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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达成了和平协议，严峻的形势才稍有缓和。当斯诺进入红区采访，毛泽东认为这是向全世界宣传红军的好机会。8月5日，毛泽东与杨尚昆联名致函参加过长征的同志们：“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大家纷纷开始撰写回忆录。童小鹏在8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杨（尚昆）主任、陆（定一）部长又来要我们写长征的记载，据说是写一本《长征记》。用集体创作的办法来征集大家——长征英雄们的稿件，编成后由那洋人带出去印售。并云利用去募捐，购买飞机送我们，这真使我们高兴极了。”[2]大家的创作积极性很高，短短两个月内，红军总政治部就征集到了约200篇作品。斯诺在1936年10月离开陕北时，“带着一打日记和笔记本，30卷照片，还有好几磅重的红军杂志、报纸和文件”。这里就有《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原稿。
可见，毛泽东欢迎斯诺的到来，首先是为红军的出路和生存考虑。他希望斯诺客观公正地报道这些被国民党称为“共匪”的人，使外界同情红军，帮助红军。红军长征的故事就是这样流传出去的，在中国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毛泽东并没有请斯诺为自己作传的想法，斯诺在红区采访后，红军和中国革命的传奇故事使他处处感到新奇，兴奋不已。那么领导这些红军创造奇迹的领袖又是什么人呢？他自然对毛泽东本人产生了极大兴趣，因此，斯诺向毛泽东提出了采访的要求，希望毛泽东讲述他本人的故事。毛泽东在与斯诺的长谈中讲述了中共的成长历史和红军的战略战术，但很少谈及自己和其他个人。而斯诺追求的恰恰是人的故事，在斯诺的一再要求下，毛泽东终于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更容易理解些，结果也等于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红军长征记》书影
斯诺叫道：“我要的就是这个！”
斯诺回忆：“在以后接着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像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我振笔疾书，一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吴亮（黎）平坐在身边，把毛泽东柔和的南方方言译成英语。”[3]
参加翻译工作的吴黎平同志回忆：“毛泽东同志就此同斯诺谈了十几个晚上。谈话通常从晚上九点多钟开始，未谈正文之前，毛泽东同志常谈一两个短故事（斯诺后来在写书的时候说，他很遗憾没有把这些故事记下来）。谈到十一二点钟时，毛泽东同志招待他吃一顿便餐，有馒头和简单的菜，菜里有一点点肉，这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已是十分难得的了。对客人来说，这是夜宵。但对毛泽东同志来说，则是正常的晚饭。因为毛泽东同志为了指挥战争和领导全国革命工作的需要，往往在夜间工作直到凌晨才休息。毛泽东同志同斯诺谈话时，要我去做翻译。谈话时有正文，也插些故事、闲话，毛泽东同志的态度是那么平易近人，谈话又是那样生动活泼，逸趣横生，久久不倦。斯诺常说这是他生平经历过的最可宝贵的谈话。谈话一般都谈到夜间两点来钟。谈话时斯诺作了详细笔记。”[4]
谈话时在座的还有马海德医生，但他只是在一边旁听，也没有其他人做速记或做记录。毛泽东按照斯诺所提的问题，凭记忆而谈。斯诺按吴黎平的口译做了笔记。关于毛泽东个人经历部分，斯诺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整理成文，由黄华译成中文，经毛泽东同志仔细审阅并做了少数修改后，退给斯诺。根据这些资料，斯诺写成了《毛泽东自传》，发表在英文的《密勒氏评论报》《美亚》杂志上。因为它早于《西行漫记》发表，所以译本很多。1937年9月由延安文明书局出版、张宗汉的译本为国内现存最早的版本。1937年11月上海黎明书局出版的汪衡译本，流传最广。
《毛泽东自传》延安版
斯诺在写作时曾要妻子把毛泽东的生平材料压缩一下，准备用第三人称重写其中某些部分。海伦·斯诺当即提出异议：“这可是经典著作，是无价之作。”她认为毛泽东的生平材料是斯诺著作的核心，不能改动原材料，应当用毛泽东的原话，直接用第一人称写作。斯诺采纳了妻子的建议。[5]因此，《毛泽东自传》以其原始性和真实性，一发表就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视。
从内容看，《毛泽东自传》的记述比较简单。毛泽东自述他是一个农民的孩子，追求知识和真理，来到长沙求学。从一个爱国青年寻找新思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从国共合作走向独立进行武装斗争。他的每一步成长，都与中国革命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天生的领袖，而是在曲折的经历中逐渐成熟起来。正如他自己在1962年说过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样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毛泽东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来叙述自己的革命经历的。[6]
既然是在探索过程中，毛泽东在自述中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当年一些不成熟的认识。比如谈到1930年12月发生在江西苏区的“富田事变”。他在自传中说：“在李立三主义确定地埋葬以前，在军队中有一个很危险的时期。一部分军队倾向李的路线，并要求与其他军队脱离。不过，这一部分的指挥员——彭德怀猛烈地与这种倾向搏斗。并能维持他部下的统一和对高级指挥的忠诚。但有一些军队公开叛乱了，并逮捕江西苏维埃的主席，逮捕许多官吏并根据李立三路线从政治上攻击我。这件事在富田发生，就叫富田事变。[7]富田较近吉安——当时苏维埃区的中心，这件事产生了一种‘激动’，许多人都以为革命的前途，全要看这次斗争的结局如何了。但，因了党部的健全、红军部队的忠诚和农民的支助，这次叛变很快也就被镇压下去了。为首的被捕，其余叛徒都经缴械消灭。”历史证明，“富田事变”是红军中肃反扩大化造成的一个历史悲剧，当年总前委的负责人毛泽东和特派员李韶九都负有责任。后来毛泽东也承认了苏区第一次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并吸取教训，制定了不搞“逼供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
