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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克拉苏也有烦恼：有一个对手胜他一筹，政治的危险性法则好像根本不适用于他。如往常一样，庞培老是抢他的风头。在克拉苏策划着掌控实权时，庞培从不放弃享受权力的荣耀。他游戏似的扮演了一阵将军的角色，之后，迅速地成为军事天才；他还同样迅速地成为罗马最喜欢的人物。这个“少年屠夫”有着孩子般的魅力。“他的脸皮真薄啊，”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一感到被人注视，他的脸立刻就红起来。”34公众认为脸红既是他们的英雄依然年轻的可爱标志，也证明了他稚朴的诚实性格。当有人抵制他如彗星似的崛起时，这些看法就显出它们的可贵来。谁不希望能像庞培那样，抓住获取荣誉的机会一飞冲天？罗马人容忍的其实是庞培的经历。之所以不嫉妒庞培，原因是他活出了罗马人内心最深处的梦想。
对于庞培超级明星的地位，连苏拉都不得不表示敬意。庞培是个被惯坏的孩子，没有人敢于像他那样试探独裁官的忍耐力。在非洲打败马略派的部队后，庞培渡海回到了意大利。他拒绝了立刻解散军团的命令。不是想推翻苏拉的统治；出于孩子似的心态，庞培想要一种新的、倍受瞩目的款待方式，想要一次凯旋式。半是嘲弄、半是赞赏地，苏拉曾认可他的门徒被部下赠予的“伟人”称号，但这次，苏拉犹豫了。毕竟，此时的庞培连元老都不是，而凯旋式是极崇高的荣誉。庞培以他惯常的无礼对待屈尊俯就的态度，面对年迈的独裁官时说，“更多的人崇拜的是朝日而非夕阳”。35衰老的苏拉最终做了让步。因胜利而张狂的庞培如愿以偿，在盛大的凯旋式中骑马穿行在街道上，兴高采烈地面对崇拜者。毫无疑问，他又脸红了。这一年，他还不到25岁。
经历了这样的兴奋时刻后，乏味的传统政治生涯对他再没有吸引力。“伟人”庞培没去争取会计官。苏拉死后，他帮助卡图卢斯平息了一次军事叛乱，然后又耍了他的拿手好戏，拒绝解散他的部队。这次也不是他自己想作乱，而是因为他喜欢当将军。他要求派他到西班牙去。行省仍有马略的人，元老院虽然认可了他的指挥权，倒也不完全是屈服于讹诈。在那里平乱已证明是苦差事，危险甚至多过了回报。卡图卢斯和他的同事很高兴让庞培走。
克拉苏肯定希望看到他的年轻对手摔跟头，庞培则再次用令人难以忍受的成功回答了众人。战争打得很艰苦，但叛乱渐渐被平息了。克拉苏从未把庞培的伟人称号当作笑话；此时，周围的人提到这个称号时，他听到讽刺的意味越来越少。公元前73年，克拉苏成了司法官，而庞培正忙于对付最后的叛军。西班牙行省曾为克拉苏提供第一支军队，现在，庞培安插上自己的被保护人，将它经营成稳固的后方。很快他就要返回罗马，头顶耀眼的光环，身后追随着久经战阵的老兵。显然，他会第二次要求凯旋式。那以后将发生什么事，谁能说得准呢？
面对庞培的威胁，克拉苏看来要调整他的战略了。他的巨大声望仍半遮半掩着，现在到了大张旗鼓地公开的时候。克拉苏不是塞提古斯，知道缺少荣誉的权力总是有限的，尤其在与庞培这样的对手竞争时。他需要一次巨大的胜利，立刻就要。可是，在哪里？与谁对阵？合适的敌人少之又少。
意外地，如晴天霹雳一般，他的机会来了。
角斗士来了
公元前73年，夏天过了一半的时候，坎帕尼亚的角斗士暴动了。在这个地区，角斗如同牡蛎养殖和房产的豪华装修，已成长为一项重要的产业。它是坎帕尼亚土生土长的一个行当，早在罗马人出现在这里以前就有了。那时，在坎帕尼亚和萨谟奈，武装战士们经常在墓地决斗，以慰藉死者的亡灵。后来，罗马人对这种流血仪式来了兴趣，将它商业化了。角斗士依然保留着传统的萨谟奈武士装束，戴着有檐的头盔和难看的短冠饰。随着时间的流逝，萨谟奈人的独立已成遥远的历史，这些武士也越发令人感受到一种异国情调——像动物园的动物受到保护，以免它们灭绝一样。
