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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的名义发表声明，不接受美国和联合国提出的停火建议，严正指出：“为了保障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
接到苏联通报后，中共中央掌握了美国的立场。周恩来答复联合国停火建议的电报中，没有关闭与美国对话的大门。他表示：“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造成的。如果世界各国要和缓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就应该去劝美国。在这一点上，中国是不拒绝同美国谈判的。”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向美国表达和平解决争端的建议。
美国一方面在联合国挥舞橄榄枝，另一方面又对新中国发出战争恐吓。1月29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决议，授权美国总统“在他认为对确保和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不受武装进攻的具体目标是必要的之后，使用美国武装部队”。同时，美国第七舰队的主力也向台湾海峡和浙东海面集结。
在这个严峻时刻，如果任何一方坚决要打，大陈海域都将出现严重局面，但中、美、蒋三方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克制的态度。1月21日彭德怀主持临时军委会议，讨论浙东战局，认为下一步可打披山岛，然后攻南麂山岛。浙东前线三军部队乘着攻克一江山岛的高昂士气，积极准备攻打大陈岛。前线将士跃跃欲战，毛泽东却十分冷静。当彭德怀报告攻克一江山岛仅3个小时即结束战斗时，毛泽东说：“这在军事上是个胜利，但从政治上考虑，其影响与后果如何，还要观察。”2月1日，海军司令部向军委请示使用海岸炮兵打击大陈之敌。2日毛泽东批示：“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于是，浙东前指撤销了继续攻击大陈之敌的计划。
国民党军撤离大陈岛的前前后后
在与蒋介石磋商大陈撤退的过程中，从1月23日起，美国政府命令第七舰队从菲律宾、日本、中国香港等地相继调遣“中途岛”号、“大黄蜂”号等5艘航空母舰、32艘驱逐舰、100余艘可供登陆的其他舰艇驶往大陈岛东南海域。美国空军第18航空队的轰炸机和第13航空队的战斗机群也到达大陈海域上空。但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没有下达命令，所有舰队不能采取行动。而总统只有根据台湾方面提出援助请求，才能发布命令。蒋介石还在要求美国协防金门、马祖的问题上与美国政府纠缠，使美国官员感到很不耐烦。2月4日，当顾维钧再次到美国国务院交涉时，副国务卿胡佛不客气地对他说：“大批的美国海军和空军部队已经进入战位，也许再等不了24小时了。”因为海军舰艇上没有安排轮班军官，许多人不得不连续值班。舰队司令向政府提出：如果24小时内接不到命令，他有可能将舰队撤回冲绳基地。这样，蒋只得接受了美国的建议。
7日，蒋介石发表《告海内外同胞书》，宣布“撤退大陈驻军，移至金门、马祖”。此时，蒋介石的心情是很沉重的。他也明白靠自己的力量保不住大陈，但是他的“盟友”美国人在关键时刻又一次出卖了他。强大的第七舰队游弋在台湾海峡，只是用来帮助他撤退的。没有实力，蒋只好任人摆布。
2月6日，台湾“国防部”下令实施“金刚计划”，由中美联合执行大陈地区军民总撤退行动。为了执行这个计划，蒋经国2月2日来到大陈。他的任务是巡视大陈情况，安定人心。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刻，他敢于来到战区，使国民党官兵感到了一丝安慰。他在大陈的街上看望民众，表示关怀，其实他自己也很不安心，不知何时才能安排撤退。本想回台湾汇报情况，又怕自己的离去动摇军心，所以他要身先士卒，在猫耳洞和士兵共度夜晚。
7日，海上出现了美国军舰。大陈国民党军搭起浮桥，用登陆艇、舢板和机帆船接军人和民众上舰。8日上午，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蒋介石次子蒋纬国也率领台湾舰队到达大陈，指挥撤退。撤退基本完成后，2月10日早晨，蒋经国带领部分将领、美军顾问、记者和士兵，在山顶举行最后一次升旗仪式。蒋经国表情肃穆，他心里明白：这幅青天白日旗几天后就会被解放军踩在脚下，再想回来是遥遥无期了。走到码头时，山上传来工兵爆破的声音。刘廉一在驻守大陈期间，指挥国民党士兵日夜构筑工事，山上、水际、滩头，堡垒沟壑纵横，山里也构筑了坑道和火力点。可以想象，如果解放军再次发起大陈登陆作战，其困难程度和伤亡肯定会超过一江山之战。现在的撤退，使刘廉一半年多的努力在一天之内化为乌有，他凄然说道：“费了这么多的心血，一下子什么都完了，闹了一场空。”2月13日，大陈撤退的船队全部到达台湾。
