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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和作业想定的根据，没有注意我军现有的装备技术条件以及我军最近的及将来可能达到的装备技术水平，而是把苏军已经高度机械化了的装备技术条件作为依据。在战术演习中，除了注意到一般地形条件下的攻防战术之外，很少针对我国大部分沿海地区山地多、河流多、水田多的特点，忽视了我军长期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所采用的渗透、穿插、迂回、包围等战术活动，把大部分演习都设想在一般起伏地带，都设想为大规模的正面攻防战。这样教学的结果，固然一方面可以使干部取得一些现代技术条件下的战争规律知识，但是，另一方面就包含着一个危险，这便是一旦发生了战争，我们的军队就可能不会以劣势的装备去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也可能不会在山地、水网、河川地带进行作战，将使我军在战争初期遭受不必要的损失”。[9]
彭德怀的《讲话》和《报告》，对军事学院的教学和训练持基本否定的态度，把教条主义提高到战略和军队建设的基本方针之争的高度，并将《报告》在全军范围内公布，说明他把教条主义看得很严重，并且要在全军开展反教条主义。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不同意他的《讲话》，认为学院的工作一直是在军委领导下进行的，几年来成绩是主要的。学院党委在3月间举行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但是对彭的定性有不同的看法。陈伯钧提出三点：①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②教条主义是实际工作中的错误；③过去的方针、口号是正确的。[10]院党委的《决定》体现了这个基调，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写为“教条主义倾向”，而不是彭提出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钟期光政委到上海向刘伯承汇报，刘伯承对彭的提法是不同意的。他对钟说：你在南昌暴动时就当红军，难道会“背叛优良传统吗？”他还说：“海、空军有什么传统？海军出航，你看宣传鼓动棚设在哪里？”南京总高级步校校长宋时轮也对钟表示：“以我为主有办法吗？经验总结又没有，教材翻身不容易，逼着公鸡去生蛋不行呀。”[11]
关于“以我为主”总结我军革命战争经验的问题，刘伯承在主持军事学院工作期间，是做了大量工作的。对于这一点，刘伯承即使是在1958年7月10日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查时，也实事求是地作了说明。他说：“在建院之初，就按照军委的指示，抓了传统教育、现代作战训练和制度正规化三个环节。”“在传统教育方面，教了毛主席著作，且经常以毛主席思想方法和中央决议整风和做思想工作，教党史、教政治工作、编讲战史，并曾经三次组织赴朝鲜学习作战经验，组织学员编出许多战例，汇集为课业之用，成立战史系主要学党史、毛主席军事著作。”他解释说，由于建院初期的教员几乎都是从原国民党旧军人中招募的，由他们来讲授、编写我军战史是困难的。对这个情况，军事学院干部部部长萧新春曾专门做过统计：1951年非党军事教员190人，占全体教员94.5%；以后逐渐淘汰调整，1957年非党军事教员131人，占全体教员21.3%。这说明军事学院正在逐步培养和加强我军干部的教学科研力量，朝着“以我为主”的方向努力。[12]
而编写我军战史的工作，是1956年4月彭主持军委第63次会议才决定由叶剑英、李达等组成筹备委员会，开始着手进行的。[13]后来的事实证明，编写我军战史，总结我军经验，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细致的科研工作，绝非短时期能够实现的。
彭德怀一方面积极主张反“教条主义”，一方面又尽量避免扩大打击面。他在对军事学院《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的批示中强调“不要追究责任”，“如果要论责任，军委的责任更大”。但是在训练总监部还是掀起了追究责任的斗争。萧克等负责人认为，军队产生教条主义的责任首先在张宗逊。萧克回忆说，张宗逊“本来在学习苏联高潮时期，曾提出了一些过火的口号，引起了不少同志的反感。这时或许是出于想摆脱些责任，挽回影响，又不切实际地夸大教条主义在军队和院校中的严重性。他把训练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都同教条主义联系起来”。[14]主持训练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在1958年7月14日军委扩大会议的检讨中也指出，张宗逊“当时在六位上将副部长中，他是唯一孤立的一个。大家对他意见很多。虽然张宗逊同志积极主张反对教条主义，可是对自己在主持院校训练工作中所犯的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却不作认真的检讨。若当时提出张宗逊同志为训练总监部部长是很少有人拥护的”。结果，虽然张宗逊于1957年9月被调离训总，回总参任专职副总长，1958年3月训总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后来演变成对张宗逊的批判会。
训总干部会议反映出一种情绪，许多人不赞成彭德怀对反“教条主义”的提法。有的干部发言要彭德怀收回他视察军事学院后给中央的报告，这样就使矛盾激化了。彭德怀在看了训总干部会议简报后质问萧克说：“你们哪里是在批斗张宗逊，就是批彭德怀嘛！”这时正值中央成都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做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教条主义的讲话。训总干部会议反对反“教条主义”的立场得不到支持，被迫休会。而毛泽东对训总四级干部会的否定和军队内部争论的升级，导致了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反“教条主义”斗争。[15]
三、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反“教条主义”斗争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错误地发动了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关于这一点，现在已经有了结论。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彭德怀在会议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是根据中央成都会议的提议召开的，意图是用整风方式，讨论军队建设中的重要问题。5月23日，彭主持军委会议研究会议的开法，并未明确反教条主义的议题。但黄克诚总长表示：“训练问题已争了两年，这次会议非作结论不可。”罗荣桓元帅指出：“萧克、张宗逊两个人的争论，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调子，为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埋下了伏笔。
