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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生育。这里也有情理不通的地方，不能生育可以纳妾，为何非要弄得生离死别。这样也从另一面反映了唐婉可能不是陆母的侄女，因此表兄妹之说又陷入泥潭。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这是唐婉《钗头凤》中的句子。在横遭不幸的时候她说了句“世情薄，人情恶”，这是否从侧面反映了表兄妹之说纯属子虚乌有。陆游生性豪放，如若和唐婉从小一起长大，在其诗词中必有可查之作，我们没有找到这样的诗篇，但也不能否定什么。
在这里大致把各种关于“陆游与唐婉是否是表兄妹”的说法概括于斯，不论野史还是正史，我们考究的是论证的合理性和历史的真实性，不可偏颇其一，也不可全信，读者斟酌之。
大儒朱熹曾严刑拷打军妓
宋朝的大儒朱熹，号晦庵，是南宋有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他在哲学上继承二程理论，建立了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是儒家的理学大师。他所著的《四书集注》被明清两代定位为士子必读的教科书，对后世影响深远。
作为孔子的粉丝，他非常反对“孔子杀少正卯说”，认为这个言论是后人以孔子的名义散布的谣言，是故意污蔑孔子的。而朱熹本人在孔子的言论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其他理论，但都遭到了当时许多人的反对，其中一个叫作唐仲友的人反对得最为激烈。
在思想上，朱熹延伸了孔子的想法，但在行动上，朱熹却没有像孔子那样干脆利落，他一心想要从侧面打击唐仲友。当时，朱熹正好担任了两浙的盐官，便想从经济上抓到唐仲友的小辫子。
但可惜的是，朱熹审核来审核去，却发现这个唐仲友实在是个两袖清风的清官，这让朱熹十分郁闷。一计不成，他便想再生一计。为官之人最怕两件事：一是经济问题，二是生活作风问题。
既然经济上找不到纰漏，那就在生活作风上找茬子。唐仲友的把柄实在不好抓，于是朱熹便找了一个妓女，逼迫这个妓女承认自己和唐仲友有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朱熹本想着借这一招搞臭唐仲友的名声，好给唐仲友安条罪状，以拔除这个眼中钉，但他没有料到，他找的这名妓女居然不听他吩咐，死活不承认自己与唐仲友有奸情。
这让朱熹一时没了主意。按照当时的律法，官员是可以命官妓“歌舞佐酒”，但不可以“私侍枕席”，也就是说，官员只能欣赏妓女唱歌跳舞，但如果想干其他事情，那就是违法要治罪的。
朱熹找的这个妓女是一名军妓，名叫严蕊，朱熹没有想到严蕊如此有气节，他把严蕊抓进大牢，关押了两个多月，每天都是严刑拷打，但严蕊就是不松口。有几次严蕊差点都被打死了，可这个风尘女子却说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坚决不肯承认自己与唐仲友之间有私情。
后来这件事情越闹越大，就连皇帝都知道了。皇上派了钦差大臣下来调查，那个钦差大臣十分佩服严蕊的气节。在调查清楚此事之后，不但还了严蕊的清白，还准许她从良。严蕊当堂便填词一首来明志，表明自己的决心：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此案到此也算是完结了，唐仲友最后终于逃过了一劫，冤狱得以平反。而制造这起事故的朱熹因为名气实在太大了，皇上也不好对他怎么样。最后只能将他调离，让他换个地方做官了事。
说起来，朱熹也算得上是一名圣贤之人，他和孔子虽然不是同一时代，但在后人眼中都有着“神圣”的一面。但在这神圣的背后，我们也能从中看到古代文人的内心深处，一般看不到的角落。
朱熹虽然被人推崇为圣贤，但他毕竟也是人，是人就有人性的弊端。朱熹作为旧知识分子，清高、傲慢、读死书、认死理，是一条道走到黑的文人。不然他也不会按照“未有物而有物之理”的理学观念做事，不会凡事都从“理”出发去判断事物的真伪。
明朝凌濛初《拍案惊奇》有一则关于朱熹断案的故事，故事中说道朱熹在福建崇安县任知县时，一个小民状告县中大姓夺占了他祖先的坟地，而大姓却拒不承认。朱熹去实地勘察后，挖掘出坟地里埋着的“某氏之墓”的墓碑，正是小民的姓氏，再加上朱熹本就认为夺占这种事只有大姓才做得出来，于是他便将坟地判给了小民。
后来大姓不服，继续上告。这件官司闹得很大，一时之间人言纷纷。朱熹认为这是大姓的力量大，影响了舆论导向。他感叹世风日下，真理难行，一气之下便弃官隐居了。朱熹断错了案还拒不承认，这和他坚持的“理”是世界本原的客观唯心主义有关。
