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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会议作进一步的、具体的指示。23日的谈话还没有涉及具体人，他指出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29日的讲话则是针对刘伯承、萧克讲的，并对二人作了不同的定性。29日的座谈中，毛泽东谈道：“学习苏联，过去学，今天学，将来也学习。但学习要和我们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要同他们讲：我们学你们的，你们又是学哪里的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独创？”林彪插话说：“我军在政治上，如党的领导、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我们有一套。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是很高的，主席更不要讲了。”“关于军事科学、战略问题，我们有系统的一套。列宁死得早，在这个问题上来不及搞，斯大林没有系统的一套。不必学苏联的，战术问题上半学半不学——半学就是学海、空军使用，诸兵种协同；半不学，如战术思想，我们有毛主席的，就不学他们的。”这些话很合毛的心意，他称赞说：“这样好！”
29日的座谈是军委扩大会议的核心内容。虽然彭德怀在反“教条主义”的问题上是紧跟毛泽东的，由对事不对人到既对事也对人。但在树立毛泽东的权威方面，他远不如林彪会体察毛泽东的内心深处。
以后的大会变成了对刘伯承、萧克等人的批判会，尤其是对萧克，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会议发言从批判“教条主义”到翻历史老账，把历史上个人的恩怨和宗派山头的矛盾都抖出来。斗争范围越来越大，叶剑英、粟裕、李达、陈伯钧、钟期光、宋时轮等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打击。正如萧克回忆的：“这时已毫无民主可言了，我们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斗，没有说话、申辩的权力。”[23]尽管刘伯承、叶剑英在检讨中一再承担责任，希望保护一批干部，在那种“左”的气氛下，已经没有几个人能保持客观、清醒的态度了。
7月19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这个总结不是彭个人创造的，而是主持会议的军委领导成员多次讨论、修改确定的。这个总结对“教条主义”的定性，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将反“教条主义”说成是“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指责“在军事训练部门和某些院校中，极少数同志具有资产阶级的军事思想，他们一直坚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抗拒中央和军委关于反教条主义的指示，严重阻碍了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开展”。至于军委应当承担的责任，是“军委对于几年来的错误路线，是有所察觉的，也进行了许多斗争。但是，因为对它的本质，对它的普遍性和严重性认识不够，没有及时地采取大张旗鼓、充分地发动群众的方法，把这个斗争坚决地在全军中展开和贯彻下去”。在列举了两条军事路线关于建军方针、原则、作战方针和训练方针的分歧后，他用阶级斗争理论进行了总结：“错误的军事路线产生的主要根源是，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我军内部的反映。目前，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虽然基本上已被消灭；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还是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次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也就是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和无产阶级军事思想的斗争。”彭德怀以前的讲话从未上纲到这种高度，阶级斗争理论是建国后毛泽东的基本思想之一。这种过火的批判，把反“教条主义”的斗争扩大化，由部分单位波及全军，对军队建设和正规化进程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后果。刘伯承同志被免去了领导职务，萧克、李达等一批将领受到了错误的处理。作为军委扩大会议的主持人，彭德怀是有责任的。
四、历史的教训和启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实践的检验，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和“反教条主义”斗争已经有了公正的结论。邓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评价刘伯承同志说：“他在军事学院有许多建树，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至今仍有重大作用。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24]在回顾上述事实后，我们应当吸取哪些教训？
（1）在军队建设工作中，应当实事求是地摸索经验，逐步确立我军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方针，切忌走极端。从全面学习苏联到反“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这种极端的提法，往往来自高层而不是基层。我军由战争年代的非正规化向正规化的多兵种合成军队转变，势必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是通过一两次运动就能达到目的的。由于缺乏科学的态度和实际的经验，在建国初期全盘苏化过程中确实走了一些弯路。《当代中国的军事工作》这样叙述：“五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号召学习苏联军队的先进经验是有必要的、正确的。部队在学习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顾中国军队实际情况、生搬硬套苏军一些做法的教条主义倾向。”但是这些倾向“没有形成全军性的错误”。[25]当意识到苏军的经验与我军的实际有差距时，不是采取逐步扭转，而是采取矫枉过正的方法，全盘否定以前的工作，而我军的经验又不能马上跟上，结果造成了思想的混乱，欲速不达，对军队建设是没有益处的。
（2）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吸收外军的先进经验，应用于我军的建设中，是正规化建设和反侵略战争所必需的。我军虽然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但是应付现代化战争的经验不多，因此需要认真借鉴外军的经验。在建国初期对苏军、美军的经验还是比较重视的，后来反“教条主义”，强调“政治挂帅”，盲目自信，加上历次政治运动的干扰，拉大了我军与外军的差距。当海湾战争爆发后，我们才意识到现代化战争的模式和发展水平，全力追赶高科技，研究现代局部战争。如果没有走那么多弯路，我军的正规化水平要比现在高得多。战争是最好的老师，如何借鉴外军经验，赶超先进水平，使我军在反侵略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有许多教训需要总结，有许多方面需要采取更开放的态度，认真学习。
