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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白居易逐渐长大了，他的才能也是与日俱增，五六岁就可以作诗了，到了九岁的时候便熟悉了声韵。因天资聪颖，再加上后天努力用功，白居易很快就在诗坛展露了头角。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白居易前往长安拜访名家，希望能够得到更多指点。
他来到声名赫赫的顾况府上，希望能够得到顾况的提携，可是顾况目中无人，看不起眼前这个小子，便出言讽刺：“京城的米价可是贵得很啊。”他意思是长安城不好混，让白居易知难而退。
但当他看到白居易的诗歌后，立刻又改口说道：“但像你这样有才华的人，一定能够在长安混下去的。”后来果真如顾况所言，白居易在长安城声名鹊起，诗名日盛。白居易的诗歌浅显易懂，意境清新，因此获得了普通老百姓的喜爱。他的诗歌在街头巷尾都很流行，男女老少都在吟诵。
会吟诵白居易的诗歌，还能自抬身价。当时有一名歌妓，她为了多挣一些银子，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客人面前吟诵白居易的《长恨歌》。这招果然很奏效，这位歌妓的身价就果真被抬起来了。此事传到了白居易的耳朵里，他知道后还颇有几分得意，在给朋友的信中，还提到此事，炫耀了一番。
白居易在诗坛的地位是不可撼动了，可是做一个成功的文人似乎不是他的终极理想，他还想要更大的发展。古时男子，自然都想在仕途上有一番作为，白居易也不例外，他也渴望能够建功立业，成就一番伟业。
白居易生活的时代，正好是唐朝衰败、走下坡路的时候。这个时期，最需要有勇有谋的人站出来施展才华。白居易就在这个时候，面对军阀割据、动荡局势，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发表的言论虽然都是忠言，但有些言辞过分激烈，时常惹得皇帝不高兴。
比如他上奏皇帝，希望皇帝能够精简后宫，遣散部分宫女，以减少开支。皇帝听后很生气，对白居易很是不满。可是白居易遇到他看不过去的事情，还是会直言劝谏，渐渐地招惹了不少敌人。这些人都在暗中使劲，希望能够扳倒他，后来有一次宰相被刺杀，白居易要追捕主谋。可是其他官员却乘机说白居易越权，然后又在皇帝耳边进谗言，白居易就这样被贬到了江州做司马。
仕途遭遇不顺，白居易不甘心就这样认输。他在江州期间，一直在等待机会，希望能够重返京城。而这个机会最终被他等到了，再一次返回了京城，白居易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逐渐学会了忍让，他不再像之前那样据理力争、得理不饶人了，而是学会了谦卑。
随着局势发展，他看到自己一心想要大展拳脚的地方竟让自己如此失望，白居易渐渐死了心，他不想继续留在京城。后来找了一个机会，自愿去外地做官，在晚年岁月里，他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
在外地当官的日子，白居易真正做到了享受生活。那个时候，他虽然已经年迈，但却在家里蓄养大量家姬，让这些女子学习乐舞，供他享乐。而且白居易还十分喜新厌旧，在十年之内，他就换了三批家姬。因为他觉得原来的家姬年纪大了，不水灵了。可是那个时候的白居易已经67岁了。
对待女人，白居易并没有他在诗歌中表现出来的那么怜惜。相传他有一位好友，好友的一位小妾名叫关盼盼，白居易的好友死后，关盼盼十年寡居，没有再嫁，白居易后来写了一首诗送给关盼盼，意思是谴责关盼盼没有以死殉夫，对不起亡夫。看到这首诗之后，关盼盼便绝食而死。
后来，白居易生了一场大病，好了之后，性情似乎也有所转变了。他先是遣散了自己府中的家姬，随后对其他女子似乎也有了点悲悯之情。逼死好友小妾的这个故事虽然未必是真，但白居易晚年沉迷声色却是确有其事。当然，人无完人，他的私生活不应成为我们诟病他的原因。我们记住的，还应该是他那些不朽的诗篇。
唐代诗人“追星”很疯狂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是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锦瑟》，李商隐是非常著名的爱情诗人，他那些情意绵绵的爱情诗打动了很多人的心，很多女子都是他的忠实粉丝。
“追星族”虽然是一个现代名词，但是在古代因为崇拜偶像，想和偶像见面的人也确实不少。中国的追星族，最早可以可追溯到唐朝。
那时有一位年轻人叫魏万，他非常崇拜诗仙李白，为了实现自己一睹李白风采的愿望，他不远千里从河南济源的王屋山下开始，沿途追寻着李白的足迹。他锲而不舍的执着行为终于得到了回报。半年之后，跋涉三千余里地的魏万在扬州追上了李白，当他见到李白时虽然风尘仆仆，但是即使这样他也感到十分满足。