美蒋联合组织大陈撤退期间，解放军浙东前指一直密切监视。在头门山炮兵阵地，战士们可以看到海上庞大的美国军舰，美军飞机在海面上盘旋。大家头一次看到如此强大的美国舰队，心情难免紧张。军委严格按照对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既不主动惹是生非、又不示弱的自卫原则，各部队严阵以待，但一炮未放。当发觉大陈敌人撤逃后，张爱萍司令员、王德参谋长命令部队分乘20艘船艇，在海军掩护下，于2月13日登陆大陈岛。大陈撤退后，国民党军在浙江沿海仅剩一个南麂山岛。虽然台湾方面建议将该岛与金门、马祖作为一个“岛群”来防御，但美国政府拒绝了蒋的要求。2月22日，华东空军轰炸南麂山岛。无奈之下，2月25日，国民党海军舰艇接应守岛的4000名国民党军和2000名民众撤离。2月26日，解放军登上南麂山岛。至此，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解放。
国民党军撤离大陈
“第一次台海危机”是如何化解的
趁着浙东胜利的大好形势，粟裕总参谋长召集会议，研究华东沿海岛屿作战问题。5日，总参谋部向中央军委上报《关于攻打金门、马祖的设想》的报告。彭德怀同意先打马祖，请示中央。3月14日毛泽东批示：“马祖及其他任何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均应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
美蒋虽然成功组织了大陈撤退行动，但毕竟是一个失败的象征。美国政府也担心解放军会乘胜攻击金门、马祖乃至台湾。杜勒斯访问东南亚，在同缅甸等国首脑会谈时，一再表明美国决心保卫台湾和澎湖，希望能将这一信息传达给毛泽东和周恩来。3月10日他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汇报时指出：“台湾海峡的形势，比我访问前所设想的严重得多。中国共产党人决意占领台湾，放弃金门、马祖不能中止这种决心。如果我们要保卫金门、马祖，我们将要使用原子武器。”但是杜勒斯无法回答一个严酷的问题：如果受到攻击，蒋的军队能有多大忠诚？
艾森豪威尔也感到紧张。白宫智囊预计3月15日至25日是最危险的日子，如果解放军突然对金门、马祖发动两栖进攻，有可能取得胜利。艾森豪威尔决定采取强硬立场，3月1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记者问：“在亚洲的一次全面战争中，美国会不会使用战术原子武器？”他回答说：“在对付一个严格的军事目标上，是。”
美国公开的核威胁，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3月21日到31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研究国际紧张局势。毛泽东在两次讲话中强调：“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进行突然袭击。”华东军区和空军加强了空情监视，在有关空军基地增加了进入一等战备的飞机数量，研究了以保卫上海为主的防空作战的战术与指挥问题。一时间，华东沿海地区再次进入战备状态，台海危机一触即发。
由于美国的介入，使台海局势复杂化。中共中央决定改变策略，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以缓和紧张局势。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到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23日，他向各国记者发表了简短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
这是中国政府发给美国的一个信号。新中国正处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时期，需要和平的内部和外部环境。美国虽然对中国进行封锁和禁运，但经过朝鲜战争的较量，也不敢贸然对中国大陆发动战争。美国政府把握住了这个机会。5月，杜勒斯在维也纳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会晤，他建议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人施加影响，而美国对国民党人施加影响，大家同意不使用武力解决问题。8月1日，中美在波兰首都华沙开始大使级会谈，美国政府终于坐下来，与新中国商谈两国关系中的具体问题了，被美国称为“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局面缓和了下来。艾森豪威尔在这几个月中，领略了毛泽东“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他感慨地说：“路途坎坷，要有忍耐的勇气啊！”
在三方博弈中，唯一的输家是蒋介石。大陈岛的撤退不仅使国民党失去了反攻大陆的一个重要基地，也使他彻底丧失了东南沿海的战略主动权。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还敦促他放弃金门、马祖。一次次地在关键时刻被美国出卖，使蒋介石悲愤交集、刻骨铭心。回想1949年撤离大陆之时，依然幻想依托海空优势，先封锁大陆，然后进行反攻。然而到了1955年，他不仅被拥有现代化装备的解放军打得连连败退，连台湾本岛的安全也要仰仗美国军事力量的庇护。这个实力转换的过程，只有短短5年时间。