（3）在军队建设上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式，有争论是正常的，绝不能将这种争论上纲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应该指出，在1958年以前，军队内部的民主空气是相当浓厚的。不论职务高低，大家都可以就国防战略、我军建设等重大问题畅所欲言，并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但是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夸大了学习苏军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缺点，把一些已经基本解决的问题重新提出来作为现实的错误倾向加以批判，把一些单位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全军性的系统的教条主义加以反对，把本属于工作中的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上升到反对党的军事路线的原则高度加以追究”。[26]从此以后，军事民主的气氛大受打击，而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这种不正常的风气甚至和宗派山头等历史纠葛混合在一起，给党内军内造成了恶劣影响。1958年批判“教条主义”，彭德怀还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仅仅一年之后，在庐山会议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就成了集中火力打击的对象。在全面否定的前提下，不仅对彭德怀建国后的工作成绩一笔抹杀，甚至清算历史老账，进行人身攻击，使彭德怀本人对“左”的错误有了痛苦的体验。他反省自己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行为，并向萧克等同志作了真诚的道歉。这说明，早在我党纠正“左”的错误之前，彭德怀就已经在认真总结历史教训了。
人生的经历是复杂的。彭德怀是我党我军历史上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人物，是我党我军发展史的一个缩影。通过对他的研究，可以深入探索党史军史中许多重大问题。但是无论歌颂也好，评价也好，都必须把他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去看，不仅看到他的杰出和优秀之处，也看到他的历史局限。这样，对彭德怀的研究才能真正深入下去，也是我们对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最好的纪念。
[1] 《彭德怀传》编写组编写：《彭德怀传》，第29章，第33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2] 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3] 彭施鲁：《五十年代里军事训练工作中的反教条主义前前后后》。
[4] 军事学院党委扩大会议秘书处编：《有关学院历史资料》。
[5] 王焰编：《彭德怀年谱》，第634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6] 王焰编：《彭德怀年谱》，第609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 彭施鲁：《五十年代里军事训练工作中的反教条主义前前后后》。
[8] 《彭德怀传》编写组编写：《彭德怀传》，第29章，第32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9] 王焰编：《彭德怀年谱》，第682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0] 《中共军事学院委员会扩大会议发言》第56号简报，胡秉权的发言。
[11] 《中共军事学院委员会扩大会议发言》第65号简报，钟期光的检查。
[12] 《中共军事学院委员会扩大会议发言》第190号简报，萧新春的发言。
[13] 王焰编：《彭德怀年谱》，第621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 萧克：《萧克回忆录》，第25章，第44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
[15] 彭施鲁：《五十年代里军事训练工作中的反教条主义前前后后》。
[16] 王焰编：《彭德怀年谱》，第685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第26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18] 王焰编：《彭德怀年谱》，第686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9] 黄克诚：《黄克诚自述》，第17章，第294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0] 钟期光：《钟期光回忆录》，第25章，第52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21] 《彭德怀传》编写组编写：《彭德怀传》，第29章，第53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22] 王焰编：《彭德怀年谱》，第688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3] 萧克：《萧克回忆录》，第25章，第45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
[2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88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5] 《当代中国的军事工作》，第2章第2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26] 《当代中国的军事工作》，第2章第2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关于毛泽东早期传记
伟人的传记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在伟人身后修撰的，这种传记是正史，由历史学者集体编写，周密而详尽，当然也充满了歌颂与崇敬，为民众树立了一个高大的形象；另一种是在伟人未成名之前，由个人为其撰写的传记或访问记，这些著作出于个人的视角和感受，写来比较朴实，自由，不必为尊者讳。毛泽东的传记两类都有，但我们更重视他的早期传记。
（一）
提到毛泽东早期传记，首推斯诺的《毛泽东自传》。这部传记的产生，充满了偶然和传奇的因素。斯诺不是共产党人，是一位自由撰稿的记者。他回顾当年前往陕北红区的情况：“1934年，我的出版商（哈里逊·史密斯，属于兰登书屋）提议同我签一项合同，预付稿费750美元，让我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在一时乐观主义情绪的支配下，我接受了这个提议。但是几个月之后，我开始认识到，连一名‘红色’士兵都没见过，要写这样一本书是不可能的。我想放弃整个计划，因为看不到有访问共区的可能性；虽然我已经收集了许多历史资料，从未亲眼目睹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写的。我所代表的英国报纸（《每日先驱报》）对这个题材也极感兴趣，它在1935年建议资助我作一次旅行，以获得‘关于红色中国的真相’。这个建议我也放弃了。然而到去年（1936年）5月底，我得到了关于张学良和红军之间达成停战的一些好消息，听说有可能进入陕北的红色地区了。那是具有极大诱惑力的，被封锁了九年的世界性头号新闻。这彻底唤醒了我作为记者的本能欲望。”[1]
1936年7月，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由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化名王牧师）带领秘密进入陕北红区，开始了几个月的采访。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带领红一方面军部队完成长征后，正处于极度困难的时期。1935年9月在草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拥兵自重，命令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南下。毛泽东等被迫脱离红四方面军，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这是被毛泽东自称为“一生最黑暗的时刻”。直到斯诺进入陕北前夕，在中共中央努力争取下，张国焘才放弃了自己的“第二中央”，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北上，当时正在途中。毛泽东与红军到达陕北后，受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封锁，生活处于极端的贫困之中，由于和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