朱熹有着文人刚愎自用的心理，他不反省自己断案是否有疏忽的地方，反而在众口难调的时候赌气，拂袖离去。这等傲慢与偏见，正是那时文人固执心理的表现。
犯颜直谏的海瑞靠什么平安无事
嘉靖年间，海瑞抬棺上疏，直言进谏。“抬棺上疏”是后人对海瑞冒死进谏的叹服之词，虽有些许夸张，但也不算过分。
历代王朝，多的是直言进谏之忠臣良将，为何独海瑞因上疏而名声大噪？这不得不从嘉靖皇帝的独断专横说起。
嘉靖皇帝朱厚璁，本为藩王长子。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染病身亡，膝下无子，也无兄弟，于是身为武宗堂弟的朱厚璁被群臣迎至京师，登基为帝。即位后，嘉靖皇帝想追封亲生父亲兴献王为太上皇，而众大臣却坚持认为嘉靖皇帝应过继到明孝宗膝下，以保证嫡系即位的正统不受歪曲。一边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一边是维护正统的群臣，谁也不肯做出让步。嘉靖三年，吏部侍郎何梦春、修撰杨慎带领200余名朝臣冒死进谏，长跪左顺门下号哭不起。嘉靖皇帝不仅不为所动，反而命侍卫将群臣逮捕，施以廷杖之刑，更将18人杖死，毫不留情。
嘉靖在位期间，直谏敢言之臣不是被杀就是被贬，剩下的，尽是敢怒不敢言之辈。如此一来，海瑞的大胆进谏就成了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事。
嘉靖四十三年，海瑞任户部主事。他对嘉靖时期“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深感忧虑。当时的嘉靖皇帝已经20多年不上朝，整天深居西苑不出，斋醮玄修，妄求长生不老。海瑞忧国忧民，眼看国力日衰，不得不冒死向皇帝呈上《治安疏》，直言不讳地批评嘉靖皇帝迷信道教，大兴土木，竭尽民脂民膏；不视朝政，以至法纪废弛；听信道士妖言，不与皇子们相见，以至父子之情淡薄；在西苑深居不回宫城，导致夫妇之情淡漠……正是这些荒唐的举止，导致“天下不直陛下久矣”！
海瑞果然胆识过人。面对如此蛮横的皇帝，语气稍重都得提心吊胆，更何况他句句铿锵，言之凿凿，直指皇帝的为政弊端呢？就连海瑞自己也预计上疏之后难逃一死，事先安排好了后事。然而，结果却出人意料。
虽然嘉靖皇帝看后勃然大怒，命随侍的宦官“趣执之，无使得遁”，然而在得知“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童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之后，嘉靖皇帝沉默良久，拿起奏疏反复阅读。最终只将海瑞关押入狱，并未执行死刑。
对于嘉靖皇帝没有立斩海瑞的原因，后人做出了不少推测。一说海瑞官职虽小，却有清正刚直之名。其居官清廉，刚直不阿，救济黎民，有“海青天”之称，深得百姓尊敬与爱戴。若杀海瑞，则天下震动；二说嘉靖皇帝欣赏海瑞，认为可以“以作治贪之利器”；三说嘉靖为向天下人展示其虚怀纳谏、宽宏大量的帝王气量，故放海瑞一条生路。
当然，也有人另辟蹊径，从《治安疏》中寻找答案。海瑞上疏，开篇即将嘉靖皇帝比为汉文帝，更言“陛下天资英断，过汉文远甚”。在此前提下，才开始列举当今朝政之弊端，并将弊端之源归于“陛下误举之，而诸侯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正言者，谄之甚也”。尽显“皇帝英明”而罪在他人之意。尤其是奏疏的结尾，海瑞又将嘉靖皇帝与“尧、舜、禹、汤、文、武”并列，只要“陛下一振作间而已”，则“天下何忧不治”？如斯谏言，只要有机会让皇帝静心细读，便能体会其中的用心良苦，可免杀身之祸。这正是海瑞的过人之处。
上疏之事，让海瑞天下闻名，流芳千古。史说“上自九重，下及薄海内外，无不知有海主事也”。值得一提的是，海瑞入狱不到两个月，嘉靖皇帝驾崩，新君即位后便下诏释放海瑞。若非如此，恐怕海瑞躲得过阎罗王的召见，也逃不过不见天日的牢狱之灾了。
曹雪芹祖父的真实身份
雍正是一个生性多疑的帝王。他继位后，为了提防臣子有野心，便安插了许多眼线，这些眼线会将大臣们的一举一动都向他汇报清楚。在清人赵翼的《檐曝杂记》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情：
雍正在位的某一年，刚过完新年，掌修国史的翰林院修撰王云锦，在上完早朝回到家中后，因为觉得十分无聊，便请了几个朋友到他家中打牌、玩游戏，玩过几局后，忽然发现有一张纸牌找不到了。众人翻遍了四周也没有找到这张纸牌，因为缺少纸牌，游戏无法继续，大家只得悻悻散场。
过了一阵子，早已将此事淡忘的王云锦向雍正汇报完工作后，雍正忽然问起了那一天，王云锦在干什么？