对罗马人来说，角斗业之所以有吸引力，其中的异国风味非常关键。共和国的战争离意大利越来越远，人们担心罗马的尚武精神会逐渐消失。公元前105年，角斗业成为罗马第一项由政府组织的运动。执政官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让民众近距离感受野蛮人的决斗。因此，角斗士不是打扮成军团战士，而是以共和国敌人的奇异面貌出现——萨谟奈人、色雷斯人或者是高卢人。然而，除蔑视和厌恶外，在广场这个罗马的心脏地带，他们也激发起人们的钦佩之情。尽管上流社会假装这项运动只是为平民举办的，但事实上，角斗士的勇气感染了每一个人。“即使倒下了，他们也不失尊严，更不用说奋力搏斗的时候了，”世故的西塞罗热情地赞道，“除了已死去的，你可曾见到倒地的角斗士扭动过脖子？”36在被击败的外国奴隶的身上，罗马人发现了某种他们极为敬佩的精神。
角斗士是一面镜子，扭曲地映照着观众的形象。通过这种最原始、最激烈、最野蛮的形式，罗马人体会到追求荣誉的后果。竞选执政官的元老和为生死而战的角斗士有什么真正区别吗？打一开始，两者都让罗马人激动不已。在共和国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对暴力着迷是很自然的。场面越是血花四溅，罗马人越是着迷。这种残杀的警示意义也是惊心动魄的。一旦竞争的意志摆脱了一切禁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角斗士提供了明白无误的例子：不是像罗马人那样受到传统与责任的约束，而是像野蛮人一样搏斗；鲜血流淌在沙地上，尸体用钩子拖走。内战中，共和国濒临崩溃的边缘；如果它真的灭亡了，公民将和奴隶一样，免不了这样的命运。
然而，之所以将角斗士训练学校集中在远离罗马的坎帕尼亚地区，人们还有另外一个理由。罗马人认识到角斗士精神的野性和凶残，担心它会在公民中生根发芽。公元前73年夏，人数不足100的角斗士逃跑了。罗马人如临大敌，派出了3000人的军队，由一位司法官率领着去对付他们。逃亡者躲藏在维苏威火山的山坡上，罗马人扎下军营准备困死他们。角斗士知道对手软肋的位置。山坡上长满了藤蔓，角斗士利用它们结成绳梯，滑下悬崖，绕到罗马人背后发动进攻。军团溃散了，角斗士夺取了营寨。更多的逃亡者加入进来。他们熔炼了脚镣，打造出剑；训练捉来的野马，组织一支骑兵。坎帕尼亚地区刚刚从苏拉造成的浩劫中恢复，现在又遭到奴隶们来回地冲杀劫掠。诺拉再次被围，再次被抢劫。又有两支军队溃败，一位司法官遭重创。他的侍从和座骑都被活捉了。
原是临时拼凑的游击队现在成了一支有严明纪律的庞大军队，人数达120000。这应归功于最先发动起义的领导，一个叫斯巴达克的色雷斯人。成为奴隶前，他曾是罗马人的雇佣军。斯巴达克不仅有着角斗士的强健体魄，也非常机敏老练。他认识到，如果起义军一直待在意大利，被激怒的主人消灭他们是早晚的事。公元前72年春，他带着队伍向阿尔卑斯山进发，背后有格利乌斯·帕布利克拉率领罗马军队追击。多年前，格利乌斯曾拿雅典哲学家开玩笑，让朋友们乐不可支。此时，他刚被选为执政官不久。在他同斯巴达克交战前，起义军已经遭遇守卫北方边界的罗马军队，并打败了他们。通向阿尔卑斯山的道路打开了，自由的大门打开了。然而奴隶军没有“进门”。他们掉头南下，与格利乌斯的军队擦肩而过，重新回到前主人的心脏地带。那是他们先前竭力要逃出的地方。
罗马人对此大惑不解。一种说法是他们太自信了：“奴隶都是笨蛋；因为许多人的加入，他们愚蠢地有了信心。”37事实上，发现意大利还有那么多别的奴隶，角斗士们的确倍受鼓舞。在共和国的征服战争中，抢夺来的人口一直是战利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确立了霸权，罗马人在地中海地区转运俘虏和商品一样便当。奴隶贸易极其繁荣，造就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人口转移。可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被割断与故乡的联系，带到帝国的中心，为他们的新主人流血流汗。最穷的公民都可能有一名奴隶，富有之家就更多了，多到有的奴隶没有活可干。为了证明钱没白花，主人不得不挖空心思，为他们想出一些奇怪的工作，诸如拂去塑像的灰尘、写请帖、缝制紫色的衣服等等。当然，就奴隶而言，这些活太轻巧了。但绝大部分奴隶都得累死累活地干，尤其在乡村，那里的奴隶处境最糟。他们被成批地买下，烙上印记，戴上镣铐，然后就从早到晚地忙活。晚上，他们被锁在拥挤的大棚子里，没有一点儿个人空间，没有一丝一毫的尊严。给他们的食物仅够活命。“治疗”疲劳的办法是鞭打，对不服从者，有精于各种酷刑的人收拾他们，有时会直接处死。残废与年迈者干脆赶出家门，就像对生病的牛和破裂的酒坛一样，根本不关心他们会不会饿死。总而言之，罗马的农学家不厌其烦地提醒读者，为无用的工具花钱毫无意义。