杜甫也有很多崇拜者，其中一位就是著名诗人张籍。张籍崇拜杜甫已经到了痴狂的地步。他曾经把杜甫的诗集焚烧成灰烬，然后他又在这些灰烬中加入膏蜜，把它们当作十分珍贵的补药喝下去，并且坚持每顿必饮。张籍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坚信，吃什么就能补什么，他想通过喝杜甫的诗集灰烬让自己变得和杜甫一样有才华。
唐代的一些著名诗人即使落魄了却仍旧有很多人崇拜。王昌龄在被贬谪到龙标时非常落魄，他经常要和老仆人一起沿路捡拾落叶枯枝当柴烧，但是即使这样，擅长七言绝句的王昌龄还是经常遇到民众在路边向他跪拜、求诗。
苦命诗人贾岛，他身后也有很多的追慕者，其中最为疯狂的就是晚唐诗人李洞。他崇拜贾岛到了盲目的地步，人们都说李洞“酷慕贾岛”。李洞的头巾上放有刻着贾岛头像的铜片，平时他经常手持佛珠，但是他祈祷的并不是自己的平安，而是在为贾岛祈福。当他跟人交谈时，他一定会宣扬贾岛的好，当有人告诉他自己也喜欢贾岛时，他就会十分高兴地亲手抄一份贾岛的诗赠给对方，并告诉对方，阅读贾岛的诗一定要心存敬意，需焚香沐浴叩拜之后，才能阅读，就像阅读佛经一样。
宋朝著名的大词人苏轼也是备受人们尊崇的，他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力十分巨大。苏轼在杭州时就有女子因为仰慕他而不顾公婆丈夫的反对，来到他和朋友喝酒的彩船上，为他弹筝一曲。当苏轼离开海南时，岸边成千上万的仰慕者来为他送行。可以说人们不但喜欢他的词，他的为人，甚至连他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情趣都加以模仿，这就是现在我们都喜欢吃的美食“东坡肉”“东坡饼”“东坡鱼”等流传至今的原因。苏轼在有着悠久制壶传统的江苏宜兴小住的时候，便出现了风靡全国的“东坡壶”；不止普通百姓崇拜苏轼，连士大夫们也争相模仿苏轼戴高筒短檐帽，并将这种帽子称为“子瞻帽”。
以上这些追星的例子都比不上白居易，他既有疯狂的粉丝群，自己也是一名追星者。当时在荆州有一个叫作葛清的人，他狂热地迷恋白居易的诗，为了表达对偶像的崇拜，他在全身都文上了白居易的诗，一共有30余处，还为这些诗配上图画，如此疯狂的追星实属罕见。
白居易本身也是一个地道的追星者，他所崇拜的对象正是以情诗著称的李商隐。白居易晚年回家休养时，看到了李商隐的诗，非常喜欢，于是就常常对人说：“我死之后，来世能做李商隐的儿子就知足了！”通过这句话可以听出白居易对李商隐有多么的推崇。
白居易谢世几年后，李商隐生了个儿子，想起白居易的话，就给儿子起名字叫“白老”，算是对前辈遗愿的尊重。不料白老长大后木讷蠢钝，不怎么灵光，看来不像是白居易转世，倒像是郭靖的前身。著名的花花公子温庭筠就拿白老开涮：“你小子要是白居易的后生，那不是丢老白的脸吗？”
李商隐成牛李党争牺牲品
中国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它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消泯于清末。唐朝可以说是科举制度真正发展起来的时期，它对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士经验及教训进行了总结，进而开创了比较详明严密的考试取士制度，确立了一定的客观标准，也就是选贤任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让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有了打破严格的封建等级界线、进入仕途的机会。
然而，任何事情都是双面的，有利必有弊。庶族们的平步青云让养尊处优的士族们感到强烈的心理失衡。于是，正当文人才子们都在寒窗苦读，为挤过这道狭窄的入仕门而争得你死我活、头破血流的时候，一场政治斗争在文人间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就是“牛李党争”的时代背景。在当时，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牛僧孺、李宗闵对此毫不知情，一门心思想着如何中举，却在不知不觉中踏入了党争的泥淖。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长安举行科举考试，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策论中批评时政，得到考官的赏识，但因为二人在考卷中抨击了宰相李吉甫，于是李吉甫从中作梗，对二人久不续用。谁知此事却致使朝野哗然，争为牛僧孺等人鸣冤叫屈，谴责李吉甫嫉贤妒能。唐宪宗迫于压力，只得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另任命宰相。至此，朝臣分成两派，互相对立。但真正的“牛李党争”，是在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上台之后开始的。
