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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条件已完全具备了这种可能，只需加上不疲倦的主观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2]这是我军建设的基本方针。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当时最现实的选择是向苏军学习。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与苏联关系密切，根据双方协议，苏方向我军提供武器装备，派出专家顾问，帮助我军正规化建设。从1952年起，在全国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热潮。军队也是如此，首先从军事训练和院校建设入手，抓共同条令的编修和军事干部的培养。当年在训练总监部工作的彭施鲁同志回忆：“在1952年前后，我们在建军工作的一系列问题上，开始了一个向苏军学习的阶段。编制体制、兵役制度、条令规程、薪金制度、军衔制度、奖惩制度，等等，几乎全部是仿效苏军的做法。当时在总部工作的一些领导还提出过一些不恰当的口号，如‘不走样地学’、‘高学低用、死学活用、先学后用’等。这些提法都是针对当时所存在的在学习苏军经验方面持怀疑态度者的。这几句话有的是当时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同志提出的，有的是当时主管训练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同志提出的。这样的口号对于推动学习苏军的先进经验是起了作用的，有其积极性的一面；但是对于学习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的形成，也起了同样的作用，产生了消极的后果。”[3]
所谓“消极后果”，就是在“全盘苏化”的背景下，在军事训练和教育工作中产生了一些教条主义倾向。有的过分依靠苏方顾问，有的过于推崇苏军制度，把苏军制度生搬硬套到我军的日常工作和学习中。例如，军事学院学习曾实行“六小时一贯制”，每天上午连续学习6个小时，晚上加班学。有些学员感到吃不消。考试实行口试，由一名主考和两名陪考向学员发问，根据学员的回答情况打分。有些学员感到太严格，吃不消，称为“三堂会审”，要求取消。下级见上级要有报告词，哨兵换岗时要击鼓吹号。在一些生活待遇上过分强调等级，使干部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别和距离。在军事学院学习的我军高级将领，对这些教条主义的做法很有意见，认为这是违背我军的传统和作风的，应予纠正。
1956年8月25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员李夫克给刘伯承院长和院党委写了一封长信，反映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信中除了对“六小时一贯制”和考试制度提出意见外，也谈到教材中重复太多、空话太多、内容陈旧等问题。他特别强调的是，学习现代战争理论应该和我军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信中说：“在学习中我们深深地感到，在现代战争中我们自己的经验仍然是可贵的，特别是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的经验，系统科学地总结和利用这些经验来教育干部是十分重要的。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从战争的规模和兵种的数量、质量来说比我们的经验要全面一些。但它是在西方战场，作战对象是德国这个具体的条件取得的。我们的经验不仅是在我们的自然地理、社会环境及美蒋这个作战对象的具体条件下取得的，而且又都是在敌我军力对比比较苛刻的条件下取得的，这就是我们的经验之所以可贵的地方。”
刘伯承院长当时在上海养病，看到李夫克来信后，予以高度重视。9月4日他写信给院党委，指出：“夫克同志从学习角度、亲身的体验，客观地作出检讨、提意见，很好。特建议：院委将该信印发各级党委和支部，使他们领导党内干部和党外相关干部讨论，着重提出今后如何改进训练工作的具体意见。”[4]刘伯承同志对信中反映的问题是重视的，态度是积极的。在刘帅倡导下，军事学院内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共同思考我国军事学术和军事教育的发展方向。
在我军组织的军事演习活动中，苏军顾问与我方也产生了分歧。1958年7月10日刘伯承元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被迫作检查时说：“济南战役演习，顾问坚持主力由黄河正面反攻济南，学院和总参则主张由徐州外线迂回敌后，争持不下。感觉到他们训练规程自成系统，我们的传统战法颇难插进，即请准军委留给学院老干部毕业生二百名，以加强传统教育力量，将以前一切教材斟酌何舍何取、何损何全。同时，建议德怀、剑英两同志将苏军‘1948年野战条令’加以取舍损益，附以训令修改或索性自编。”刘伯承元帅在主持南京军事学院工作期间，花费大量心血翻译苏军的条令和教材，将其引进到教学和训练中。刘伯承同志既尊重苏军的经验，也研究中国古代的兵书，从传统军事理论中汲取营养。他使用一批原国民党军教员，让他们讲授军事基本理论，并组织我军将领总结我军的作战经验，根据解放战争的实践编写出一批战例。1956年5月9日他在军事学院第二次党代会上作总结时指出：“我们是由低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我们不单是以劣势装备对付装备优良的战斗，在今后战争中，又必须进到高级阶段。”为此，我们就要学习敌、我、友三方面。“我们还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对我们有敌性的国家，即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学习他们的技术和军事学术。”刘伯承元帅博采众家之长，力求知己知彼，为我军的训练和教学服务。
也有一些同志认为，苏军的经验是先进的，应该认真学习。即使“批判地吸收”也要先学会了再说。没有学，怎么知道哪些应该批判？这种意见集中体现在军事学院战史系教授会主任蔡铁根1956年10月20日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一封信中。他说，向苏军学习已经五六年了，“在程度上说，我们还只‘升堂’，尚未‘入室’。在数量上说，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学”，“‘要批判地接受’，‘要学习先进的经验’，这是科学的。可是当还没有学，还没有学会、学通，甚至还没有沾过边的时候，就要来批判，他会批判出个什么结果来呢？他又怎样个批判法呢？”他说：“我们有不少这样的人，只重视自己的经验，不重视别人的经验；非要自己流血牺牲换来的经验才叫作经验，总是轻视别人的经验。这种思想不是出于盲目的骄傲，便是出于狭隘的经验主义。这种思想不克服，我们将非走弯路不可。”
蔡铁根建议：“中央应重视这些情况，并澄清现存的思想混乱，统一全军的认识，进一步肯定向苏联学习的方针。”他认为：“苏联军事科学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它虽不是天衣无缝，确实是漏洞很少。”“但我们在学习和运用苏军这一整套的时候，却往往是割裂开来，随意取舍。”“所以我认为应该首先把它学会、学通，然后再来分析、研究、批判。”“绝不能以我们的传统观点为标准，必须以未来战争的要求为标准。”
