜作为当事人，与毛泽东的交往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笔下的毛泽东，是个有理想、刻苦学习、勇于实践的青年。我们重新整理这本书，介绍给读者，相信读者会有所收获。
前几年，《毛泽东自传》等早期传记曾被多家出版社整理出版，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有的学者不以为然，发表文章，认为毛泽东的早期传记不成熟，有很多错误。不如去读《红星照耀中国》，我认为，历史的形成有个过程，从早期的史料到经过史家的整理编撰，成为正史。但是不能因为有了正史，就把原始史料弃之不理。相反，原始史料中有很多真实朴素的成分，在修正史时为尊者讳，被删除了。如果你想了解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这些早期的素材还是很有价值的。恰如一块璞玉，虽有瑕疵，但却天然。这就是我们整理早期毛泽东传记的初衷。
[1] 裘克安编：《斯诺在中国》，第77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
[2] 童小鹏：《童小鹏军中日记》，第230-23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3]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第118页，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4]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页注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 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第220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版。
[6]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前言”第3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对“富田事变”作了新的历史结论，指出：“在中央指导下进行的这场肃反斗争，不仅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在其他根据地也进行了。各根据地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程度不等地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在这场肃反斗争中，被错杀的同志表现了至死忠诚于党、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高尚革命精神，后来，他们陆续得到平反昭雪，并受到党的尊重和纪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7页）
[8] 以上内容参考金城：《为党交游六十年——金城文集》，第156-182页，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
[9]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0]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第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11]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6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2]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9页，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
[13]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22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14]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64页，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
[15]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27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红军长征记》的版本与流传
2002年初，国内几家报刊相继发表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新闻：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发现了一部朱德签名赠给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延安1942年版的《红军长征记》。这本沉默了60年的旧作，为何会在今天引起我们强烈的兴趣？因为斯诺曾于1937年写了《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长期以来他被认为是向全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第一人。而斯诺依据的资料来源于何处？就是我们现在奉献给读者的《红军长征记》。
（一）
《红军长征记》，又名《二万五千里》，是毛泽东1936年组织编写的一部长征回忆录汇编。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引起了国内社会各界的惊叹与关注。1936年8月，斯诺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进入红区采访，毛泽东认为这是向全世界宣传红军的好机会。8月5日，毛泽东与杨尚昆联名致函参加过长征的同志们：“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大家纷纷开始撰写回忆录。童小鹏在8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杨（尚昆）主任、陆（定一）部长又来要我们写长征的记载，据说是写一本《长征记》。用集体创作的办法来征集大家——长征英雄们的稿件，编成后由那洋人带出去印售。并云利用去募捐，购买飞机送我们，这真使我们高兴极了。”大家创作的积极性很高，张爱萍写了18篇，童小鹏写了7篇。李一氓在巡视部队的旅途中，抓紧空余时间一路走一路写，完成了三万字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短短两个月内，红军总政治部就征集到了约200篇作品。斯诺看到了其中一部分，还在左权那里看到了红一军团编辑的《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据斯诺自己说，他在1936年10月离开陕北时，“带着一打日记和笔记本，30卷照片，还有好几磅重的红军杂志、报纸和文件”。这里就有《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原稿。
《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英文版
《红星照耀中国》英文本1937年在英国出版，中译本《西行漫记》于1938年在上海出版。然而在此之前，红军长征的故事就已经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开来。1937年7月，上海出版的《逸经》杂志第33、34期合刊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幽谷”的文章《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全面介绍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情况。其中许多生动的情节直接引用了《红军长征记》，如讲述红军经过贵州茅台品尝茅台酒的一段，引自熊伯涛的《茅台酒》；讲述红军在草地断粮的情形，引自舒同的《芦花运粮》。文后附录了《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与《红军长征记》后面的附表完全一致。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幽谷”是安排斯诺进入陕北红区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化名“王牧师”。他在红区活动时也得到了部分《红军长征记》的原稿，据此改编成文章，交《逸经》杂志社社长简又文发表的。《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在上海引起了轰动，半个月后，叶圣陶主编的大型综合性刊物《月报》转载了这篇文章。11月上海光明书局出版了黄峰编《第八路军行军记》，12月上海大众出版社出版了赵文华编《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同月复兴出版社出版了大华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都是在《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的基础上加工改编的。随着斯诺的著作译本的出版，红军长征的故事广为流传、深入人心。
朱德签名的1942年版《红军长征记》
然而，《红军长征记》却迟迟未能出版，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截止到1936年10月底，共征集到稿件两百余篇，五十多万字。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由丁玲、徐特立、成仿吾等人负责编辑。经过加工修订，于1937年2月选定110篇，三十多万字，装订成上下两册，抄写了20份。这项工作完成之后，因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抗日形势的发展和编辑人员的离开等原因，延迟到1942年11月才在延安排版印刷，定名《红军长征记》。它不是公开出版的书籍，而是作为总政治部的内部资料发给有关单位和个人。内容包括文章100篇，诗歌10首，战斗英雄名录2份，附表3份。由于当年印数很少，加上战争年代的动荡等原因，国内现在已极为罕见。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一套原始版本，弥足珍贵。
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零星出版了一些选本。如1947年9月冀中新华书店出版的陆定一等著的《长征的回忆》、山东新华书店出版的《红军长征故事》、1948年10月东北书店出版的萧华等著的《长征故事》，都选录了《红军长征记》中的文章，但篇幅很少，只是作为传统教育的读本，远没有体现出《红军长征记》的全貌。
建国后的195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编的内部刊物《党史资料》第1至3期重新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重印序言”说：“本书原名《红军长征记》，是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同志们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集体写成的。1936年春由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发起征稿，1937年编成，1942年由总政治部在延安出版，作为党内参考资料。因为当时条件困难，印书用的是草做的纸，不易阅读，也不易保存；印数也很少，现在所存无几。为了保存史料，决定作为党内参考资料，重新印行。重印之前，将错字校正，尽可能加了些补注和附注，文字上略作修改，并删去了很少几篇。但凡是有些史料价值的，统统谨慎地保存下来了。”重新发表的《红军长征记》，内容包括文章95篇，诗歌10首，战斗英雄名录2份，附表4份。在基本保留1942年版原貌的基础上，增收了署名“施平”的综述文章《英勇的西征》。这是根据1935年10月陈云同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整理的，发表于1936年春《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1、2期合刊上。“施平”是陈云化名“史平”的谐音。该文是对长征的一个总结，但因为陈云在途中受中央委托执行新任务，没有参加长征后半程，文章对雪山草地和到陕北的情况反映地不够充分。因为《党史资料》是内部刊物，所以读者也很有限。
1955年，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这是一个选本，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