靠着这种残酷的剥削，共和国的一切高贵事物才有了它们的基础——无论是公民文化，对自由的热切信念，还是对羞辱和坏名声的恐惧。有了其他人的强迫劳动，公民才有闲暇献身于共和国。不仅如此，奴隶还满足了更微妙、更恶劣的需求。“没有其他人的所失，就没有一个人的所得。”38罗马人认为理所当然。一切地位都是相对的。如果所有人都是自由的，自由还有什么价值？连最穷的公民也知道，他比待遇最好的奴隶高贵。不自由，毋宁死。共和国的全部光荣历史都证明着这一点。接受被奴役的地位，就应该接受奴隶的命运。罗马的逻辑就是这么简单，人们想不到去质问奴隶遭受的残酷剥削，更不用说奴隶制本身的合法性了。
奴隶也接受这种逻辑。没有人反对自由与不自由的界限，反对的只是自己在其中的位置。起义军的追求不是打破奴隶制，而是先前主人们的特权。因此，他们会时不时强迫罗马俘虏相互角斗：“原来的演员现在成了观众。”39只有斯巴达克是为真诚的理想奋斗，在古代世界的奴隶起义领袖中鹤立鸡群。他力图在追随者中建立平等主义，均分战利品，禁止他们私藏金银。这种乌托邦似的尝试未能成功。大肆抢劫的机会太有吸引力了，绝大部分奴隶都无法抗拒。罗马人相信，这是奴隶没有把握住命运的另一个原因。跟意大利的诱惑相比，家乡的沼泽地和森林算得了什么？面对抢劫的贪婪欲望，起义军的自由梦想屈居其后。在罗马人看来，这是他们“奴性”的有力证据。40确实，奴隶们只想过上主人那样的生活，享用其他人强迫劳动的产品。即使在横冲直撞的时候，奴隶们仍是罗马理念的一面镜子。
毫不奇怪，看着奴隶们成功地抢过来杀过去，罗马人慌了。格利乌斯的军队已遭败绩，共和国的其他军队远在海外，突然之间，危险迫近首都。克拉苏行动了。以前没有机会，他也不曾吹嘘可以养起一支私家军队。现在不一样了。他在元老院的支持者也被动员起来。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两位执政官被剥夺了两个军团的指挥权，全部转给克拉苏。这位最高统帅立刻开始征兵，把军队扩大了4倍。既然赢得了成为共和国拯救者的机会，他不打算浪费。有两个军团违令与斯巴达克交战，结果遭到失败；克拉苏的反应是恢复恐怖的古代“十杀一令（decimation）”，不分遵令者与违令者，勇敢的与胆小的，每10人挑出一个，毒打至死，还强迫其他人在一边观看。军令的威严建立起来。与此同时，克拉苏也向敢于加入斯巴达克的奴隶发出了警告：别指望仁慈的对待，这位将军对自己人都这么严厉。尽管冷酷无情，克拉苏总是再三考虑后才行动。借着一个血腥的姿态，这位无耻掠夺房产的百万富翁摇身一变，成了旧价值观的坚定支持者。克拉苏当然清楚，恢复罗马人的传统纪律肯定能打动共和国的选民。
克拉苏牢牢地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开始加固首都城防。斯巴达克的反应是退到更远的南方去。在那里，他能找到新的兵源。离开兴旺的、城镇林立的中意大利，起义军穿行在一个个沉闷的大庄园间。荒凉的平原上，只有一些锁在一起的奴隶劳作着；山地几乎看不到什么人，除了偶尔有来自外国的奴隶赶着牲畜走过。曾经一派繁荣景观的城镇和乡村，如今成了“意大利荒原（Italiaesolitudo）”。克拉苏赶着起义军远离罗马，穿过荒原，最终将他们逼到靴状半岛的脚后跟处。此时冬天已临近，为免猎物逃脱，克拉苏从海岸一端到另一端建起一道封锁线。斯巴达克发现自己掉进了陷阱。他发动了两次拼死反击，企图打破军团的壕沟与高墙防线。两次都没成功，克拉苏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同他的猎物一样，克拉苏也快绝望了。没有时间了，另一个远比斯巴达克危险的敌人逼近了。在西班牙待了五年后，庞培正在赶往罗马。
斯巴达克了解这一点后，利用克拉苏的焦虑情绪，提出了谈判的要求。克拉苏轻蔑地拒绝了。斯巴达克的反应是在克拉苏防线能看得清楚的地方，将一个罗马俘虏钉上十字架。整整一天，寒风把这个垂死的人的惨叫声送进同胞的耳中