斯诺忠实地记录了毛泽东的自述，展现了一个平凡而伟大的革命者形象。延安的翻译者张宗汉在“后记”中写道：“毛泽东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人们对他所惊奇和怀疑的，因为他能做一般人所不能做不愿做的事情，他肯下工夫做那艰苦而又平凡的事情，一经成功，事情便不平凡了，人也不平凡了。其实他和平常人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真的，毛泽东先生，所言所行，都是很平凡的，例如：革命不爱钱，做大事不做大官，像这类的话，一般人喊得震天响亮，但革命牌子挂不上几天，竟做了大官，发了大财了，而没听说毛先生是怎样发财的。他是布衣一身，穷得膀硬，只有他与士卒共甘苦，他为人民谋幸福，所以才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这是读者的感受，也是《毛泽东自传》的成功之处。
《毛泽东自传》首次向“国统区”的读者展示了被国民党反动派丑化为“土匪”的共产党人的真实面目和思想，因而引起了莫大的关注。各种版本不断出现。1938年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中译名《西行漫记》）出版，《毛泽东自传》作为其中一章，改名为“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他对《自传》进行了修订，文字更为简略、扎实。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自传》在各解放区再版发行，版本多达十几个。
建国后，因为中共中央有不祝寿、不以领导人名字命名城市、街道的政策，意在少宣扬个人。中共党史以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统一的口径，《毛泽东自传》这样的作品就不宜再公开出版发行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又把这本书找出来，以《毛主席的回忆》为书名翻印了《毛泽东自传》。它不是正式出版物，大多数为油印本，流传广泛。“自传”全文之外，还收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是访问杨开慧烈士的哥哥嫂嫂的谈话。这种“抄本”不仅对研究毛泽东早年革命生活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而且为“红色经典”的出版发行留下了佳话。
“文革”结束后，考虑到早期的《毛泽东自传》版本多，翻译水平参差不齐。当年为毛泽东和斯诺作翻译的吴黎平将斯诺当年在《美亚》杂志上发表的英文文本找来，重新翻印并加以修订，以《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为名，由人民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这是《毛泽东自传》最准确的译本。
（二）
抗战后期，延安先后来了两个访问团。一个是中外记者考察团，一个是国民参政员访问团。在此之前，重庆国民政府对延安陕甘宁边区一直进行封锁。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史迪威中将到中国，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等职。史迪威到重庆后，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的新兴力量，恢复了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中外记者纷纷要求到延安采访，1944年6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组织一批中外记者来延安采访。
这是一个向中外展示陕甘宁边区红色根据地的绝好机会，中共中央对此非常重视。周恩来副主席召集参加接待的同志开会，周密布置。周恩来提出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工作方针，还指出：这次我们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外国记者身上。外国记者中又要更加重视对史坦因、福尔曼等人的工作。史坦因是位很有政治见解、有活动能力的记者，他在苏联多年，后被当作“托派”赶了出来。但是他在中国多年，我们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托派活动。福尔曼是美国人，为人比较正直、单纯，政治上对国共两党也无明显偏见。至于带领中外记者来的国民党人员，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对他们要强调宣传坚持抗日、坚持民主、坚持团结，防止他们挑拨，并打破他们的控制。
记者团于1944年6月9日到达延安。领队的是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记者有：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史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的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他到过延安，认识贺龙同志），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的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的夏南汉神父及苏联塔斯社的普金科。
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热情地接待了记者访问团。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会见了他们，向他们介绍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和成就、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建设，并回答了他们的问题。这些记者采访时，感受到延安清新的政治空气和共产党廉洁奋斗的作风，产生了深入考察的愿望和兴趣。国民党政府的领队起初尽量控制记者，一切活动都集体行动，限制记者的个人自由。史坦因率先冲破封锁，在我方的安排下单独会见了毛泽东。随后记者们纷纷仿效，他们沿途考察了我党政机关的工作情况和人民群众努力生产、支援抗战的情况，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7月12日，中国记者离开延安回到重庆，但外国记者都不走，他们继续到山西根据地和抗日前线采访，耳闻目睹了更多的中共领导人民抗战的事实。
中国记者们回到重庆，在报上或私下如实地介绍了他们在陕甘宁根据地的所见所闻。《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公开出版了《延安一月》，比较客观而有技巧地介绍了他在延安访问参观的所得和感受。特别是“毛泽东访问记”一章，笔调客观、生动、含蓄，寥寥几笔写活了毛泽东的形象，说明了毛泽东受到人民拥护的原因。在国民党特务控制下的重庆，可以说是“透露出一线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一角的曙光”了。
外国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