5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开幕后，第一阶段是和风细雨的。彭德怀在5月30日的会议上说：“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学习苏军经验不是对立的。”“我们在学习上，搬错了一些东西，但也抵制了一些，不是全部都搬了。我们之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是为了把我军的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军这批老的骨干死去以后，我军就有可能像匈牙利军队那样变质垮台的危险。”他虽然把批判教条主义上纲到很高的程度，但不想整具体人。31日，他特地将张宗逊、萧克、李达等同志找来座谈，说：“你们对敌斗争都坚决，不搞阴谋，不想推翻谁，都是好人、正派人，但思想方法都有片面性，是思想问题。今天只是整一整思想，分清是非，接受教训，不追责任。”“今天讲清楚，不是整倒哪个，只是把相互间的成见、意气消除掉。”[16]
如果按照彭德怀的意图开会，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的问题都会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得到解决。但是毛泽东的意图不是如此，会议前他并未给会议定调，也没有干预会议进程。5月29日海军副司令员方强给大会主席团写信，对会议的开法表示不满，要求会议“以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纲，检查军队各方面的工作”。6月5日，彭德怀将信转呈毛泽东，毛以极大的兴趣阅读并作了批示，信中说：“在我看来，我们的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在这方面，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的。”毛泽东批道：“不存在问题吗？”对信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如只强调正规化，不重视我军的传统；只讲学习苏联，不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等，毛泽东批示：“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
毛泽东敏锐地抓住方强的信，表达了他的意图。他在信的开头批示：“此件写得很好，提出了问题。”“我暂时不宜于讲话，先要他们把问题都放出来。过几天，我准备找各小组长分别谈一下，调查一下情况，摸一下底。”6月7日，他专门给邓小平写信，要他在两个月内“帮助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大事抓起来干”。并要求邓“应准备去讲一次话，时机可在结尾的时候”。[17]
此时，毛泽东已经明确军委扩大会议要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要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解决问题。邓小平落实毛泽东的指示，7日召集几位元帅座谈，指出：会议的温度不够，暴露问题不够，决定改变会议方法，把大会发言和大字报、小字报结合起来，在一周内造成会议的紧张气氛。[18]这使彭、黄等人感到意外。黄克诚回忆：“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在这个背景下，彭、黄开始转弯，9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指示：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会议要扩大范围。他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反对教条主义的指示：“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会议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
彭德怀的思想如何呢？应该说，他的内心是反教条主义的，但他不愿意在军队内挑起斗争，并不想针对哪些个人。在南京军事学院视察讲话时，他有意避开刘伯承，在报告中写“当时刘伯承同志不在南京，没有交谈”。他在上海视察一星期，也没有去看望刘伯承，委托陈士榘把他的讲话稿转送刘帅。钟期光同志对此非常不满。[20]这说明彭德怀在反教条主义上是有顾虑的。林彪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的态度是不明确的，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因为林彪看了训总四级干部会议的材料，向毛泽东反映要反教条主义。“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大转弯来领导这次会议。”[21]
林彪的讲话有自我标榜的成分。彭德怀反教条主义的立场是一贯的。从他视察军事学院给毛泽东的报告、对训总四级干部会的态度以及转呈方强的信，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与林彪的差异是不想用党内斗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也不想打倒谁。但是毛泽东表态，他就不能不紧跟了。
6月20日举行全体大会，与会者增至1442人，规格也从三座门搬到中南海怀仁堂，会议主题是反教条主义。彭德怀在讲话中一开始就提出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改变了原来反教条主义的提法和性质。他指责“军事教条主义者不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而是搬运苏联的错误经验”，并指出他们犯错误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他在讲话中发泄不满说：“我这个人是没有学问的，是丘八学校和农民学校出身的，出身寒微，是难以使人信服的。就是他们所说，反教条主义的人都是没有学问的。”毛泽东对彭的讲话颇为欣赏，在简报上批示：“此件值得一阅。”[22]
6月21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他的讲话像是在漫谈我军的历史，但其中的一些话很有分量。他说：“我多年来没有管军事，有许多同志批评我，管军事管得很坏。”“你们批评得对，你们越批评我就越为舒服。你们凡是批评彭德怀同志的，也就是批评我。”接着他回顾了我军历史上几次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出：“有这么两部分教条主义，一部分是对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或管理军队的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种；再就是对苏联的，或叫无产阶级的军事学和管理军队的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在中央苏区一个时期是有的，至于中间两段——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照实际情况来打的，解放以后又发生了教条主义。”“我看总是有一点吧，多少有一点吧！研究一下看。有些人就是搬外国，不加区别地搬外国，这是妄自菲薄。”
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军队有两种传统：有优良的传统，有错误的传统；有正确的传统，有不正确的传统；有马克思主义的，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在政治上是如此，军事路线方面也是如此。和这些同志我们过去是有争论的，现在都能够团结一致了。个别同志硬是不通，得想办法帮助他们通一通，是说服，不是压服。”毛泽东的讲话不仅为反教条主义定了路线斗争的调子，而且列举了历史的例子，进一步扩大了斗争的范围。
6月23日、29日，毛泽东两次召集会议，与各小组长座谈，对军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