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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放肆狂言，一气之下，猛然起身离去。寇准见状，一步上前拉住宋太宗的衣角，硬是将其拉回坐下。幸好寇准争得在理，免了一次杀身之祸。然而，他并不是次次都在理，次次都走运的。
寇准第一次被贬，就起因于他与政敌无理争吵，互揭其短。一日，寇准和温仲舒骑马并行，突然冲出个疯子挡住去路，向寇准山呼万岁。此事被寇准的政敌张逊得知后，派人向皇帝密告，揭发寇准有异心。寇准以温仲舒为证人，为自己辩护。由此在太宗面前引发了一场激烈争吵，使得太宗龙颜大怒，当下撤了张逊的职，同时也把寇准贬去了青州。
寇准最终被佞臣丁谓陷害，惨淡收场，溯其源头便是他那句直白的讽刺性的话：“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耶？”当年，寇准与丁谓关系亲密，在一次宴会上，丁谓见寇准的胡须上粘了些饭粒，便起身替他拂去。结果好心没好报，反而遭来寇准一句冷言，丁谓由此记恨心中，最终“大仇得报”，将寇准赶到了雷州，终结了他跌宕起伏的仕途。
欧阳修也干过污蔑良将之事
北宋仁宗时期的著名将领狄青含冤而死，这一悲剧给北宋的政治和军事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在两宋的发展史上，狄青是屈指可数的军事奇才之一。他身先士卒、运筹帷幄，为北宋王朝建立了卓越功勋。
在这一悲剧的酝酿及演变过程中，欧阳修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众所周知，在北宋的政坛、文坛及学术发展上，欧阳修均有重大建树和影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出色的文臣，竟以种种诬蔑之辞三次上疏宋仁宗诋毁狄青，对狄青被贬乃至身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一代名臣无端陷害一代名将，实在是匪夷所思。
从现有史料看，欧阳修曾三次上疏诋毁狄青，分别为宋仁宗至和三年所上的《上仁宗乞罢狄青枢密之任》、同年七月《上仁宗论水灾》第一状及当月《上仁宗论水灾》第二状。这三次上书中，欧阳修用尽污蔑陷害之词，言语上也多有蔑视和不敬，究竟是私人恩怨还是另有原因使他对狄青如此深恶痛绝呢？
可以说，欧阳修对狄青被贬产生了决定性作用。但是，他并没有置狄青于死地的想法。欧阳修之所以大骂狄青，都是北宋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恐武症”在作祟。
我们可能都知道宋代的江山是如何得来的，两宋历代帝王出于防止赵姓江山易手的考虑，在制度上处处对武将设防，特别是从宋太宗后期开始。随着北宋治国方略的改变、内部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宋辽、宋夏关系的演变，如何防范武将逐渐成为所有士大夫及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治理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影响和支配下，北宋的武将不管立下什么丰功伟绩，都不能摆脱文官的蔑视和反感。但是，宋仁宗时期，仁宗却对狄青十分青睐。原因其一，宋仁宗统治期间，军政弊端已经毕显无遗，在战场上的表现便是武将怯战避战的现象屡见不鲜，而狄青却充分表现出其出色的军事才能与战争智慧，为赵宋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其二，狄青不仅功勋卓著，且对宋王朝忠心耿耿，即文彦博所说的“忠谨有素”。因此，行伍起家的狄青在短短十余年间一跃成为枢密使，得到皇帝的宠爱。可是，这一事实却与文臣的核心价值观产生了严重冲突，最终，狄青成为文臣眼中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
在这种大背景下，欧阳修在其奏疏中频频使用鄙薄、蔑视狄青之语，也就不足为奇了。北宋这种畸形的文武关系，造成狄青郁郁而终的悲剧，也造成了北宋军事实力孱弱，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感叹，欧阳修如此聪慧之人，仍旧摆脱不了封建专制统治的枷锁和时代的局限，成为专制统治的工具。
欧阳修也写“艳词”
关于欧阳修是否曾作艳词，或纯属讹传，抑或事出有因，其间有其政敌毁谤诬陷之成分，但也有与其年少绯闻有关。
欧阳修确实是词作的集大成者。他的词作承前启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他的词作不光量大而且种类风格林林总总，数不胜数。他的词中有大量所谓的艳词，但是这些词作的作者并不全是欧阳修。而且被编纂的欧阳修词集名目繁多，有《近体乐府》《六一词》等，那么在收编的过程中出现大量的误收之作，也属正常。由于宋词高度繁荣，所以在宋词当中张冠李戴的现象很常见。如果我们对一些艳词主观臆断为欧阳修所作，那就违背了做学问的精神。