唐穆宗在位期间，牛僧孺曾一度为相，一次科举考试由牛党人物钱徽主持，其中牵涉李宗闵等人。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指斥李宗闵等人主持科考舞弊。结果李宗闵等人被贬官，斗争逐渐趋于复杂化。就这样，朝廷中形成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两派，相互倾轧40余年。牛李两党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主要表现在：李党力主摧抑藩镇割据势力，恢复中央集权；牛党反对用兵藩镇，主张姑息妥协。
其实，这样的争论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可是自长庆元年以后，党争的内容已经看不到有丝毫意义，完全是些为了将对手打倒在地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唐代党争已经演变成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这正是唐代党争的实质所在。官僚之间的斗争不断升级、扩大。
那么，牛李党争之事与晚唐著名才子李商隐又有何干系呢？为什么说李商隐是牛李党争的牺牲品呢？原来，这一切都与牛党的令狐楚有关。据《旧唐书·李商隐传》的记载，李商隐少富文采，儒雅风流，深受当时镇守河阳的令狐楚赏识。按照这个节奏，在令狐楚的引荐下，李商隐的仕途必将一片辉煌。可不巧的是，镇河阳侍御史王茂元也对李商隐青睐有加，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商隐。王茂元是李党领袖李德裕的亲信，李商隐娶了王茂元的女儿，无形中就是靠拢了李党。此事被令狐楚知道后，大骂李商隐背信弃义，任李商隐多次找令狐楚解释，自己并无心与牛党为敌，仍得不到令狐楚的原谅。
由于处境尴尬，李商隐既没办法与牛党交好，失去了被引荐的机会，又不想借着岳父的关系走入政坛。再说李党对于李商隐曾与牛党亲密接触的事情始终有所忌惮，更不可能举荐他。结果满腹经纶、才情高绝的李商隐一生备受冷落，黯然而终。对于李商隐而言，他的心中并没有党派之分，不然他也不会私下结交文人，从不过问对方党属。不过，他的心坦荡自然，并不等于别人也同样拥有君子之心，凭君子之心结识小人，又如何能得善终呢？
看历史上历朝历代“朋党之争”，汉、明两朝主要是宦官与外戚或朝臣的权力之争，宋朝则是朝臣的政见之争，唯有唐朝的朋党之争畸形可笑，它不过是公卿显官集团（李党）同豪强地主、暴发户庶族（牛党）之间的冲突。这种斗争只会使一个国家越来越贫弱，并不是通过激烈的碰撞，会擦出新的火花，也没有正义与邪恶可言。所以说，处在此类夹缝环境中的李商隐，尽管有再大的才华，在备显无知的斗争中也一样要成为牺牲品。
为何君子、小人都不喜欢寇准
宋景德元年（1004），辽军大举侵宋，寇准力主抵抗，进而促成“澶渊之盟”，暂时稳定了局面，也为北宋之后100多年的和平发展提供了保障。此后，寇准受到了真宗的高度礼遇与信任，一路升任丞相。
然而，寇准的仕途跌宕坎坷，四起四落，最终难逃被贬至雷州（今广东海康）司户参军的厄运。究其原因，六字记之曰：“偏离‘正’，过于‘直’”。《宋史》中说到寇准时用得最多的就是“正直”二字。寇准的确“直”得令人佩服，但说他“正”，就见仁见智了。
“澶渊之盟”的功绩让寇准的权力欲望达到巅峰，使他毫无顾忌地独揽大权，肆无忌惮地插手丞相本无权过问的人事任免，更时常咄咄逼人地左右皇帝的决定。不仅如此，对朝中同僚亦是气焰凌人。寇准被贬之后得以重回权力之巅，出任西府枢密正使，宰相王旦的力荐功不可没。然而寇准根本不把这位晚于他为相的同僚放在眼里，不仅不通力合作，还处处针锋相对，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挑其毛病，上报给皇帝。然而王旦“宰相肚里能撑船”，认定寇准是难得的人才，不仅没有设计报复，反而多番在皇帝面前极力推荐，劝皇帝对其委以重任。相比之下，谁是小人谁是君子，一目了然。
寇准毕竟不是圣人，偏离正道亦不足为奇。然其至死不改的倔强耿直，着实令人叹服。不过为人太过正直，在官场行走就难免处处树敌。无论是对同僚，还是对皇帝，寇准较真起来丝毫不让，非论出个是非对错不可。
一次殿上议事，寇准言辞过于激烈，宋太宗几次打断都无法阻止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