蒋经国离开大陈之前，还信誓旦旦：“我们还要打回来！”但士气低落的国民党官兵，谁还相信蒋家父子的空话呢？他们只有对着海峡遥望，期盼有朝一日两岸统一，回到家乡落叶归根。
彭德怀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是一次在全军范围内反“教条主义”的会议。在当时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党内“左”倾的错误思想影响下，这次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刘伯承、粟裕、萧克等一批同志，使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走了弯路，后果是严重的。彭德怀同志作为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的负责人，也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和总结报告发言人。由彭德怀传记组集体编写，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彭德怀传》谈到这件事，评价说：“这次军委扩大会后，在全军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反教条主义的运动。这致使绝大多数担任过训练工作和军事院校工作的领导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被迫进行检查，引起了许多干部不安心训练工作和院校工作，严重地伤害了这部分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同时由于批判和否定某些旧的做法之后，一时又拿不出新的办法来代替，打乱了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使军事建设工作和院校教学遭受了很大危害，给军事建设工作带来了不良后果。这次运动彭德怀虽然不是主要的发动者，但他的思想和发动者是完全一致的。加上他是这次会议的主要主持者，因而后人认为他对会议的错误应负更多的责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
我们认为：作为一位伟人，彭德怀同志的历史功绩是无可否认的。但是研究一位伟人，不仅要肯定他的历史功绩，也要研究他的历史教训，因为有时教训给后人的教益更为深刻，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由反“教条主义”转化成一场军队内部的政治斗争，这其中有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和人为因素，不应由彭德怀个人承担责任，也不是彭的本意。要搞清这些问题，目前还有困难，也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拟从建国后我军的建设方针和教育路线入手，探讨反“教条主义”的历史背景和发展演变，总结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一些教训，同时给彭德怀同志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由于掌握资料有限，这些意见是不成熟的，仅供参考。
一、建国后我军正规化建设的历程及争论的产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强大的正规化军队，担负起保卫国防、反击帝国主义侵略的任务。这就要求我军从战争年代的兵种单一、装备落后、编制和规章制度不统一和游击习气中改变过来，转化成多兵种合成军队、适应现代化条件下的作战，特别是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后，这种愿望越来越迫切。1952年毛泽东以军委主席的名义给军事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的训词中指出：“中国人民的建军历史，已经走过了二十五年的长期路程，在国际上除苏联以外，‘无与伦比’。但在中国人民尚未获得全国胜利之前，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其军事建设又尚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也就是装备简单低劣，编制、制度非正规，缺乏严格的军事纪律和作战指挥不集中、不统一及带游击性，等等，这些在过去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正确的。可是，自从中国人民获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之后，这种客观情况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我们现在已经进到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入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