“见羞容敛翠，嫩脸匀红，素腰袅娜……半掩娇羞，语声低颤，问道有人知么。强整罗裙，偷回波眼……”（《醉蓬莱·见羞容敛翠》）从表面看，这显然是北宋很普遍的艳词。但对于欧阳修这样的大儒来讲这首词明显过于轻浮、淫荡。
“江南柳，叶小未成荫……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望江南·江南柳》）这首词描写的是幼年相识的少女，语句中有暧昧之句。此词如若出现在柳永这样的词人的作品中，想必读者不会惊奇，但如若把这词托名于欧阳修这样的词作大儒身上，就会令人惊诧。宋代文人追求自由开放的词风，文人风流也是当时的时代潮流，欧阳修年轻的时候估计也有一些风流韵事。既如此，作一些戏谑性的词作也属正常，但是没有如《醉蓬莱·见羞容敛翠》之淫荡，《望江南·江南柳》之暧昧。有史为证，曾慥在《乐府雅词序》中有这样的记述：“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辞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蔡绦所著《西清诗话》中道：“欧阳词之浅近者，谓是刘辉伪作。”《名臣录》亦谓：“修知贡巨，为下第举子刘辉等所忌，以《醉蓬莱·见羞容敛翠》《望江南·江南柳》词诬之。”
欧阳修确实写过大量的艳词，但是我们怎样才能正确地认识这些艳词呢？笔者认为只有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才能得到真实合理的结论。欧阳修的诗文以现实主义为主，但是其词作以风流为主。这与宋朝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关系，宋朝的文化定位其实很开放的，追求自由、喜欢怡情、任性如醉翁的欧阳修，写出大量别具风情的艳词也就很正常了。
欧阳修的艳词尽管引来一些非议，但是就从词作的发展来说，其意义非同小可。其细腻的描写，婉转优雅的词风，语言清新质朴，词中对男女情爱生活的表现手法独特，使宋词的发展迈向了新的台阶。
正如前文所讲，欧阳修的艳词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宋词中难能可贵的奇葩，我们不可以视为糟粕，更不能为贤者避讳。艳词非但不会降低贤者的社会影响力，反而更能真实地反映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生活。
我们对欧阳修的艳词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应该一言以蔽之，例如《近体乐府》中的一些艳词，不仅词风高雅，还有很深刻的积极意义。这些词甚至对宋词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王安石与苏轼的“爱与恨”
位列“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苏轼，皆是当时才华横溢的诗人和散文家，皆是年轻有为的朝臣栋梁。两人因缘际会地相逢于北宋王朝那个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年代，身不由己地陷入变法革新的党派之争不能自拔。政见上的背道而驰，使王安石和苏轼在官场上针锋相对。许多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因此大做文章，把二人说成不共戴天的仇敌。
1.党派之争，结下“不共戴天之仇”。
当时，王安石是坚定不移的变法派领袖，而犹豫不定的苏轼眼见新法在实施过程中被贪污腐败之人利用，成为盘剥百姓的工具，因此，无法苟同王安石激进的改革作风，走上了积极反对变法的道路。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准备变更科举制度，请求兴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罢除诗赋等科目，专以经义、论、策来考试。苏轼随即上《议学校贡举状》，论述贡举之法行之百年不可轻改，并得到宋神宗的召见。王安石对此极为不满。
之后，宋神宗想让苏轼编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强烈反对：“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当王安石得知神宗打算任用苏轼当谏官时，更是极力阻止，并派苏轼去做府推杂事的小官。