蔡铁根的这封信，反映了在学习苏军问题上的另一派意见。他的信带有一种情绪，言辞相当偏激。在当时国内的政治气候下，持这样的意见者明显是处于少数。邓小平将信转给军委，彭德怀于11月30日批示转发军委、各总部和国防部首长传阅，自己没有表态。这说明他不同意信中的观点，是把它作为反面典型对待的。[5]
对于苏军的条令和经验，彭德怀本人经历了一个由学习到怀疑的过程。起初他提倡学习苏军是不遗余力的，他一度设想在部队中实行“一长制”，遭到了军内政治部门的强烈反对。经过调查研究后，他主动放弃了这个设想。后来在主持国防工作的过程中，他的思想逐步发生了变化。他在1952年12月24日的全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上讲话中指出：“我们学习苏联先进的军事经验，又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尤其是与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相结合。不这样，就不足以改变我军的某种落后状态，就不能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人民军队，就没有把握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样的话他从1952年到1956年期间讲过多次。在检查海防工作时，他对炮兵按照苏军顾问的意图部署海岸炮兵配置极为不满，认为我军的空军力量与苏军不同，完全照搬苏军的防御体系不符合中国国情，在实战中是要吃亏的。1955年我军在辽东半岛组织大规模的抗登陆演习，他认为演习的过程和文件都是事先准备好的，不符合实战要求，表示“这作为示范性教学是可以的，但不宜再搞。只有临时出情况，才能考验指挥员的处置才能，同时检验官兵素质和装备是否适合实战”[6]。当中央号召反对教条主义时，他在行动上紧跟，是发自内心的，也是符合他的真实思想的。
二、国防部报告和反“教条主义”扩大化
全军范围的反“教条主义”，是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的。大气候是由于中苏关系的变化，2月，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导致了中苏两党关系破裂的开端。4月，《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向外国学习“不能盲目的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并明确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虽然正面还宣称学习苏联，实质上已经开始转弯。
按照中央部署，军队内部开始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意图就是要破除对苏联的迷信，反对教条主义。在军事学院和国防部的训练总监部，争论尤为激烈，争论的焦点是：教条主义倾向究竟是局部的，还是全军性的；在一个单位中，究竟是占主导地位，还是只在某些方面存在。起初，这种争论是在民主的气氛下进行的，各种意见都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出来。李夫克和蔡铁根的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出来的。本来通过这样的争论，对发展适合我军实际的军事教学和训练是有益处的。但是由于国防部和彭德怀本人的干预，把反“教条主义”扩大化了。
1956年9月，主持军训工作的副总长张宗逊派训总院校处处长彭施鲁带一个工作组到南京，了解军事学院学习五个文件后的情况。在座谈时一些学员和干部谈了学院中存在的教条主义的情况。令彭施鲁吃惊的是，“不少人对学院领导提了许多尖锐的意见，主要是反映学院里民主空气不够，压服较多。从他们说话的口气中，听得出对院长刘伯承元帅是谅解的，但对其他领导借刘帅的威望压制民主则甚为不满。他们没有指名道姓，但听得出来是针对当时实际主持工作者陈伯钧同志讲的”。[7]工作组回京报告后，11月张宗逊又带领工作组来到军事学院调查，并写出了正式报告。报告中肯定了几年来学习苏军经验的成绩，同时又指出了学习中的片面性，把很多不适用于我军的东西也学来了。后来由彭施鲁执笔，把报告内容改写成《关于几年来训练工作的我见》，用张宗逊的名义发表在1957年2月9日的《解放军报》上。
看过张宗逊的报告后，彭德怀感到军事学院的问题严重，于是在1957年2月与陈赓、谭政等率领国防部工作组到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在听取了院领导、干部和学员的汇报后，彭德怀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根据汇报的情况来看，在学院教学中，不是有无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当然就军事学院的历史条件和客观情况来看，就现在的事实来看，产生这种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现象，也不是意外的，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哪一个人。要论责任，我也是有责任的。”他指责院校党委在反教条主义的问题上“采取徘徊、犹豫、拖延的态度”，强调“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所表现的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以劣势的装备技术战胜优势装备技术的强大敌人。这个特点过去一贯是我军制定作战原则的主要根据，因而我军的基本经验也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经验”，“说我们过去的东西没有什么值得学习，是没有根据的”，“我军在学术方面现在最大的缺点，是我军的经验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总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学院应当着重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作为指针，来整理我军的历史经验。”回到北京后，他对讲话记录进行了整理，4月24日送给毛泽东，并附信说：他“感到该院在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因为这个学院是训练我军高级干部的学校，对于全军的学校和部队影响很大，所以我特别向该院党委讲了一次话，着重提出该院应当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工作”。[8]
为了强调反教条主义问题，彭德怀又在《讲话》的基础上整理补充了一个《视察南京军区工作向党中央和军委的报告》，5月20日上报中央。经毛泽东批准后，公开发表在军内刊物《八一杂志》上。《报告》中的第二部分是“军事学院反教条主义问题”，内容比《讲话》更具体化了，指出教条主义的具体表现是“在教材和作业想定中，对于我军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照顾少，多半是采用了‘一长制’的精神。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