回忆一番后，王云锦老老实实地告诉雍正他那天在家里玩牌，雍正听后显得很满意，他夸赞王云锦诚恳实在，然后从袖子里掏出了一张纸牌。王云锦一看，正是当日家里丢失掉的那张纸牌，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假如刚才王云锦说了谎，那可能就会惹来杀身之祸。可见王云锦一直是处于雍正的监视之中的。至于监视者是当天一同玩牌的友人，还是家中的仆人，抑或是躲在暗处的某个卫士，根本不得而知。
为雍正卖命的情报人员来源于各个阶层，各个地方。不要认为替皇帝当情报员的都是无名小卒，其中也不乏身份显赫的政要。清代值得一提的大间谍应该算是曹雪芹的爷爷曹寅了。曹雪芹因为一部《红楼梦》名垂千古，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却鲜为人知。不过在当时，曹寅也要算是皇室的红人。
曹寅作为康熙皇帝的伴读，二人从小一同长大，康熙对他十分信任。康熙继位后，便任命曹寅为江宁织造。这个职务是个肥差，是内务府里最有前途，也最能捞油水的职位。除了为宫廷采办购买各种御用物品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隐蔽职责，便是暗中查访民众的意愿、社会风气等，相当于一位皇室便衣调查员。
曹寅除了每日的日常工作外，还要负责将他调查到的各种消息、舆论动向，以及各级官吏治理政务的绩效等等大小事宜，通通整理好汇报给朝廷。换句话说，也就是担任了皇帝的耳目，是一名间谍。
能担当此重任的必然会受到皇帝的青睐，所以曹家显赫一时也不足为奇了。但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仗着皇恩浩荡发达起来的曹家，自然也就避免不了皇恩尽失后的衰败。
在《海滨人物抄存》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天津人周人骥是雍正丁未的进士，曾任礼部主事一职，后来他到四川考察学务三年。在任期间，周人骥勤勤恳恳，遵守礼法，操守廉洁，政绩十分优秀。就在他任期将满，即将回京的前夕，他的一位仆人向他辞行，周人骥感到很奇怪，便问道：“我马上也要回京城，向皇上复命，我们可以一起动身，你何必急于这一时就离开呢？”
那个仆人说道：“我也要回京复命，而且必须要比你早回去。”在周人骥的追问下，这个仆人才说自己原来是大内的一名侍卫，是在周人骥要来四川任职时，朝廷派来监视他的。这次回京，仆人就是要把周人骥的表现向朝廷汇报，以便于朝廷进行奖惩。
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清代雍正时期的官员时刻处于一种高压威慑的环境之中，如果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潜伏在四周的告密者告密，从而招致杀身之祸。曹雪芹这个大家族的衰败也是因为告密者告了密。
清朝的官员在高压政策下，逐渐失去了自己的人格尊严，普遍怀揣着一种畏惧不安的心理。首先想到的是迎合，见风使舵。当时一个名叫李祖陶的人对社会风气进行了准确而生动的描述：“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人心世道，实有关系。”
刘墉怎么可能是“罗锅”身材
前几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不仅引起了全国关于反腐败的大讨论，轰动一时，而且剧中主人公那刚正清廉、不畏权贵、幽默诙谐的“罗锅”形象，更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成为平民百姓茶余饭后的美谈佳话。
电视剧的创作与演绎，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却也掩盖了历史的真相。当我们拨开层层迷雾，便会发现，这位声名显赫、清誉卓著的“宰相刘罗锅”，既非宰相，更非罗锅！
既然有“宰相刘罗锅”的说法，为何又说刘墉不是宰相呢？这就不得不提封建王朝的宰相制度了。明朝以前，历代王朝均有宰相辅佐皇帝处理军国大事，只是称谓稍有不同。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由于疑心太重，为防止高官重臣夺权谋反，便下令废除宰相一职。其后，明朝设立了“内阁”，成员为“殿阁大学士”，由皇帝钦定，协助处理国家大事。到了清朝，“清承明制”。清朝雍正八年时取消“内阁”，建立军机处。而皇帝之下统管文武政事的最高行政官员便是“大学士”。之后的“军机大臣”和“总理大臣”，都是跟大学士一样的权职。
虽说此时的大学士与前朝历代的宰相相比，权力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