苏轼在任开封府推官期间，又呈上《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直言反对新法。而最令王安石忍无可忍的是苏轼的《拟进士对御试策》，其中提到：“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苏轼借此含沙射影地批判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不听劝谏、“独断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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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怒不可遏，向神宗谏言：“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请黜之。”几天后，他又对神宗说：“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恰巧朝中有人告发苏轼兄弟运父灵回乡的过程中偷运私盐，王安石立即下令彻查，并拘捕了相关人员审问。虽之后查明此事实属诬陷，但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交锋，苏轼自知已无法再在朝中待下去，于是请求外放，出任杭州太守。
2.惺惺相惜，堪称“文人相亲”之典范。
苏轼虽去，朝中反对变法之声不减。王安石在遭受诬陷之冤与丧子之痛后，罢相辞官，回到江宁老家。两人一先一后离开了庙堂之高而处江湖之远，终有机会冰释前嫌。
元丰初年，王安石的“朋党”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向神宗皇帝上奏，说苏轼“谤讪朝廷”。神宗震怒，传旨将苏轼逮捕入狱。不久，苏轼被定罪候斩。除其弟苏辙外，满朝文武无人敢为他求情。此时王安石身在江宁，待他得知这场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时，苏轼罪名已定，性命危在旦夕。想到国家正值多事之秋，而苏轼的确是个难得的人才，王安石立即派人快马加鞭赶至京城，将自己的亲笔书信呈给神宗皇帝。信中说道，目前国家正值用人之际，切不能因为苏轼写了一些不中听的小诗就错杀良才。神宗皇帝对王安石敬重有加，看过信后，觉得颇有道理，便下旨释放苏轼，将他贬到黄州。
元丰三年，苏轼奉命从黄州移居汝州。途径江宁，想起隐居于此的王安石，深为过去王安石能够不计前嫌冒死相救而感动不已，于是趁此机会专程拜访，以消除多年的隔阂。王安石听说苏轼来到江宁，马上披蓑衣戴斗笠，骑着瘦驴风尘仆仆地赶到渡口与苏轼相会。两人在江边煮酒和诗，通宵达旦。两人同游数日，畅谈甚欢。
事实上，两位集文学底蕴与政治卓见于一身的风流人物，从未成为真正的敌人。政见上不可调和的矛盾，仅仅在于各自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二者的初衷，都是为国为民，绝不存在对错之分、忠奸之别。王安石与苏轼，于文学中的相互钦佩，于政治上的彼此宽容，使多年的官场恩怨最终烟消云散，成为中国历史上“文人相亲”的典范。
陆游与唐婉到底是不是表兄妹
陆游，南宋著名爱国诗人，自言“六十年间万首诗”，今尚存9300余首，是我国现有存诗最多的诗人，生前就有“小李白”的美誉。他的一生遭受了太多的打击，仕途上遭受当权派的排挤、爱情上也给世人留下了一声叹息。
唐婉，字蕙仙，生卒年月不详。她是陆游的第一任妻子，后因陆母的原因，两人被迫分离。
关于陆游与唐婉是否是表兄妹？学界一直也是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野史《齐东野语》记述：“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后村诗话续集》《耆旧续闻》亦有关于二人关系的记载，大致结论就是，陆游的母亲和唐婉的父亲是兄妹，也就肯定了陆游、唐婉的表兄妹关系。
但从《宝庆续会稽志》里我们可以查证：唐婉祖籍山阴，父亲唐闳、爷爷唐翊。但陆母是唐介的孙女，祖籍江陵。两地相隔较远，况且两家并无宗亲关系，所以陆游和唐婉并不是表兄妹关系。
我们可以从陆游的《渭南文集·跋唐修撰手简》《宋史·唐介传》以及王珪《华阳集·唐质肃公介墓志铭》找到一些线索，陆母是江陵唐氏，陆母的爷爷是北宋三朝元老，所以唐介以下都有正史记载，唐介孙子的名字都是以下半从“心”字命名，即懋、愿、恕、意、愚、谰，并没有无“心”的唐闳，也就是说，唐闳并不是陆母的兄弟。那么陆游和唐婉的表兄妹的关系就无从谈起了。
在刘克庄的《后村诗话》中有这样的记述：“某氏改适某官，与陆氏有中外。”意思是唐婉与陆游被拆散后，嫁给一个叫赵士程的人。这个赵士程和陆家有亲戚关系。从陆游的《渭南文集·跋唐昭宗赐钱武肃王铁券文》、王明清《挥后录》以及《宋史·宗室世系》《宗室列传》《公主列传》中我们可以得出，陆游的姨母唐氏是宋仁宗女儿秦鲁国大长公主的儿媳，赵士程是秦鲁国大长公主的侄孙，可以得出赵士程的确与陆家有亲戚关系的结论。
我们可以仔细地分析，陆游和唐婉确实是从小一起长大而且青梅竹马，既然从小一起长大，感情固然深厚，那么在封建社会一个女子要在别人家长大，不可能没有任何关系。就像林黛玉进大观园一样。那么可以推出一个结论，陆家和唐家必定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表兄妹之说也就有其成立的可能性了。
另外从陆游的晚年的诗作《剑南诗稿》卷十四中我们可以看出，导致陆唐二人分离的原因是唐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